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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在拍电影《大笑江湖》的纪录片,过一段时间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拍摄的感受,也是很有趣的过程。最近特别想写写纪录片中拍摄者与被摄者的关系的建立,上次在北大做讲座,很多同学也都问到我这个问题,索性提出来大家简单探讨下吧。夏安。
日本的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一直强调: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二者之间,任何一方的强势都会使生活原貌发生变化。有的被拍摄者有表演欲,他会突出自己想要突出的东西。拍摄者强势的话,他会按着他的想法要求被拍摄者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建立两者的良性关系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这一点常常让很多人对纪录片望而却步,也使很多片子很难继续下去,不得不面临放弃。当你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人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你拿着摄像机,这是一个侵入的方式。无可否认,你已经进入了别人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他自身秘密的集合体,都不希望被他人破解。剧情片中对非职业演员的控制是建立在虚构的共识之上,虚构的行为不构成对个人本来面目的威胁。而纪录片中的被摄者常常要保护自己,有时要尽力去掩饰。导演渴望揭露真实,但又要尊重个人的隐私,这个度确实很难把握。
基耶斯洛夫斯基坚持:“纪录片不应该对片中人物造成任何影响,尤其是他们的人生观。这是纪录片的陷阱之一。我既没毁坏,也没抬举过我纪录片中的人物……”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拍摄者不是去窥视别人的生活,而应多把自己当成被摄者生活的一部分,不要有太多的主观介入,让被摄者平凡地生活着。在无数的平凡中,会发现闪光点。这取决于制作者的修养和观察的能力,以及看问题的方式和深度。导演不应故意加以干涉而应该是有效的去发现和对细节把握。但是如何与被摄者接近,被摄者怎样才会信任你?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个体,想去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对方对你也有了兴趣,然后彼此间就这么自然而然的互动。在拍摄芭蕾这个题材时的几年前,我也是一个芭蕾的门外汉,我们和芭蕾舞演员的关系建立就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一开始我对她们的了解仅仅是书本上的。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题材时,我发现她们生活中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群体是很封闭的,而且也很难被外界了解,她们从小到大都过着集体生活。和外界有一种疏离的感觉,演员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可以说,这是目前我拍过的纪录片中在把握两者关系上最为困难的一次。一开始也着急,但是我提醒自己在拍摄中去发现一些乐趣。慢慢的,在拍摄和对她们的认识过程中我也对芭蕾本身和演员们产生了兴趣,想去了解她们,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渐渐的,我对这门艺术的了解也与日俱增。对芭蕾舞演员的特殊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当她们遇到困惑时也会跟我主动倾诉。当她们对你产生信任时,更应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其实很多时候当你真正对件事,或一个人产生关注的兴趣时内心会很真实,很清透。少了杂念。这样反而能够把问题看得更加透彻,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细节,被摄者也感受到你内心的真诚,彼此更真诚的互动,从而顺利的完成了拍摄。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和助手们把每一次拍摄当成最后次。并不是要让自己紧张起来,而是意识到世间生命的无常,值得去珍惜每一次和拍摄对象相处的时间。有了这样的心态,你能坦然而平和的面对和解决很多拍摄上的问题,也有了更多的信念。
在纪录片创作中,常常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拍摄者君临一切,完全按照导演的意图来安排这安排那,而被摄者成为一个不许看镜头的棋子:要么被摄者就是上帝,拍摄者不必劳神费心,如实记录即可。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拍摄者和被摄者都是具体生动的人,在拍摄现场他们也在互相影响互相给予。实际上,一旦被摄者的主动参与和拍摄者的适当回应——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必然会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形成一种情绪,氛围上的互动关系。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给纪录片带来了新的景观。双方应该更为自然的相处,不管拍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地位或高或低,都要保持一种平等的心态,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尊重个体的生命,这样对方也才会尊重你。
