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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做手指操吧!跟着我,动动大拇指……”护理员张阿姨话音刚落,91岁的季奶奶就慢慢举起了自己左手的大拇指活动起来,脸上挂着孩子般的笑容。
2015年春节前,季奶奶住进了儿子家小区里办的微型养老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街道长者照护之家。
在2015年上海市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十件实事中,养老被排在了首位。其中,新增20家“长者照护之家”令人关注。
从2014年9月起,上海市民政局开始在5区7个街镇开展了“长者照护之家”试点工作,以满足老年人社区就近养老服务的需求。
这是一种就近提供集中照护服务的社区托养设施,主要服务对象为失能失智,以及大病后需要护理的老年人。
2013年上海市老龄事业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底,上海市户籍80岁及以上的超高龄老人已达71.6万人,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处于(半)失能失智状态。所以,老年人,特别是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的照护需求,较为紧迫。
民政部给微型养老院诞生开了“绿灯”
在上海市潍坊四村一栋居民楼的一楼,墨绿色大门格外醒目——这里是“嵌入”在潍坊社区的长者照护之家。
本刊记者洗手、换上鞋套后推门进入,很快发现这里与普通养老机构的区别:仿古的明式家具、几盆茂盛的花草、挂壁式鱼缸、高挂在墙上的书法作品……像是进入了某家的客厅。
除了客厅外,这个500多平方米的“家”中还有多功能厅、起居室、配餐室、助浴室等房间,门外有一个可以晒太阳的小院。据管理人员介绍,这里可容纳附近小区的30位老人同时入住。
2013年7月,民政部颁布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法》,将养老机构床位数的要求由50张降为10张,这为微型养老院的诞生开了绿灯,“长者照护之家”是其中之一。
开办之初,上海市民政局就对“长者照护之家”的规模作出了具体要求:床位10~49张(含);单床建筑面积18平方米以上,总建筑面积300平方米以上;老年人卧室的单床使用面积不应小于5平方米。
“共同努力搞掂老爸(老妈)的事”
“我们作过调查,95%的老人都不愿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潍坊社区长者照护之家负责人、“爱照护”老年人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丁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据丁勇介绍,长者照护之家设在社区里,是要营造一种家的氛围。在这里,老人不用穿病号服,客厅里挂的是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和奖状,闲暇时,几位老人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闻到电饭煲里飘出米饭的香味时,老人们就知道开饭了。
因为开在家门口,几乎每天都有子女前来探视。81岁的钱奶奶,儿子就住在对面小区。钱奶奶对本刊记者说,儿子“有时一天就过来两三趟,拎点汤水,送点水果,方便得很”。
王阿姨告诉本刊记者,最初把83岁的老父亲送到这里是无奈之举。父亲轻度失智,儿女们平时工作忙,怕他在家无人照料。“我们住得近,过来看望也很方便。”王阿姨说。
老人们进来前,都要经过专业评估。评估包括老人的身体状况,子女的背景调查等多个方面。和子女们签订合同前,丁勇总不忘说上一句,“现在咱们要开始共同努力搞掂老爸(老妈)的事了。”
他牵头建起了一个潍坊长者照护之家的微信群,42个人,家属和工作人员几乎都在。每天发送老人们当天活动的照片、吃饭的菜谱等内容。家属们有什么要求,也可以在群里畅所欲言。
在传统养老院工作过的陈蓓,如今是浦兴街道长者照护之家的院长。在她看来,与传统养老院相比,老人们在长者照护之家的生活更充实,“每天组织各种康复活动,还有画画唱歌等。这在家里都未必做得到。”陈蓓对本刊记者说。
但长者照护之家也遭遇过社区居民的误解。“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居民最初对这个新生事物充满了抵触,甚至把这里当成了临终关怀的场所,认为有病重的老人住在自己周围不吉利。”浦兴街道民政科科长代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比如,当时浦兴长者照护之家开办之初,隔壁幼儿园的园长都曾带头反对。“后来我们通过多次的宣传教育,并让他们实地参观,才渐渐让这些人改观。我们希望将来,幼儿园里的小朋友还能和长者照护之家的老人们互动,共叙天伦。”代敏说。
“一碗汤的距离”
潍坊社区是浦东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一个社区,截至2014年6月底,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老年人占30.1%,比浦东新区平均比例高出近5个百分点。
然而,在潍坊街道,公办养老院只有一家。30个床位的微型社区养老院,一定程度而言,不仅能补足床位,还能将机构服务推送到整个社区范围内。
作为首批试点项目,潍坊社区长者照护之家提出了“1 4”服务模式。“1”是机构回归社会,建立面向满足社区全龄段失能失智老人多样化照护需求的复合服务体系。“4”指满足目标对象多样化照护需求的四大养老服务,即介护预防、居家安养、短期寄养和长期托养。
潍坊社区长者照护之家和社区医院签订了合作协议,由社区医院每周派全科医生来,一周两次为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将服务向居家延伸,这也是长者照护之家不同于传统养老院的新特点。 不久前,潍坊社区长者照护之家刚刚签订了第一份居家服务协议。“我们的居家服务目前可辐射自行车车程十分钟的范围内,主要为一些轻度失能失智或患慢性病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丁勇说。
