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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和谐作为人重要的生存形式，既体现了人的本质，也体现了人的生存基点。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马克思生态观一方面起到了对人们所必须追寻的生态和谐的具体模样予以形象化勾勒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起到了对于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根源的极其重要的揭示及预警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 生态观 生态和谐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21世纪的生态理性行动目标以及生态信仰文化价值观，生态和谐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今天，国内的学者大都“从西方哲学视角来解析生态幸福本质意涵，他们把将生态和谐置于人类精神哲学系统之中进行反思”①；同时，国内外很多地方也高举“生态和谐”这一伟大旗帜，把对于环境的保护，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来做。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充分研究并借助于马克思的生态论，可以探寻出真正意义上的适合于21世纪甚至更久远将来的生态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由于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环境问题，也没有专门针对生态问题的系统阐释。但是，马克思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明确指出人、自然、社会相统一、和谐的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观。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物质的先在性和客观实在性，他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②全部自然现象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行。
马克思认为，自然和人本质上是相统一的。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外化，人就是自然；而作为人化后的自然所呈现的样态，自然也是人。生态观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际上为人与自然相同一的自然观。从本原角度看，人与自然界有着很大关联性。从本体论角度看，人和自然实际上为同一存在物。这是因为，借助于自然，人可以使得自己成为人。对于人来说，自然界实际上即为人借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如果自然界脱离了人，它就不再具有感性现实性。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生成的真实的社会制度形态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态度，以及人对生态理性的容纳度。这样，对于生态危机的产生，究根寻源，还得从社会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生产方式去探究。而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善，最终还得靠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得以实现，这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人来说，人和人相和谐的社会关系，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关系：既可以说是它们的不断生成和实现，也可以说是人类对于本身的解放。这两者，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统一之中，这样的统一还是相互制约的。这样同一而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在那个人受到压迫的社会中，人和自然处于既相分离又相异化的关系之中。这样，就更高层次和人与自然原初性关联的历史过程而言，实际上就是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从对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中，查找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出路所在。
马克思眼中的生态论的内核就是实践，生态和谐的本质就是做到人可以自由自觉地劳动
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维度展开人与自然的生态论述，从实践生成性理念揭示生态和谐的实质。遵循此理论，马克思眼中的生态论的内核就是实践，生态和谐的本质就是做到人可以自由自觉地劳动。
尽管身处资本主义尚且兴旺发达的时期，马克思穿越历史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和谐危机，并给出了他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方案。要对人和劳动进行解放，就必须对异化劳动予以消除。而为了达到对异化劳动进行消除的目的，就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是生态和谐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这就需要对“劳动”做到高度依靠。只有生产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完全地变革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上述的前者是后者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从物质力量看，其最直接而又最现实变革因素是异化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首先要依靠的莫过于“扬弃”式的异化劳动了。
要想从政治上对资本主义统治实施推翻运动，对于全体劳动阶级来说，只有他们对社会历史实践积极地参与，才能做到这一点，并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最终实现。也就是说，要借助于革命性的实践，做到“现存世界革命化”。我们说，在经济上，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就既要把人的世界，也要把人的关系，交还给这个客观世界的人们自己。无论是人与自身，还是人和自然，亦或是人们之间，都要借助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创造性实践，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进行有机调节，从而达到关系和解的最终目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劳动实现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③从劳动实践出发，马克思建构了基于人的本质重构的生态和谐框架，即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首先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此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前提，具有极高的生态意蕴。而这也是劳动实践中的现实的人高级于动物之所在。人能够在进行自身劳动实践过程中考虑、顾及其他物种的实际和可能的生存需要。与此同时，人也有预见性，能预测自身行为的可能的长远影响，起到预警、审视、反省的作用。
马克思生态论的当代启迪
马克思的生态论从实践生成性出发，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从马克思的生态论出发，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一定会存在的。同样，作為一个漫长的历史生成过程才可以完全实现的生态和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在与“创造”共产主义相一致历史运动中长期坚持。
今天的中国，经过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生态和谐方面不断取得进步。马克思所指明的实现生态和谐的总的历史规律是不变的：它是跟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伟大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实现相统一的。亦即，我们今天包括生态和谐建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实践活动的本身，实际上就是“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对于“创造”共产主义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之是一致的。这样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人民生态和谐得以完全实现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阶段最准确和最权威的定位，也是最基本的历史定位，是任何人都不能推翻的。这样的道路，我们若是有所偏离，就会在人民生态和谐实现方面走向失败。当然，不管是曾经的自我封闭，还是思想僵化，亦或是盲目地对资本因素予以极力排斥甚至无情打压，都是与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离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资本因素的正面效应，还是其负面效应，我们的国家当前阶段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相互缠绕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的。在对于“以人为本”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方面，要求我们必须在保证对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予以坚决坚持的前提下，做到对于人文关怀与生态理性这两大方面。
