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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3月16日，学新闻学的袁殊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报纸《文艺新闻》。袁殊当时还没有接近左翼文艺，所以报纸政治色彩不突出。鉴于当时国民党当局“文化围剿”的恶劣环境，冯雪峰想到将这份报纸发展为“左联”外围刊物，以为左翼文艺运动服务。经过接触，袁殊同意“左联”派人过去帮助编辑报纸。在派谁去的问题上，冯雪峰自然想到了楼适夷。楼适夷晚年回忆道：“四月底我一回上海，雪峰就对我说：‘现在我们所有的刊物都办不了了，只有袁殊办的《文艺新闻》我们可以利用它。’我说：‘袁殊我认识，同他很熟。’雪峰说：‘那好，你就到他那里去，代表左联参加他的工作。”这样，楼适夷就代表左联来到《文艺新闻》编辑部。
所谓参加编辑工作，除了真正意义上的报纸编辑工作，还得亲自为之审稿、写稿，实际上带有指导和把关的意思。5月底，楼适夷正式到岗。在这里，楼适夷有了施展文艺写作和采编才能的机会。他为《文艺新闻》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文艺新闻》编辑室匆忙草就”的《白莽印象记》，回忆“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白莽印象记》里有一段话，是说鲁迅和殷夫关系的：“当时的《奔流》编辑者鲁迅对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做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这段话其实是听一个学美术的叫林林的青年讲的，属于道听途说，并不确切。因此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予以纠正：“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也许确实是“匆忙草就”“轻率”地作了“错误的记述”，楼适夷为“名字留在先生的文章中，成了磨灭不掉的痕迹”而感到羞愧和自责。其实鲁迅没有批评他的意思，前面似乎还赞扬了他：“(五个青年作家遇害后)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值得注意的倒是楼适夷文笔中所使用的简慢的口吻，一口一个“鲁迅”，看不出一点尊敬的语气。看来，这个时候楼适夷对鲁迅的态度尚未改变过来，他的“圈性”犹存。
以进入《文艺新闻》为转折，楼适夷的编辑生涯进入一个新时期，历史也为发挥他的才能提供了机遇。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鼓动民众起来反日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宣传工作的重心任务。特别是报纸出至47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于是从1932年2月3日起，《文艺新闻》按日发行战时特刊，共出13期，至3月28日恢复出版正常的第48号周报，坚持到6月20日出至60期后被迫停刊。显然，楼适夷等参与《文艺新闻》编辑工作后，《文艺新闻》的“政治色彩”日浓。特别是袁殊后来进入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后，楼适夷担起了报纸后期主编的重任，使报纸“声誉鹊起”。
作为“左联”活动最困难时期唯一公开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1.大量报道了革命文艺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的情况。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组织群众性文艺团体并掀起文艺运动高潮。如工农通讯员运动、群众创作活动等。
2.揭露“现代派”文学的颓废倾向和对青年的危害性，批判宣传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美国电影等。
3.展开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斗争。鲁迅、瞿秋白等都在《文艺新闻》上参与了对以胡秋原、杜衡为代表的“第三种人”的批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论战。
那么，作为“左联”代表的楼适夷，在文艺新闻编辑部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由于留下的资料极少，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中了解只鳞片爪。20世纪60年代，楼适夷写过一篇专谈《前哨·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的回忆文章。关于《文艺新闻》的编辑情况，可能囿于当时的政治氛围，突出了党的领导和集体力量，涉及个人的都替以“盟员”“编辑”“主持人员”这样含混的语词代替，刻意避免提及某个具体的人。但其所指，明眼人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通过这样的方法，大致能归纳出楼适夷在文艺新闻编辑部所做的工作。