照护可分为几类:一是生活照料,包括吃饭、洗衣、环境卫生等;二是介护,包括翻身、口腔清洁、洗浴等等;三是康复护理;四是24小时的监护。丁勇说,“这些在养老院中可以享受到的专业服务,都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里。”
因为长者照护之家就设在社区内,值班人员可以做到24小时无间隙服务。而对于一些在家里难以实现的服务,如需要借助器械的康复和助浴等,也可以安排老人进入机构接受服务。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纪晓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长者照护之家与老人的家之间仅有“一碗汤的距离”,这不仅便于老年人在需要时获得服务,也可使老年人坐等家中享受养老院里专业的护理、照料等服务,真正实现居家养老。
“这种服务模式符合国际上‘原居安老’的发展趋势,有利于缓解当前养老院的‘一床难求’的问题。”纪晓岚说。
多年前,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助理姚栋就开始关注“原居安老”问题。他认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机构的设置多以政策驱动而非需求驱动,效率不高,空置化严重,存在服务单一、与社会隔离等问题,对于中心城区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帮助也有限。
“在社区建设小型化、家庭化的养老服务设施可以让老人在熟悉的环境中找到场所归属感,缓解他们社会关系的萎缩状况,更容易被老人和家属们接受。”姚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
据本刊记者了解,目前长者照护之家多为政府委托社会组织运营管理(即“公办民营”模式)。
代敏介绍,浦兴街道和上海福苑养老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福苑”)签署了为期5年的委托管理协议,后者负责浦兴长者照护之家机构的日常管理,免费提供符合适老性标准的室内设计。
福苑运营总监强小花告诉本刊记者,福苑有自己的设计团队、咨询团队和运营团队,可以实现小型项目从前期设计到软装再到运营的集成式服务。
为保证“公办”的性质,浦兴长者照护之家的财政收支全部由街道管理,街道每年向福苑支付委托管理费,开办的第一年给予福苑适当的补贴。
“我们与福苑签订的合同有二三十张纸,对安全、管理、评估、满意率等指标都作了具体要求。”代敏说。
潍坊社区的长者照护之家也采取类似的模式,场地和装修费用由政府埋单,具体运营则交给更具专业经验的“爱照护”老年人公益发展中心。
“老年福利服务供给是政府应该负责的,但政府不能包揽、垄断,应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而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公益性等特点,具有较强的灵活性。交由社会组织来运营管理,能提高机构运作的效率。”纪晓岚说。
如何达到收支平衡,是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策原因,与政府合作的这些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多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丁勇坦言,恰恰是这种“身份”面临着尴尬:一方面,只有登记为民办非企业机构,才能享受免税等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民非”的非赢利属性,又意味着其自我造血能力和资金积累上存在较大不足,抵抗风险能力较低。而且,促进养老服务业的政策落地和实操性较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营资本对这一模式的投入决心。
如何达到收支平衡,是社会组织运营养老机构面临的首要问题。业内认为,床位在300张左右的养老院拥有最合理的投入产出比。而像长者照护之家这样的小型机构,要靠床位费收回房租、硬件、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难度很大。
丁勇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潍坊长者照护之家为例,现在收取的标准服务包费用是每月2980元,叠加包600元每班次,伙食费每月700元。而他们仅花在每个护理员身上的费用每年就有8万至8.5万元。这意味着,这里的30张床位,要住满28张,才能达到盈亏平衡。
但丁勇坚信,技术的进步能够带来成本的降低,他和他的团队依托自主研发的“爱照护”智能系统,正力求将长者照护之家“武装到牙齿”。“未来‘长者照护之家’要实现可持续、可复制,必然要走智能化之路。”
福苑长者照护之家的运营之路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根据福苑的成本测算,运营方唯有通过规模化、连锁化经营才能实现收支平衡。福苑养老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瞿文曾分析,“如果能在5公里范围内同时管理3家以上机构,管理方团队会轻松很多——至少可以实现康复师、医生等人力资源共享。”
目前,福苑已经从浦兴街道取得了两家小型机构和一家大型养老院的委托管理权。
2014年9月,福苑管理的证大家园养老院率先开业,这家有100张床位的养老院与浦兴街道长者照护之家的距离不超过3公里。两者可以共享管理团队、专技人员、医疗护理甚至餐饮配送等资源,形成了“以大带小、专业辐射”的创新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