我认为,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但并不是打成一片的关系,打成一片未必能拍出好的纪录片。它是一种靠近的关系,一起经历一段时间,面对现实的一切,实际上这种关系是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去建立的。不可能一开始就到一定的程度,那很虚伪。作为一个记录者,一定是一个有情感的人。纪录片讲究冷静客观,但是冷静不等同冷漠,对人对事充满感情和关怀才能拍出好的作品,哪怕现实很残酷。在拍摄别人的同时其实在反观自己,纪录片的拍摄是一个互相给予的过程。互相给予的前提是互相了解。你是在拍摄时互相了解的过程中跟对方互相了解的,这跟多少顿饭局没有关系。拍摄过程中建立的关系反而不是脆弱的,因为你们一起分享了一段生命的时间,或者说你见证了对方很多成长的时刻。当你在拍摄对方时她其实也在观察你。这里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他了解到你的心态和你值不值得他报以信任。对于纪录者来讲,这是一个很难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它直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关注下去,直接影响片子的成败,因为镜头是骗不了人的。纪录片的力量和魅力在于视觉,在于对应时的默契。苦难固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可是,艺术家的责任更是发现超越困顿与绝望的力量,并在现实里给绝望的人一些悲悯和关爱,并给予希望。拿着摄像机就已经介入了别人的生活,记录者常常是在别人的生活中观照和反思现实中的自己。所以我们更应在关注现实的同时更应该对人有种悲悯的情怀,这是关系确立的前提。因为曾经的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在刚开始拍摄芭蕾舞团的演员时,我更愿意在镜头里去观察她们,记录她们,但是很少跟她们聊天。其实我跟很多团里的演员年龄相仿。我一开始觉得芭蕾舞演员看起来非常孤傲,不爱与外面的人更多的沟通。我怎样才能接近和真正了解她们,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一段时间,后来我索性摒弃杂念,认真专注于拍摄,很自然的与她们交往,也并不多言。突然有一天下午,在我拍摄主要演员排练时,一个女演员走过来笑着跟我讲:“甘露,你的那个发卡怎么不戴了,很好看……”我说:“什么发卡呀?”她说,就是你第一次到我们团来拍摄时戴的那个。我都忘了,可是她甚至记得它的图案和颜色。这一点让我很吃惊,但是同时我也明白了,其实你在拍摄对方时她们也在很细致的注意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发卡。仿佛打开了一扇窗。从这一刻起,我们感觉少了距离。后来我也清楚她们练功和排练时是刻意保持沉默的,用她们的话讲,“一说话,气儿就泄了。”在随后的拍摄中,生活中,我们也会很自然的聊天沟通,彼此越来越了解,她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关注什么,相互间建立了更深的信任。
其实,心灵深处的探寻的困难并不在于记录手段,而在于纪录者的修养,纪录者有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爱面对被摄对象。记录者的心态直接决定了你的选择和你呈现的事实。我们说摄影机是骗不了人的,每一个镜头的选择和关注直接呈现出摄影机背后那个关注者的心态。这是不可掩饰的,也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诚实的面对你的内心是记录的前提。在你要说明一件事时,可以尖锐但是要客观,不要去断章取义。我们需要第一手的资料,主动观察到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二手消息。你能使你的参与者们和你分享他们的感觉,而不是仅仅向你叙述事实;你是将素材拍摄下来去讲述一个故事,而不是叙述式的演讲。
纪录片的真正表达者是导演,他们决定着摄影机的距离和角度,对生活进行着过滤和选择,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和思考。当然,纪录片导演不能设计和改变被摄者的行为和言语,也无法预设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被摄者仍然掌握着自己的生活和世界观,他们的行为和个性特征正是纪录片表意的有力元素,是纪录片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纪录片导演和被摄对象的关系是一种彼此给予的关系。但是,这个尺度的把握却是有赖于纪录者的良知。
日本的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一直强调: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二者之间,任何一方的强势都会使生活原貌发生变化。有的被拍摄者有表演欲,他会突出自己想要突出的东西。拍摄者强势的话,他会按着他的想法要求被拍摄者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建立两者的良性关系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这一点常常让很多人对纪录片望而却步,也使很多片子很难继续下去,不得不面临放弃。当你的纪录片拍摄的对象是人时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特别是你拿着摄像机,这是一个侵入的方式。无可否认,你已经进入了别人的生活。
每个人都是他自身秘密的集合体,都不希望被他人破解。剧情片中对非职业演员的控制是建立在虚构的共识之上,虚构的行为不构成对个人本来面目的威胁。而纪录片中的被摄者常常要保护自己,有时要尽力去掩饰。导演渴望揭露真实,但又要尊重个人的隐私,这个度确实很难把握。
基耶斯洛夫斯基坚持:“纪录片不应该对片中人物造成任何影响,尤其是他们的人生观。这是纪录片的陷阱之一。我既没毁坏,也没抬举过我纪录片中的人物……”在纪录片的拍摄中,拍摄者不是去窥视别人的生活,而应多把自己当成被摄者生活的一部分,不要有太多的主观介入,让被摄者平凡地生活着。在无数的平凡中,会发现闪光点。这取决于制作者的修养和观察的能力,以及看问题的方式和深度。导演不应故意加以干涉而应该是有效的去发现和对细节把握。但是如何与被摄者接近,被摄者怎样才会信任你?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跟她们一样的个体,想去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对方对你也有了兴趣,然后彼此间就这么自然而然的互动。在拍摄芭蕾这个题材时的几年前,我也是一个芭蕾的门外汉,我们和芭蕾舞演员的关系建立就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一开始我对她们的了解仅仅是书本上的。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题材时,我发现她们生活中跟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群体是很封闭的,而且也很难被外界了解,她们从小到大都过着集体生活。和外界有一种疏离的感觉,演员们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很强。可以说,这是目前我拍过的纪录片中在把握两者关系上最为困难的一次。