一是本职工作——编辑。二是组织成立“《文艺新闻》读者联欢会”，请“左联”成员和进步作家演讲，培养群众协作队伍。三是“九一八”后派出记者采访鲁迅等著名作家，展开反目救国宣传；“一二八”后又派记者包括他自己赴抗日前线采访报道，打断出报的正常周期，把周报临时改为三日刊，直到军队撤离才恢复正常，并将报纸的读者范围由文艺青年扩大到市民群众。四是随形势发展，顺势在“读者联欢会”演剧部的基础上成立“曙星剧社”，写剧本，组织巡回演出，甚至跑龙套，使曙星剧社成为和大道剧社、暨南剧社、大夏剧社、时代剧社等当时上海为数不多的抗日剧社齐名的有名演出团体。他写的剧本也成为当时长演不衰的剧目，影响北至平津、南至广州，可谓遍及大江南北。还在读者联欢会中发掘新人，组建青年记者联盟，创办文新书店，组织读者联欢会参加反日救国集会与游行等等。文艺新闻社的工作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这样一个小团体，这样一份小刊物，能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成为群众运动的一个小核心，无论如何是了不起的。当然，这不是楼适夷一人的成绩，这是文艺新闻社，甚至包括冯雪峰、夏衍、袁牧之等左联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果，但楼适夷在其中所起的中坚作用，不可否认。他一人身兼编辑、记者、评论家、剧作家等，特别是袁殊加入潘汉年领导的特科组织后，报纸主编的任务就落到他的身上。据袁殊年谱：于1931年10月加入党组织，之后立即转入特科。也就是说，楼适夷从1931年10月接手《文艺新闻》主编工作，一直到次年6月停办。而这一段恰恰是“九一八”事变后，《文艺新闻》办得最为有声有色、“声誉鹊起”的一段时间。这就凸显出楼适夷的出色领导能力和勤奋的工作精神了。
作为“左联”派驻《文艺新闻》的代表，楼适夷组织并参与上述这些具体活动还只是一方面，其主要意义还体现在组织并参与对当时一些文艺现象与文艺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活动中。
一是对美国电影《城市之光》等的评论。1931年5月18日，《文艺新闻》第三版以《看了(城市之光)以后》为题编发了一组评论，发表了学易、士元、景星、适夷、牧之、高明等七人的影评。其中楼适夷的观点是：卓别林是大艺术家，但《城市之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是，他对“现社会支配者的 嘲弄的态度”不充分，“只有局部的穿插”，“整个的story”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其意识“是不健全的”，“他虽然诅咒了现社会，但他还没有更进一步”。显然，他对卓别林这部作品所谓主题上的批判性和揭露性是不满意的，觉得反映得还不够全面，揭露得还不够深刻，还可以“更进一步”。不过，他对艺术上倒是赞赏的，认为这部影片是“发声的最艺术、最适当的应用”，“值得大书特书”，认为《城市之光》中的发声应用“已经有些近似普杜夫金的理论了”。金由此可以看出楼适夷所接受的俄苏文艺理论的影响。
第二篇影评是9月21日第4版的《(人兽奇观>的检讨——Americandream之解体》。文章检讨了四点：第一，这是一部彻头彻尾地宣传殖民政策的作品。这从它的原名Trader Hom(《大探险》)中可以看出来。主人公霍恩在非洲的所谓“大探险”，乃“去作大美国政治经济侵略军的英勇的前驱”。第二，制造种种迷幻的罗曼蒂克，动员青年人去为大美国的繁荣作牺牲。第三，艺术倾向上“已走到了现代主义的绝致”，其表现是“色情主义和变异主义”，以此刺激他们空虚和颓丧的内心生活。第四，影片中的小人物，如为白人尽忠的土人、在蛮族中殉道的女教士“都值得我们来深深思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到处都可以发现这些影响的”。最后，楼适夷指出了这部影片在上海风行的真正危害所在：养成弱小民族不正确的观念，麻醉民众，以达到它“所尽的反动的任务”。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楼适夷这篇文章中所阐释的观点，是适当的、及时的。在日本入侵东三省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民众沉溺在这种以猎奇、艳情为特色的影片中，必然造成麻木、颓丧，其后果非常可怕。唤醒民众，把他们从这种沉沦中解救出来，投身于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这是当时左翼文艺的重要任务。