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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多突显出知识分子作为启蒙者的英雄形象，钱钟书的《围城》可说是一个特例。钱钟书以其独特的学者式的讽刺艺术，暴露了知识分子道貌岸然，卑微丑陋的人性缺点，《围城》可作为彼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反英雄书写的一个样本进行理解和阅读。
关键词：围城；钱钟书；五四；反英雄
“五四”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作品可谓层出不穷，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是丰富多样，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常常以张扬的主题和宏大的叙事来书写，突显出启蒙者的英雄形象。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小说中显示出了独特性。与“五四”前后新小说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不同的是，钱钟书的《围城》以自己独特叙事方式，没有追求宏大的叙事模式，没有预设过分张扬的主题，没有用启蒙式的叙述话语，只是专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挖掘生活本真，从而引发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这与“五四”时期的小说书写是迥然不同的。
反英雄与英雄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反英雄形象是伴随英雄而产生的，往往通过反英雄这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实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反省。反英雄人物的出现则标志着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微和对理想信念的怀疑。钱钟书以其独特的学者式的讽刺艺术，暴露了知识分子道貌岸然，卑微丑陋的人性缺点，如作者在出版序言中所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专注于社会生活的常态，在生活中发掘本真，通过写新时代下的“新儒林”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与批判。
从表面上看，《围城》是解释什么是婚姻，其实作者只是以婚姻和事业为线索，以几乎笑尽天下的冷嘲热讽，细致的刻画出中国混乱时期知识者的病态生活。揭露他们的虚伪、贪婪、不学无术、胸无大志的丑恶灵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写：“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由此可见，这与“五四”小说中的那些饱含着青春热情，反传统的英雄恰恰相反，他们属于反英雄形象的书写。
《围城》给我们展现了一批知识阶层人物丑陋的脸谱，归结其形成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畸形社会下的个体先天失衡
任何悲剧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世界是虚伪，丑恶、荒唐无聊的。中国处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围城》中这群就是生存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侵略与反抗等多种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社会背景下，作为在社会 地位上从未独立过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处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方鸿渐在留学期间，四年换了三所大学，虽然他的兴趣广泛，但学无所长，为了不让父亲和岳父失望，便花了三十美金从一个素不相识的爱尔兰人手里买了一张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时他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做儿子和女婿的不应该让父亲和岳父失望，买张假文凭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之志。”方鸿渐在面对真正的爱情时缺乏勇气，错失了追求真爱的时机。他不愿意成为别人感情的玩物，可当船到香港，鲍小姐扑向那个秃顶且肥胖的未婚夫时，他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捉弄。他不爱苏小姐，为了排遣寂寞去拜访苏小姐。他从未有过向孙柔嘉求婚的念头，却又陷入了别人设下的婚姻的圈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那怯懦而矛盾的性格造成的。而围绕主人公塑造的几位女性也是丑态百出，鲍小姐庸俗、放荡，堕落于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苏文纨尖酸刻薄，爱慕虚荣，孙柔嘉外表柔弱，内心却独立，温柔的外表下心机很重。
而在那一方我们看似很纯净的校园净土上，同样存在着异质性的人。这里有欺世盗名、弄虚作假的韩学愈，不但拿着骗来的假文凭到处招摇撞骗，而且为了私利把自己的白俄太太硬说是美国人；这里有表面上正襟肃容，内心下流卑鄙的李梅亭，在前往三闾大学的途中，他对妓女王美玉垂涎三尺，却美其美名曰：“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的用意。”当孙小姐生病时，他吝啬的连一包仁丹都不肯给，怕拆开了不好卖，给他造成损失。还有灵魂空虚的陆子萧。为了虚荣，他将一封左角印有“行政院”的大信封放在桌子上点缀，更有丑态百出的顾尔谦……
总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群知识分子，不同于“五四”以来许多作家做过的那样，通过对旧式知识分子的刻画或对新时期精英知识分子的赞扬来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通过讽刺新型的知识分子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他是“五四”精神的延续。
二、异域文化的冲突
我们试图回到《围城》中那个新旧文化交替的年代，中西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不断的碰撞，处于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他们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望，但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世界文明对接时，容易产生盲目的“崇洋”心理。如张吉民，出身在文明大国的礼仪之邦不但没有使他感到骄傲似乎还有点委屈，他讲话时喜欢在中国话中夹杂着英文，连他的女儿也学习了一身的洋本领，沾染了许多洋习气，整个家庭都被洋化了。假博士韩学愈伪称自己的俄国老婆是“美国小姐”。还有不断骗取外国名人的通信来为自己充门面的哲学家褚慎明等都是当时中西文明对接时知识分子的崇洋的心理和行为。
钱钟书写的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与曾经的那些英雄不同，他们没有了知识者的花环和英雄的光环，而是一群戴着虚伪、自大的面具，在那个时期“全无用处”的“反英雄”形象。无论是五四时期新小说中描写的旧知识分子，或是处于彷徨期的新知识分子，还是钱钟书笔下的留过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专制的制约下，从西方吸收的注重个性的发展、注重人的生存价值观，不得不以公众的道道德为标准来约束自身的行为，用压抑，异化的自我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在异域文化的冲突下，他们很容易迷失自我。文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在对人生的追求上，始终无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始终徘徊在爱情、婚姻、事业的围城中找不到出路，最终在不停的追求与挣扎中幻灭。
