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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本价值规范中的核心内容,有较为广泛的文化认同。“廉”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指堂屋的侧边,由于“堂之侧边”的特点是平直、方正、有棱角,因而“廉”又被引申为正直、方正、干净、不贪、节俭等一系列道德的含义。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耻感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基因。儒家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并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作为修身处世的镜鉴。孔子的弟子问他“士”的标准,孔子说“行己有耻”。起一恶念便生羞耻之心,行一恶事则必速止而忏悔,所以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孟子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他认为“耻之于人大矣;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耻可以全人之德。”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知耻方为大丈夫。《大学》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径,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诚心、正意,就是明乎所耻,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处。
“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管子》一书提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古人认为,如果失去了礼、义、廉、耻这“四维”,国家必将覆灭。儒家不仅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清代学者王豫在《蕉窗日记》中所言“士不可一刻忘却耻字”;南宋大儒朱熹言“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提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这些无一不是心系社稷苍生的嘉德懿行。
在古代,许多政治家都把知耻以崇廉奉为官箴。评判一个官员是否称职的标准,廉与耻常常放在一起来加以运用和考量。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宋代名臣包拯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古今,平生最痛恨贪腐,《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立下家训告诫后世子孙,凡做官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人是家族的耻辱,活着不得入家门,死了不得葬到祖宗坟地。
知廉耻,是为官者最应具备的官德。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判史三年时间,不取百姓一钱一物,名声颇好。离任还乡后,发现自己在杭州做了一件错事,即在游天竺山之时带回了两片喜爱的石头。他说:“如果都像我这么做,长此下去,那天竺山不就山将不山了!”为此,他明耻之心油生,深感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低头写下自省诗,反思自我,警示后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在白居易的诗中,可窥见这样的知耻之心:“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一个古代官吏知耻知足知止的风骨,跃然纸墨间。
元代名臣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说:“名节之于人,不金币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女不贞,则何暴不从,何众不附,虽有他美,亦不足赎也。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禄或失,有时而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士人的名节非常重要,官位财富丢了还可以再获得,而名节一旦有亏就毕生难复,也是以耻辱之心激励官员廉洁从政。
马克思曾指出:“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恥辱本身已是一种内在的革命”。从这个角度说,知耻是个人化的活动,是不假外力、置身人后时的自我砥砺。历史上,很多官员为官清正,告老还乡时两袖清风,并非那个时候的制度比现在更健全完善,而是有一个羞耻心的问题。现在更多的可能是只畏病怕死,少廉寡耻,而不怕群众戳脊梁骨。有的党员干部手中一旦有了权力,就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法规纪律等统统抛诸脑后,不能正确对待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攀缘邀誉、窃位弄权、毫不检点,不仅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行,也缺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和操守。
毛泽东同志曾针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问题提及官员的“廉耻”问题:“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指出党政干部要有廉耻心。
知耻,是一个内化的活动,无需外在的张扬外露,更多是良知的进退取舍。许多功勋卓著的老一辈共产党员身上,有着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原则,同时也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电影《焦裕禄》中有这样的镜头:焦裕禄一到兰考,正值无数灾民“大逃亡”。此情此景,使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百感交集,他对县委一班人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正是这位有着“知耻”之心的县委书记,抱病带领全县干群奋力拼搏,终于征服风沙、盐碱和洪涝这三大灾害。可谓:“知耻者,近乎勇”;为官知羞,惠泽于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张伯行廉洁从政的故事:“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廉耻之心,立人之大节”。懂得羞耻、心怀敬畏,才有所畏惧、有所约束;忘记了党性政德,必然会失去应有的风范和气节。党员干部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明纪自守、怀德自重,弄清楚富贵难尽头、物欲无止境、党内有规矩、人际有底线的道理,做到心有所守、身有所循、行有所止,做人不逾矩、办事不妄为、用权不违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断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做一个知耻崇廉、一尘不染的人。