楼适夷的文章配合了这种宣传，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楼适夷另一篇有名的文艺批评文章是登载在《文艺新闻》第33期上的《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该文以施蛰存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两篇新作《在巴黎大戏院》和《魔道》为评论对象。《在巴黎大戏院》典型地体现了施蛰存所刻意追求的新感觉主义的特征，全文“纯粹叙述一个主人公的心理过程，很少对话和客观描写”。其实，如果仔细去阅读《在巴黎大戏院》，施蛰存对恋爱中青年男子心态的准确把握，和精细地心理刻画，应该说是成功的，足以将读者紧紧地吸引住，并引起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满足年轻读者对恋爱罗曼蒂克的幻想需求。这应该是施蛰存的作品受到热捧的根本原因，也是施蛰存写作风格独特性之所在。对这点，楼适夷并不否定，相反似乎还透出点欣赏。他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无疑的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新的展开这样意识地重视着形式的作品，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并不曾于创作里见到过。”让楼适夷不得不“张了惊奇之眼，而最后感得痛心”的，是作者抛弃了曾经拥有的“刚捷矫逸”和“写实”的品格，“在巨大的白的狂岚之下”，转而表现这些“吃利息生活者”的“空虚”“变态”“多疑”“脆弱”，“不肯坚决地，找自己的生活，找自己的认识，只是向变态的幻象中作逃避”。这使楼适夷觉得“实在是很不幸的事”，辜负了作者“那样的文学的才智”。楼适夷对施蛰存的这种“转向”颇感惋惜。站在左翼文艺的角度，当然觉得这种“转向”是一种退步，是对时代、现实的脱离，是对民族解放责任担当的推卸，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最后他对读者的告诫，即希望读者“不要把这种不良倾向延展开去”，也是中肯的。但主张以描写现实为唯一形式，放弃文学样式和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性探求，未免过于狭隘。这不全是楼适夷的错，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使命使然。
四
有趣的是，楼适夷在批评施蛰存时，他自己也刚刚才完成现代派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楼适夷进入文艺新闻社不久，报上就登出了这样的广告：
读者们对本报所刊长篇的意见，在许多来信中归纳起来有下列二种：一、要求扩大卓别鳞东游记的篇幅，二、要求再登一个创作的长篇。第一个意见，固有预定的编辑计划，不能如愿。现在特请适夷先生创作《上海狂舞曲》长篇，逐期发表，以应读者之第二意见。
适夷先生的《上海狂舞曲》，是以现时代的反映上海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写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的故事。作者说久不从事创作，现在要以写处女作的心情来着手此篇；这亦是创造中国的新闻文学之作。决自十二号刊起，仅先预告。新闻部
看得出来，楼适夷是雄心勃勃，打算大干一场的。报纸确也如期刊登，从6月1日起，到8月10日止，共登出第一章七节，第二章前三节。奇怪的是，从8月17日以后，报上连续三期登出“作者生病，本号停载”的消息，此后一直无下文，直到一个月以后的9月28日，才在第一版底栏登出“两长篇休载作者译者之声明”，其中楼适夷的声明写道：
凭着小小的野心，想替《文艺新闻》写《上海狂舞曲》，但是继续了十个星期之后，作者自身被许多困难窘住了。第一是身体不好；第二是生活不定；第三是个人琐务太多。所以只得暂时停止。对于编者及读者，实在是万分抱歉!适夷启
停刊启事中的理由显系托词，实际的原因是作者受到了冯雪峰的劝阻。理由不难想见：选题过俗，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里边使用了某些新感觉派的手法，比如写舞厅闪烁的霓虹灯。这些显然背离了左翼文艺的使命和要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楼适夷此时虽身在左翼文艺阵营，但思想却尚未完全进入左翼文学的固定路数之中，摇摆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经过冯雪峰的引导——此中不排除批评教育——才彻底转向左翼文艺。彻底转变后，以社会学派的阶级分析论来批判施蛰存的作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这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楼适夷毅然转身，也说明他身上具有的这种民族意识。这点与施蛰存他们是不同的。这当中，楼适夷无意中作了一个开拓，据说是他首先把“新感觉主义”一词引入中国的。
五
《文艺新闻》这一段，特别是后期担任主编，对楼适夷而言意味着什么?