作者简介：孟天放（1990—），女，北京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社会学。
关键词：围城；钱钟书；五四；反英雄
“五四”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作品可谓层出不穷，知识分子的形象也是丰富多样，作家对知识分子形象常常以张扬的主题和宏大的叙事来书写，突显出启蒙者的英雄形象。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钱钟书的《围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小说中显示出了独特性。与“五四”前后新小说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不同的是，钱钟书的《围城》以自己独特叙事方式，没有追求宏大的叙事模式，没有预设过分张扬的主题，没有用启蒙式的叙述话语，只是专注于当下的现实生活，努力在日常生活中挖掘生活本真，从而引发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这与“五四”时期的小说书写是迥然不同的。
反英雄与英雄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反英雄形象是伴随英雄而产生的，往往通过反英雄这类人物命运的变化来实现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反省。反英雄人物的出现则标志着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微和对理想信念的怀疑。钱钟书以其独特的学者式的讽刺艺术，暴露了知识分子道貌岸然，卑微丑陋的人性缺点，如作者在出版序言中所说：“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专注于社会生活的常态，在生活中发掘本真，通过写新时代下的“新儒林”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与批判。
从表面上看，《围城》是解释什么是婚姻，其实作者只是以婚姻和事业为线索，以几乎笑尽天下的冷嘲热讽，细致的刻画出中国混乱时期知识者的病态生活。揭露他们的虚伪、贪婪、不学无术、胸无大志的丑恶灵魂。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写：“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由此可见，这与“五四”小说中的那些饱含着青春热情，反传统的英雄恰恰相反，他们属于反英雄形象的书写。
《围城》给我们展现了一批知识阶层人物丑陋的脸谱，归结其形成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畸形社会下的个体先天失衡
任何悲剧的产生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反映。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世界是虚伪，丑恶、荒唐无聊的。中国处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围城》中这群就是生存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侵略与反抗等多种文化相互交织的复杂社会背景下，作为在社会 地位上从未独立过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处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
方鸿渐在留学期间，四年换了三所大学，虽然他的兴趣广泛，但学无所长，为了不让父亲和岳父失望，便花了三十美金从一个素不相识的爱尔兰人手里买了一张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时他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做儿子和女婿的不应该让父亲和岳父失望，买张假文凭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之志。”方鸿渐在面对真正的爱情时缺乏勇气，错失了追求真爱的时机。他不愿意成为别人感情的玩物，可当船到香港，鲍小姐扑向那个秃顶且肥胖的未婚夫时，他意识到自己受到了捉弄。他不爱苏小姐，为了排遣寂寞去拜访苏小姐。他从未有过向孙柔嘉求婚的念头，却又陷入了别人设下的婚姻的圈套。这一切都是因为他那怯懦而矛盾的性格造成的。而围绕主人公塑造的几位女性也是丑态百出，鲍小姐庸俗、放荡，堕落于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苏文纨尖酸刻薄，爱慕虚荣，孙柔嘉外表柔弱，内心却独立，温柔的外表下心机很重。
而在那一方我们看似很纯净的校园净土上，同样存在着异质性的人。这里有欺世盗名、弄虚作假的韩学愈，不但拿着骗来的假文凭到处招摇撞骗，而且为了私利把自己的白俄太太硬说是美国人；这里有表面上正襟肃容，内心下流卑鄙的李梅亭，在前往三闾大学的途中，他对妓女王美玉垂涎三尺，却美其美名曰：“这就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的用意。”当孙小姐生病时，他吝啬的连一包仁丹都不肯给，怕拆开了不好卖，给他造成损失。还有灵魂空虚的陆子萧。为了虚荣，他将一封左角印有“行政院”的大信封放在桌子上点缀，更有丑态百出的顾尔谦……
总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群知识分子，不同于“五四”以来许多作家做过的那样，通过对旧式知识分子的刻画或对新时期精英知识分子的赞扬来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通过讽刺新型的知识分子来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他是“五四”精神的延续。
二、异域文化的冲突
我们试图回到《围城》中那个新旧文化交替的年代，中西文化在相互交流中不断的碰撞，处于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他们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愿望，但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很难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世界文明对接时，容易产生盲目的“崇洋”心理。如张吉民，出身在文明大国的礼仪之邦不但没有使他感到骄傲似乎还有点委屈，他讲话时喜欢在中国话中夹杂着英文，连他的女儿也学习了一身的洋本领，沾染了许多洋习气，整个家庭都被洋化了。假博士韩学愈伪称自己的俄国老婆是“美国小姐”。还有不断骗取外国名人的通信来为自己充门面的哲学家褚慎明等都是当时中西文明对接时知识分子的崇洋的心理和行为。
钱钟书写的是五四运动之后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与曾经的那些英雄不同，他们没有了知识者的花环和英雄的光环，而是一群戴着虚伪、自大的面具，在那个时期“全无用处”的“反英雄”形象。无论是五四时期新小说中描写的旧知识分子，或是处于彷徨期的新知识分子，还是钱钟书笔下的留过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完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专制的制约下，从西方吸收的注重个性的发展、注重人的生存价值观，不得不以公众的道道德为标准来约束自身的行为，用压抑，异化的自我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在异域文化的冲突下，他们很容易迷失自我。文中的主人公方鸿渐在对人生的追求上，始终无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始终徘徊在爱情、婚姻、事业的围城中找不到出路，最终在不停的追求与挣扎中幻灭。
作者简介：孟天放（1990—），女，北京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