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０多年了，经过的时间太长了，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当我回首往事，在纷繁之中，有几片落叶轻轻地向我飘来。那就让我拾起它吧！或许从它身上可以依稀辨认出我们当年所处的那个时代；或许，从它身上可以咀嚼一番我们当年经历的那段岁月。
　　由于家境贫寒，上大学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由于偶然也并不偶然的原因，我这个连一双布鞋也穿不起的穷孩子，不但上了大学，而且修完了四年的学业。今天想来，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惊奇，也令人振奋的事情。
　　我的家在陕南一个偏僻的县城。父亲是做买卖的小贩。我考大学的前一年，由于贫病交加，父亲４３岁时便告别了人世。余下全家六口，全靠母亲起早贪黑推豆腐卖维持生活。兄弟姊妹中我是老大，本应帮母亲挑起家庭的重担。但我母亲虽不识一个大字，却很看重读书这件事情。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她对我说：“娃子，你的前程要紧，得到这个机会不容易。我们虽然很苦，但天无绝人之路，再苦也会熬过去的。你就安心地去吧。”
　　我到兰州上大学的盘费是靠了原来学校的资助才勉强解决的。家里实在拿不出分文，我也不忍从家里拿取分文。乘火车行到天水路段时，我记得身上只剩了两角钱。西北师院接新生的汽车把我们从兰州火车东站拉到学校时，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吃一顿饱饭。
　　当时的西北师院的确是穷苦学生的天堂。我在这里不但吃住完全免费，每月还能领到６元钱的助学金，过冬时还发给我崭新的棉衣棉裤和被褥。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把几个月积攒下来舍不得花的助学金，凑足了２０元又把新被褥的花布面拆下来，一起寄回家里，并给母亲写信说：“这点钱就作为你们过年时的补贴，这两块花布最好能给我的两个妹妹做两件新衣。”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两个妹妹好像还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她们接到我寄去的钱、布和信时，全家人在屋里呆呆地坐了一夜。她们没有想到，一个穷苦人的孩子能上大学，不但没要家里一文，反而给家里寄来了钱，寄来了花布。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我每当想起这件事，一股暖流便禁不住涌上心头。
　　在母校西北师大的四年时间里，有温馨的岁月，激情的岁月，甜蜜的岁月，也有过迷茫的岁月，苦恼的岁月，甚至是疯狂和荒唐的岁月。
　　这里有一件或许可以称作是荒唐岁月的荒唐事情。
　　那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运动中。有一次，我们班批斗一个右派同学。这个同学名叫钟茂煊，四川人，矮矮的个头，很敦实。他原是志愿军的文化教员，１９５６年响应国家号召，由部队转业考入大学。在班上，他酷爱读书和写作。不论什么时候，总见他捧着一本书，摇头晃脑地读；或是拿着一个笔记本，不停地记不停地写。同学们戏称他为“钟夫子”，也有人叫他“钟作家”。他却颇不在意，你喊归你喊，他该做啥还做啥。他又颇能言辞，讨论问题时发言雄辩，激烈，谈什么问题都头头是道。记不清在“鸣放”中他说了些什么，但总之是被划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一类。开他的批判会真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因为同学们总是说不过他。这次的批斗会，情况也是一样。两节课下来，批斗他的同学已无心恋战，而他却神态依然。于是，便休会，休息。
　　这时，班上的学习委员拿来了当天的《甘肃日报》，贴在报栏上。同学们围上去看，居然发现那上面赫然登着钟茂煊的一首政治讽刺诗，题目叫做《右派魔术师》。讽刺诗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右派是怎样耍滑头，怎样施诡计，怎样像魔术师似地东拉西扯，变换花招不肯老实交代问题，不肯低头认罪。看罢这首讽刺诗，同学们哈哈大笑，说“钟茂煊真会写啊，他这是有自己的亲身体会”；有的愤愤然，觉得“钟茂煊真是太不像话，自己当了右派，还来写批判讽刺右派的诗，这不是和反右运动开玩笑，向运动挑战吗”；也有的不以为意，一笑了之。
　　我当时大概是属于愤愤然一派的，但在愤愤然之余似乎也有些疑虑，有些惶然。
　　昨天还是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突然之间被划为左右两派，成为相互对峙的敌人，这是多么让人难以琢磨啊！他们在“鸣放”时说的那些话，我们在听的当时也不觉得怎样厉害，甚至还非常赞同，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敌人呢？究竟谁是右派，谁不是右派，这似乎是凭偶然的命运摆布，并非是事情本来的面目。