当时的编辑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两三个主持人员不但完全没有报酬地进行日以继夜地劳动；作家写文章和读者投稿都不付稿酬，许多编辑、记者和事务人员，都是业余的义务服务者，而且刊物的印刷也没有固定的经费……主持人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跑当铺”，还要突破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的关口，编辑发行在福州路“一条没有名字的肮脏的小弄堂内一家商店的后楼上”，可谓困难重重。这样的情况下，报纸居然发行到8000份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内在的秘密是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坚定地理想和信念。
《文艺新闻》时期是楼适夷革命文艺生涯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他由于冯雪峰的引导，对鲁迅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而且还表现在他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安排，为党领导的进步文艺事业踏实勤恳地工作，编报纸杂志、组织戏剧演出、创作剧本、上抗日前线慰问采访等。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他的这些出色表现，才使他成为受到鲁迅和冯雪峰信任的青年之一。这表明，楼适夷已成长为一名理想崇高、信仰坚定，能独立担负革命文艺工作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西昌学院)
所谓参加编辑工作，除了真正意义上的报纸编辑工作，还得亲自为之审稿、写稿，实际上带有指导和把关的意思。5月底，楼适夷正式到岗。在这里，楼适夷有了施展文艺写作和采编才能的机会。他为《文艺新闻》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文艺新闻》编辑室匆忙草就”的《白莽印象记》，回忆“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白莽印象记》里有一段话，是说鲁迅和殷夫关系的：“当时的《奔流》编辑者鲁迅对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做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这段话其实是听一个学美术的叫林林的青年讲的，属于道听途说，并不确切。因此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予以纠正：“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也许确实是“匆忙草就”“轻率”地作了“错误的记述”，楼适夷为“名字留在先生的文章中，成了磨灭不掉的痕迹”而感到羞愧和自责。其实鲁迅没有批评他的意思，前面似乎还赞扬了他：“(五个青年作家遇害后)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值得注意的倒是楼适夷文笔中所使用的简慢的口吻，一口一个“鲁迅”，看不出一点尊敬的语气。看来，这个时候楼适夷对鲁迅的态度尚未改变过来，他的“圈性”犹存。
以进入《文艺新闻》为转折，楼适夷的编辑生涯进入一个新时期，历史也为发挥他的才能提供了机遇。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鼓动民众起来反日成为这一时期文艺宣传工作的重心任务。特别是报纸出至47期，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于是从1932年2月3日起，《文艺新闻》按日发行战时特刊，共出13期，至3月28日恢复出版正常的第48号周报，坚持到6月20日出至60期后被迫停刊。显然，楼适夷等参与《文艺新闻》编辑工作后，《文艺新闻》的“政治色彩”日浓。特别是袁殊后来进入隐蔽战线从事情报工作后，楼适夷担起了报纸后期主编的重任，使报纸“声誉鹊起”。
作为“左联”活动最困难时期唯一公开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1.大量报道了革命文艺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的情况。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组织群众性文艺团体并掀起文艺运动高潮。如工农通讯员运动、群众创作活动等。
2.揭露“现代派”文学的颓废倾向和对青年的危害性，批判宣传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美国电影等。
3.展开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和斗争。鲁迅、瞿秋白等都在《文艺新闻》上参与了对以胡秋原、杜衡为代表的“第三种人”的批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论战。
那么，作为“左联”代表的楼适夷，在文艺新闻编辑部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由于留下的资料极少，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中了解只鳞片爪。20世纪60年代，楼适夷写过一篇专谈《前哨·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的回忆文章。关于《文艺新闻》的编辑情况，可能囿于当时的政治氛围，突出了党的领导和集体力量，涉及个人的都替以“盟员”“编辑”“主持人员”这样含混的语词代替，刻意避免提及某个具体的人。但其所指，明眼人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通过这样的方法，大致能归纳出楼适夷在文艺新闻编辑部所做的工作。