这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耻感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基因。儒家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并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作为修身处世的镜鉴。孔子的弟子问他“士”的标准,孔子说“行己有耻”。起一恶念便生羞耻之心,行一恶事则必速止而忏悔,所以孔子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孟子讲“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他认为“耻之于人大矣;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耻可以全人之德。”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因而形成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具体内涵就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人生品行。知耻方为大丈夫。《大学》中有传统知识分子最佳的人生路径,即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诚心、正意,就是明乎所耻,就是“三省吾身”,反思有何不妥之处。
“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管子》一书提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古人认为,如果失去了礼、义、廉、耻这“四维”,国家必将覆灭。儒家不仅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清代学者王豫在《蕉窗日记》中所言“士不可一刻忘却耻字”;南宋大儒朱熹言“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提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这些无一不是心系社稷苍生的嘉德懿行。
在古代,许多政治家都把知耻以崇廉奉为官箴。评判一个官员是否称职的标准,廉与耻常常放在一起来加以运用和考量。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宋代名臣包拯以刚正不阿而闻名古今,平生最痛恨贪腐,《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他立下家训告诫后世子孙,凡做官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人是家族的耻辱,活着不得入家门,死了不得葬到祖宗坟地。
知廉耻,是为官者最应具备的官德。唐代诗人白居易在杭州任判史三年时间,不取百姓一钱一物,名声颇好。离任还乡后,发现自己在杭州做了一件错事,即在游天竺山之时带回了两片喜爱的石头。他说:“如果都像我这么做,长此下去,那天竺山不就山将不山了!”为此,他明耻之心油生,深感对不起杭州,对不起天竺山,低头写下自省诗,反思自我,警示后人。“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在白居易的诗中,可窥见这样的知耻之心:“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一个古代官吏知耻知足知止的风骨,跃然纸墨间。
元代名臣张养浩在《为政忠告》中说:“名节之于人,不金币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女不贞,则何暴不从,何众不附,虽有他美,亦不足赎也。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禄或失,有时而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士人的名节非常重要,官位财富丢了还可以再获得,而名节一旦有亏就毕生难复,也是以耻辱之心激励官员廉洁从政。
马克思曾指出:“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恥辱本身已是一种内在的革命”。从这个角度说,知耻是个人化的活动,是不假外力、置身人后时的自我砥砺。历史上,很多官员为官清正,告老还乡时两袖清风,并非那个时候的制度比现在更健全完善,而是有一个羞耻心的问题。现在更多的可能是只畏病怕死,少廉寡耻,而不怕群众戳脊梁骨。有的党员干部手中一旦有了权力,就把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法规纪律等统统抛诸脑后,不能正确对待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乐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攀缘邀誉、窃位弄权、毫不检点,不仅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行,也缺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和操守。
毛泽东同志曾针对刘青山、张子善贪污问题提及官员的“廉耻”问题:“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指出党政干部要有廉耻心。
知耻,是一个内化的活动,无需外在的张扬外露,更多是良知的进退取舍。许多功勋卓著的老一辈共产党员身上,有着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原则,同时也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电影《焦裕禄》中有这样的镜头:焦裕禄一到兰考,正值无数灾民“大逃亡”。此情此景,使这位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百感交集,他对县委一班人说:“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了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正是这位有着“知耻”之心的县委书记,抱病带领全县干群奋力拼搏,终于征服风沙、盐碱和洪涝这三大灾害。可谓:“知耻者,近乎勇”;为官知羞,惠泽于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了张伯行廉洁从政的故事:“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廉耻之心,立人之大节”。懂得羞耻、心怀敬畏,才有所畏惧、有所约束;忘记了党性政德,必然会失去应有的风范和气节。党员干部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明纪自守、怀德自重,弄清楚富贵难尽头、物欲无止境、党内有规矩、人际有底线的道理,做到心有所守、身有所循、行有所止,做人不逾矩、办事不妄为、用权不违规,“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不断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做一个知耻崇廉、一尘不染的人。这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