　　钟茂煊同学酷爱读书和写作，经过多年的漂泊动荡之后，仍然不改初衷。８０年代，我曾在四川的《龙门阵》杂志和其他杂志上，见到过他写的随笔、札记和散文一类的文章，还是一样的旁引博证，惟妙惟肖，还是一样的激情和义愤。去年，校友聚会，给他发去了邀请信，不见回音。最近有同学接到他亲友的来信，说钟茂煊同学已在一年以前故去了，享年６８岁。
　　人啊，有的勤奋，有的散淡，有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有的潦倒终身，壮志难酬，这中间固然有自己的奋斗和自己的修炼，但有时的确也有命运的捉弄。
　　命运捉弄人的故事，还有一件事情回忆起来使人感到沉重，感到压抑，感到难过。
　　那是临近毕业时，在我们班和高一年级的同学中，出了一个“同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案。卷进这个案件的同学有２０多人，那时正在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的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史称“两论 ”。这些同学想要了解一下批判对象的底细，才去找看着１９５８年《人民日报》上刊登过的“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铁托在普托的演说，结果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有的关进监狱，有的遣送农村，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平反昭雪，前后长达２０年。
　　铁托的演说和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我也是读过和看过的，还买了一本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单行本，不过我好像从未和别人一起谈论过这本书。因这个案件而坐了２０年牢狱的同班同学韩仲愈，和我同住一个宿舍并且是上下铺，他后来告诉我，他和那些同学读到的铁托演说和南共联盟纲领草案，正是从我床头拿去的那本书。可是在长期的牢狱生活中，经过无数次的审讯和盘问，他们始终没有说过这本书是从什么人那里拿来的。
　　获罪，受冤，自己默默地承受，不累及他人，这是需要忍耐，需要良心，需要洁身自爱的高贵品德的。因此，我对这些受难的同学怀着深切的同情和发自内心的感激，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２００１年，兰州的几个同学商量，邀老同志来兰聚会一次。倡议很快得到响应。像游子返归故乡，４０多位同学陆续来到兰州。久别重逢，感慨万端，沧桑之感油然而生。８月２ 日，来到母校，母校设宴接待了我们。大家在校园里寻访旧迹，希望找回当年的记忆。我们拜访了当年教过课、如今已九十高龄的郑文教授和八十高龄的张文熊教授，并邀请两位教授共进午餐。席间，几位兰州的同学让我代表他们发个言。我被久别重逢的感情激荡着，情绪起伏难平，语不成声地说：
　　西北师大中文系六Ｏ届同学的“母校行”活动，可以说是还了一个多年来埋藏在我们心中的愿，圆了一个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久远的梦。
　　４０多年前，我们曾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四年寒窗苦读，四年风雨历程，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痛苦；有过甜蜜的微笑，也有过辛酸的泪水；有过携手同游，也有过摩擦碰撞；有过青春焕发，激情昂扬，也有过苦恼无奈，迷惘茫然。但也正是在这里，在人生最初的磨练中，我们开始懂得了社会，懂得了人生。
　　４０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初意气风发、生龙活虎的书生少年，而今都已成为鬓发斑白、满头飞霜的老人；当初风雨同窗、朝夕相处的１７０多位同学，而今已有２０多位离我们远去。我们这些幸存者，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越过坎坷，迎来了幸福的晚年。在政通人和的清明盛世，在民族振兴的美好时刻，我们又相聚了，相聚在母校的怀抱里。我们愿母校的光辉传统和精神，再壮我们未来人生旅程的行色。我们祝母校的明天更美好。
　　我的发言完了，席间一片静默。有的掩面，有的凝思，时闻唏嘘之声。我的这些老同学啊我的这些同辈人啊他们在怀念过去，怀念母校。
　　（谢昌余，文艺评论家，１９６０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曾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