一是本职工作——编辑。二是组织成立“《文艺新闻》读者联欢会”，请“左联”成员和进步作家演讲，培养群众协作队伍。三是“九一八”后派出记者采访鲁迅等著名作家，展开反目救国宣传；“一二八”后又派记者包括他自己赴抗日前线采访报道，打断出报的正常周期，把周报临时改为三日刊，直到军队撤离才恢复正常，并将报纸的读者范围由文艺青年扩大到市民群众。四是随形势发展，顺势在“读者联欢会”演剧部的基础上成立“曙星剧社”，写剧本，组织巡回演出，甚至跑龙套，使曙星剧社成为和大道剧社、暨南剧社、大夏剧社、时代剧社等当时上海为数不多的抗日剧社齐名的有名演出团体。他写的剧本也成为当时长演不衰的剧目，影响北至平津、南至广州，可谓遍及大江南北。还在读者联欢会中发掘新人，组建青年记者联盟，创办文新书店，组织读者联欢会参加反日救国集会与游行等等。文艺新闻社的工作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这样一个小团体，这样一份小刊物，能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成为群众运动的一个小核心，无论如何是了不起的。当然，这不是楼适夷一人的成绩，这是文艺新闻社，甚至包括冯雪峰、夏衍、袁牧之等左联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果，但楼适夷在其中所起的中坚作用，不可否认。他一人身兼编辑、记者、评论家、剧作家等，特别是袁殊加入潘汉年领导的特科组织后，报纸主编的任务就落到他的身上。据袁殊年谱：于1931年10月加入党组织，之后立即转入特科。也就是说，楼适夷从1931年10月接手《文艺新闻》主编工作，一直到次年6月停办。而这一段恰恰是“九一八”事变后，《文艺新闻》办得最为有声有色、“声誉鹊起”的一段时间。这就凸显出楼适夷的出色领导能力和勤奋的工作精神了。
作为“左联”派驻《文艺新闻》的代表，楼适夷组织并参与上述这些具体活动还只是一方面，其主要意义还体现在组织并参与对当时一些文艺现象与文艺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活动中。
一是对美国电影《城市之光》等的评论。1931年5月18日，《文艺新闻》第三版以《看了(城市之光)以后》为题编发了一组评论，发表了学易、士元、景星、适夷、牧之、高明等七人的影评。其中楼适夷的观点是：卓别林是大艺术家，但《城市之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原因是，他对“现社会支配者的 嘲弄的态度”不充分，“只有局部的穿插”，“整个的story”可以说是“不成功的”，其意识“是不健全的”，“他虽然诅咒了现社会，但他还没有更进一步”。显然，他对卓别林这部作品所谓主题上的批判性和揭露性是不满意的，觉得反映得还不够全面，揭露得还不够深刻，还可以“更进一步”。不过，他对艺术上倒是赞赏的，认为这部影片是“发声的最艺术、最适当的应用”，“值得大书特书”，认为《城市之光》中的发声应用“已经有些近似普杜夫金的理论了”。金由此可以看出楼适夷所接受的俄苏文艺理论的影响。
第二篇影评是9月21日第4版的《(人兽奇观>的检讨——Americandream之解体》。文章检讨了四点：第一，这是一部彻头彻尾地宣传殖民政策的作品。这从它的原名Trader Hom(《大探险》)中可以看出来。主人公霍恩在非洲的所谓“大探险”，乃“去作大美国政治经济侵略军的英勇的前驱”。第二，制造种种迷幻的罗曼蒂克，动员青年人去为大美国的繁荣作牺牲。第三，艺术倾向上“已走到了现代主义的绝致”，其表现是“色情主义和变异主义”，以此刺激他们空虚和颓丧的内心生活。第四，影片中的小人物，如为白人尽忠的土人、在蛮族中殉道的女教士“都值得我们来深深思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到处都可以发现这些影响的”。最后，楼适夷指出了这部影片在上海风行的真正危害所在：养成弱小民族不正确的观念，麻醉民众，以达到它“所尽的反动的任务”。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考察楼适夷这篇文章中所阐释的观点，是适当的、及时的。在日本入侵东三省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民众沉溺在这种以猎奇、艳情为特色的影片中，必然造成麻木、颓丧，其后果非常可怕。唤醒民众，把他们从这种沉沦中解救出来，投身于反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这是当时左翼文艺的重要任务。楼适夷的文章配合了这种宣传，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楼适夷另一篇有名的文艺批评文章是登载在《文艺新闻》第33期上的《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该文以施蛰存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两篇新作《在巴黎大戏院》和《魔道》为评论对象。《在巴黎大戏院》典型地体现了施蛰存所刻意追求的新感觉主义的特征，全文“纯粹叙述一个主人公的心理过程，很少对话和客观描写”。其实，如果仔细去阅读《在巴黎大戏院》，施蛰存对恋爱中青年男子心态的准确把握，和精细地心理刻画，应该说是成功的，足以将读者紧紧地吸引住，并引起情感上的强烈共鸣，满足年轻读者对恋爱罗曼蒂克的幻想需求。这应该是施蛰存的作品受到热捧的根本原因，也是施蛰存写作风格独特性之所在。对这点，楼适夷并不否定，相反似乎还透出点欣赏。