在当前社会共同体交往全球化的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立足于人的发展的目的，寻求利益保障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完美张力，实现生态和谐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全面复活”。
（作者分别为营口理工学院讲师；营口理工学院教授）
【注释】
①王宽、秦书生：《马克思生态幸福思想探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6-57页。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
【关键词】马克思 生态观 生态和谐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 A
作为21世纪的生态理性行动目标以及生态信仰文化价值观，生态和谐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今天，国内的学者大都“从西方哲学视角来解析生态幸福本质意涵，他们把将生态和谐置于人类精神哲学系统之中进行反思”①；同时，国内外很多地方也高举“生态和谐”这一伟大旗帜，把对于环境的保护，当作最重要的工作来做。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充分研究并借助于马克思的生态论，可以探寻出真正意义上的适合于21世纪甚至更久远将来的生态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由于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环境问题，也没有专门针对生态问题的系统阐释。但是，马克思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明确指出人、自然、社会相统一、和谐的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观。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物质的先在性和客观实在性，他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②全部自然现象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运行。
马克思认为，自然和人本质上是相统一的。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外化，人就是自然；而作为人化后的自然所呈现的样态，自然也是人。生态观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实际上为人与自然相同一的自然观。从本原角度看，人与自然界有着很大关联性。从本体论角度看，人和自然实际上为同一存在物。这是因为，借助于自然，人可以使得自己成为人。对于人来说，自然界实际上即为人借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里，如果自然界脱离了人，它就不再具有感性现实性。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生成的真实的社会制度形态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态度，以及人对生态理性的容纳度。这样，对于生态危机的产生，究根寻源，还得从社会制度，特别是其中的生产方式去探究。而人和自然关系的改善，最终还得靠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得以实现，这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人来说，人和人相和谐的社会关系，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态关系：既可以说是它们的不断生成和实现，也可以说是人类对于本身的解放。这两者，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动态的统一之中，这样的统一还是相互制约的。这样同一而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在那个人受到压迫的社会中，人和自然处于既相分离又相异化的关系之中。这样，就更高层次和人与自然原初性关联的历史过程而言，实际上就是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从对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中，查找出人与自然和谐的出路所在。
马克思眼中的生态论的内核就是实践，生态和谐的本质就是做到人可以自由自觉地劳动
马克思是从人的本质维度展开人与自然的生态论述，从实践生成性理念揭示生态和谐的实质。遵循此理论，马克思眼中的生态论的内核就是实践，生态和谐的本质就是做到人可以自由自觉地劳动。
尽管身处资本主义尚且兴旺发达的时期，马克思穿越历史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和谐危机，并给出了他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方案。要对人和劳动进行解放，就必须对异化劳动予以消除。而为了达到对异化劳动进行消除的目的，就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是生态和谐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这就需要对“劳动”做到高度依靠。只有生产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才能完全地变革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说，上述的前者是后者的最重要前提。因此，就资本主义制度而言，从物质力量看，其最直接而又最现实变革因素是异化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首先要依靠的莫过于“扬弃”式的异化劳动了。
要想从政治上对资本主义统治实施推翻运动，对于全体劳动阶级来说，只有他们对社会历史实践积极地参与，才能做到这一点，并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最终实现。也就是说，要借助于革命性的实践，做到“现存世界革命化”。我们说，在经济上，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就既要把人的世界，也要把人的关系，交还给这个客观世界的人们自己。无论是人与自身，还是人和自然，亦或是人们之间，都要借助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创造性实践，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进行有机调节，从而达到关系和解的最终目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劳动实现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③从劳动实践出发，马克思建构了基于人的本质重构的生态和谐框架，即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首先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此为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前提，具有极高的生态意蕴。而这也是劳动实践中的现实的人高级于动物之所在。人能够在进行自身劳动实践过程中考虑、顾及其他物种的实际和可能的生存需要。与此同时，人也有预见性，能预测自身行为的可能的长远影响，起到预警、审视、反省的作用。
马克思生态论的当代启迪
马克思的生态论从实践生成性出发，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从马克思的生态论出发，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现实角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是一定会存在的。同样，作為一个漫长的历史生成过程才可以完全实现的生态和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在与“创造”共产主义相一致历史运动中长期坚持。
今天的中国，经过新中国成立将近70年，改革开放30多年的风雨历程，在生态和谐方面不断取得进步。马克思所指明的实现生态和谐的总的历史规律是不变的：它是跟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伟大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实现相统一的。亦即，我们今天包括生态和谐建设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实践活动的本身，实际上就是“创造”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对于“创造”共产主义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之是一致的。这样的道路，实际上也是人民生态和谐得以完全实现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阶段最准确和最权威的定位，也是最基本的历史定位，是任何人都不能推翻的。这样的道路，我们若是有所偏离，就会在人民生态和谐实现方面走向失败。当然，不管是曾经的自我封闭，还是思想僵化，亦或是盲目地对资本因素予以极力排斥甚至无情打压，都是与历史发展方向相背离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资本因素的正面效应，还是其负面效应，我们的国家当前阶段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相互缠绕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的。在对于“以人为本”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方面，要求我们必须在保证对于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予以坚决坚持的前提下，做到对于人文关怀与生态理性这两大方面。
在当前社会共同体交往全球化的过程中，共同的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立足于人的发展的目的，寻求利益保障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完美张力，实现生态和谐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局面，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的全面复活”。
（作者分别为营口理工学院讲师；营口理工学院教授）
【注释】
①王宽、秦书生：《马克思生态幸福思想探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6-57页。
责编/张蕾 美编/杨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