一开始也着急,但是我提醒自己在拍摄中去发现一些乐趣。慢慢的,在拍摄和对她们的认识过程中我也对芭蕾本身和演员们产生了兴趣,想去了解她们,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渐渐的,我对这门艺术的了解也与日俱增。对芭蕾舞演员的特殊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当她们遇到困惑时也会跟我主动倾诉。当她们对你产生信任时,更应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其实很多时候当你真正对件事,或一个人产生关注的兴趣时内心会很真实,很清透。少了杂念。这样反而能够把问题看得更加透彻,才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更多有意思的细节,被摄者也感受到你内心的真诚,彼此更真诚的互动,从而顺利的完成了拍摄。我也常常提醒自己和助手们把每一次拍摄当成最后次。并不是要让自己紧张起来,而是意识到世间生命的无常,值得去珍惜每一次和拍摄对象相处的时间。有了这样的心态,你能坦然而平和的面对和解决很多拍摄上的问题,也有了更多的信念。
在纪录片创作中,常常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拍摄者君临一切,完全按照导演的意图来安排这安排那,而被摄者成为一个不许看镜头的棋子:要么被摄者就是上帝,拍摄者不必劳神费心,如实记录即可。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拍摄者和被摄者都是具体生动的人,在拍摄现场他们也在互相影响互相给予。实际上,一旦被摄者的主动参与和拍摄者的适当回应——这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必然会在纪录片的拍摄现场形成一种情绪,氛围上的互动关系。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给纪录片带来了新的景观。双方应该更为自然的相处,不管拍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地位或高或低,都要保持一种平等的心态,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尊重个体的生命,这样对方也才会尊重你。
我认为,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但并不是打成一片的关系,打成一片未必能拍出好的纪录片。它是一种靠近的关系,一起经历一段时间,面对现实的一切,实际上这种关系是在拍摄过程中不断去建立的。不可能一开始就到一定的程度,那很虚伪。作为一个记录者,一定是一个有情感的人。纪录片讲究冷静客观,但是冷静不等同冷漠,对人对事充满感情和关怀才能拍出好的作品,哪怕现实很残酷。在拍摄别人的同时其实在反观自己,纪录片的拍摄是一个互相给予的过程。互相给予的前提是互相了解。你是在拍摄时互相了解的过程中跟对方互相了解的,这跟多少顿饭局没有关系。拍摄过程中建立的关系反而不是脆弱的,因为你们一起分享了一段生命的时间,或者说你见证了对方很多成长的时刻。当你在拍摄对方时她其实也在观察你。这里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让他了解到你的心态和你值不值得他报以信任。对于纪录者来讲,这是一个很难但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它直接决定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关注下去,直接影响片子的成败,因为镜头是骗不了人的。纪录片的力量和魅力在于视觉,在于对应时的默契。苦难固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可是,艺术家的责任更是发现超越困顿与绝望的力量,并在现实里给绝望的人一些悲悯和关爱,并给予希望。拿着摄像机就已经介入了别人的生活,记录者常常是在别人的生活中观照和反思现实中的自己。所以我们更应在关注现实的同时更应该对人有种悲悯的情怀,这是关系确立的前提。因为曾经的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在刚开始拍摄芭蕾舞团的演员时,我更愿意在镜头里去观察她们,记录她们,但是很少跟她们聊天。其实我跟很多团里的演员年龄相仿。我一开始觉得芭蕾舞演员看起来非常孤傲,不爱与外面的人更多的沟通。我怎样才能接近和真正了解她们,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一段时间,后来我索性摒弃杂念,认真专注于拍摄,很自然的与她们交往,也并不多言。突然有一天下午,在我拍摄主要演员排练时,一个女演员走过来笑着跟我讲:“甘露,你的那个发卡怎么不戴了,很好看……”我说:“什么发卡呀?”她说,就是你第一次到我们团来拍摄时戴的那个。我都忘了,可是她甚至记得它的图案和颜色。这一点让我很吃惊,但是同时我也明白了,其实你在拍摄对方时她们也在很细致的注意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发卡。仿佛打开了一扇窗。从这一刻起,我们感觉少了距离。后来我也清楚她们练功和排练时是刻意保持沉默的,用她们的话讲,“一说话,气儿就泄了。”在随后的拍摄中,生活中,我们也会很自然的聊天沟通,彼此越来越了解,她们也知道了我们在关注什么,相互间建立了更深的信任。
其实,心灵深处的探寻的困难并不在于记录手段,而在于纪录者的修养,纪录者有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爱面对被摄对象。记录者的心态直接决定了你的选择和你呈现的事实。我们说摄影机是骗不了人的,每一个镜头的选择和关注直接呈现出摄影机背后那个关注者的心态。这是不可掩饰的,也是骗不了观众的。所以诚实的面对你的内心是记录的前提。在你要说明一件事时,可以尖锐但是要客观,不要去断章取义。我们需要第一手的资料,主动观察到的,而不是道听途说的二手消息。你能使你的参与者们和你分享他们的感觉,而不是仅仅向你叙述事实;你是将素材拍摄下来去讲述一个故事,而不是叙述式的演讲。
纪录片的真正表达者是导演,他们决定着摄影机的距离和角度,对生活进行着过滤和选择,并且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和思考。当然,纪录片导演不能设计和改变被摄者的行为和言语,也无法预设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被摄者仍然掌握着自己的生活和世界观,他们的行为和个性特征正是纪录片表意的有力元素,是纪录片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说,纪录片导演和被摄对象的关系是一种彼此给予的关系。但是,这个尺度的把握却是有赖于纪录者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