他说：“《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无疑的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新的展开这样意识地重视着形式的作品，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并不曾于创作里见到过。”让楼适夷不得不“张了惊奇之眼，而最后感得痛心”的，是作者抛弃了曾经拥有的“刚捷矫逸”和“写实”的品格，“在巨大的白的狂岚之下”，转而表现这些“吃利息生活者”的“空虚”“变态”“多疑”“脆弱”，“不肯坚决地，找自己的生活，找自己的认识，只是向变态的幻象中作逃避”。这使楼适夷觉得“实在是很不幸的事”，辜负了作者“那样的文学的才智”。楼适夷对施蛰存的这种“转向”颇感惋惜。站在左翼文艺的角度，当然觉得这种“转向”是一种退步，是对时代、现实的脱离，是对民族解放责任担当的推卸，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最后他对读者的告诫，即希望读者“不要把这种不良倾向延展开去”，也是中肯的。但主张以描写现实为唯一形式，放弃文学样式和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性探求，未免过于狭隘。这不全是楼适夷的错，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使命使然。
四
有趣的是，楼适夷在批评施蛰存时，他自己也刚刚才完成现代派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楼适夷进入文艺新闻社不久，报上就登出了这样的广告：
读者们对本报所刊长篇的意见，在许多来信中归纳起来有下列二种：一、要求扩大卓别鳞东游记的篇幅，二、要求再登一个创作的长篇。第一个意见，固有预定的编辑计划，不能如愿。现在特请适夷先生创作《上海狂舞曲》长篇，逐期发表，以应读者之第二意见。
适夷先生的《上海狂舞曲》，是以现时代的反映上海的都市生活为背景，写一男一女两个青年的故事。作者说久不从事创作，现在要以写处女作的心情来着手此篇；这亦是创造中国的新闻文学之作。决自十二号刊起，仅先预告。新闻部
看得出来，楼适夷是雄心勃勃，打算大干一场的。报纸确也如期刊登，从6月1日起，到8月10日止，共登出第一章七节，第二章前三节。奇怪的是，从8月17日以后，报上连续三期登出“作者生病，本号停载”的消息，此后一直无下文，直到一个月以后的9月28日，才在第一版底栏登出“两长篇休载作者译者之声明”，其中楼适夷的声明写道：
凭着小小的野心，想替《文艺新闻》写《上海狂舞曲》，但是继续了十个星期之后，作者自身被许多困难窘住了。第一是身体不好；第二是生活不定；第三是个人琐务太多。所以只得暂时停止。对于编者及读者，实在是万分抱歉!适夷启
停刊启事中的理由显系托词，实际的原因是作者受到了冯雪峰的劝阻。理由不难想见：选题过俗，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来；里边使用了某些新感觉派的手法，比如写舞厅闪烁的霓虹灯。这些显然背离了左翼文艺的使命和要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楼适夷此时虽身在左翼文艺阵营，但思想却尚未完全进入左翼文学的固定路数之中，摇摆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经过冯雪峰的引导——此中不排除批评教育——才彻底转向左翼文艺。彻底转变后，以社会学派的阶级分析论来批判施蛰存的作品，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这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楼适夷毅然转身，也说明他身上具有的这种民族意识。这点与施蛰存他们是不同的。这当中，楼适夷无意中作了一个开拓，据说是他首先把“新感觉主义”一词引入中国的。
五
《文艺新闻》这一段，特别是后期担任主编，对楼适夷而言意味着什么?
当时的编辑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两三个主持人员不但完全没有报酬地进行日以继夜地劳动；作家写文章和读者投稿都不付稿酬，许多编辑、记者和事务人员，都是业余的义务服务者，而且刊物的印刷也没有固定的经费……主持人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跑当铺”，还要突破国民党和租界巡捕房的关口，编辑发行在福州路“一条没有名字的肮脏的小弄堂内一家商店的后楼上”，可谓困难重重。这样的情况下，报纸居然发行到8000份之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内在的秘密是什么?唯一的解释就是坚定地理想和信念。
《文艺新闻》时期是楼适夷革命文艺生涯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不仅表现在他由于冯雪峰的引导，对鲁迅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而且还表现在他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安排，为党领导的进步文艺事业踏实勤恳地工作，编报纸杂志、组织戏剧演出、创作剧本、上抗日前线慰问采访等。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他的这些出色表现，才使他成为受到鲁迅和冯雪峰信任的青年之一。这表明，楼适夷已成长为一名理想崇高、信仰坚定，能独立担负革命文艺工作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西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