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认为大周村是世界的中心，周边所有村庄，都是以这个中心扩散的。
　　 我还认为，天下人，都该姓周的，怎么又冒出一些安、张、尹、徐、贾、吴、孙、梁、师……这些都是大周大队的姓氏。大队，是这个国家最小的一个行政单位吧。大周大队由四个自然村组成，共十三个生产队。最东边是安庄，住着姓安的姓崔的姓徐的;隔一条南北路的西边叫张尹，是姓张和姓尹的地盘;东南是贾井，姓吴和姓贾，两姓人共饮一井水的意思吧;较为复杂的是我们大周，由东到西一条长街贯通，大多人姓周，越向西走姓氏越杂，师姓、梁姓，在长街的中间地段横出一条小道，由路北向后地延伸，名叫孙拐，住着一些姓孙的人。这些人们不知从哪里来、为何而来，由着什么样的机缘，加入了姓周行列之中，在当初姓周的已经占领了好地段之后，他们只好背着行李卷向西边走，安下自己的家，心甘情愿变成大周的人。
　　 安庄的东边，隔一条颍河故道，是王曲，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庄，有邮局、商店，有青石板老街、集市，还有一个中学，中学里有一棵千年银杏树。爸爸说他们小时候，秋冬时节，正在上课，听到一颗银杏果落地，噗地一声，大家内心一阵小小骚动，只等下课，看谁能第一个冲出去，捡到那只银杏果。王曲是附近十几里村庄的信息、商业中心，据说当年要将公社设在这里的，王曲人嫌麻烦，一致反对，结果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公社设在东边十里地的台陈。
　　 我大周村西边是新颍河，新颍河西岸，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都是大队的土地。东边安庄和张尹下地干活的人，扛着锄头，从大周街里穿过。新颍河向西几里地，是泥河，现在没有水了，据说当年河水丰茂清澈，却不知为何叫了泥河。泥河向西，属于大郭公社，很远才有村庄，远得站在西边河堰上无法看到。去年我回家乡，已经是东乡某小学校长的二峰开车带我们到泥河边上，只为看上一眼，因为小时候，泥河对我来说，是远得到不了的地方。站在河堰之上，南北两边相望，但见白杨树几行，落叶一地。现在没有人拣杨叶了，爸爸说，他们小时候，放学后的重要事情是割草拾柴火拣杨叶。杨树是中原大地最常见的树木，成材快，可早点使用或换钱。四野寂静，我想到一个比喻：像土地一样安静。二峰说，他小时候来这里干活，听得到我家的驴叫。我说，怎么可能，直线距离四五里，再说驴叫都一样，咋知是我家的？他说，听得真切，你家驴的叫声，我能分辨出来。二峰又指着一间快要塌了的破房子说，这是连营当年看河住的屋子。连营是我们生产队的，死了已经几十年。而现在这间青砖房子，布满了青苔，很难想象曾经住过人的。那时需要有人日夜值守，观察水位上涨，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发大水淹了庄稼。
　　 南边是毛庄，东北是马李。这两个村子，虽然只有二三里地，可从未涉足。乡村是封闭的世界，人与人的交往，除了亲戚之外，就只限于生产队里那几十户人家，小孩子之间玩耍，也在本生产队之间。
　　 正北边可以望见的，是双楼周。不知道是不是与我大周村同一个祖先，像东安庄与西安庄一样，因两兄弟闹矛盾分家，一个赌气过了老颍河，在河西另起炉灶——我前面说的，大周大队的安庄，其实是西安庄，在王曲的东边，另有一个安庄是东安庄。清朝初年的两兄弟，不知有着什么样的仇恨，立誓分家远离，宁可跑到几里外的荒滩上开垦新家园，也不愿与自己的亲兄弟抬头不见低头见。而这双楼周，与我大周村，也是相距二三里，不想天天看到你但知道你发生了什么的最佳距离，都知对方的存在，心心念念，互不来往，嘴上再不提起。双楼周的东边，是梁阁，我曾经路过。
　　 上面所说这些都是我大周村周边的村庄，皆在三五里之内，有些近得都快要挨上，密集在颍河故道与新颍河之间。它们在我目之所及之处，形成一个乡村孩子最初的世界。
　　 今生最早的记忆，是一岁多，我扶着东屋去往厕所的那面山墙，蹒跚挪步，我的妈妈坐在离我几步远的东屋门口做针线活。我能听到她温柔的声音喊我名字，需要我回应她，好知道我是安全的。四十多年过去，妈妈已经离世，我出生的东屋早已倒塌，常常我闭上眼睛，想还原那时的场景。奇怪的是，每次想起，总是我抽身出来看到那个小女孩扶墙走路的样子，短短的头发，上身穿的什么記不得了，只记得下身穿着双裤，也就是夹裤，能感到大腿开裆处凉丝丝的，沾着一层细土。乡村孩子，本就是尘土包裹的。那么我是谁，她是谁？只知道从那一刻，开启洪蒙，有如电光射向一个大约十公斤的小小肉身，我有了记忆和感知，有了身体，有了作为人的概念，我在这世上的第一个内心体验是：清爽，安全。
　　 村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安详圆润之所在，长大之后，再回大周，听到人们所说诸多事情，鸡鸣狗偷，男盗女娼，像外面那个世界一样的复杂纷乱，我大为吃惊，怎么小的时候不知道呢？那时的人不做这些事吗？想必是那个成人世界，对一个孩子隐瞒了这一切，只呈现给她慈祥与平静。1979年夏天，老师在课堂上讲述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军战士的英勇杀战故事。我在后地拦住路过的西邻居杰叔，要讲给他听。他停下来，腋下还夹着柴火，静静地听我讲完，我现在还记得他安静如水的面孔，像学生听课一样，看着我，从头到尾全是我说，最后我还挥动胳膊，模仿着老师喊口号，欢呼。杰叔一句话也没说，只等我讲完，夹着柴火回家。杰叔排行老二，上面是宗芝叔，下面是雨叔。他们的娘，我唤作二奶奶。二奶奶还有两个闺女，大的不知名字，嫁到了水车梁，小的香莲姑姑，嫁到了桥口村。但所谓二爷，跟我爷不是兄弟。说来话长，从我爷爷往上，几代单传，人口不旺，没有近门的。我家祖上本是跟东边焕章大爷的祖上一脉，过继给了这边他家祖上，所以我家跟东西两边，都说得上近。我常踅摸进他家院子，说，二奶奶，恁家的红薯干面馍，叫我吃一个吧。二奶奶站起身，到馍筐里给我拿一个，我坐在她家被数代人的脚步磨得光滑的石头门墩上吃，二奶奶在旁边做针线活。这一场景，我并不记得，是后来回老家时，二奶奶说起的。二奶奶白皮肤，一双浑浊的眼睛，眼珠是灰色。红薯干面馍黑乎乎的，吃起来有一丝丝甜。他家劳力多，饭量大，麦面不够吃，用红薯干充当。我却觉得好吃，常去她家讨一块。 　　 二奶奶三个儿子，娶媳妇成为难事，因为每个儿子要盖所房子。弟兄多的，听起来人口壮大，但意味着吃饭和成家都是问题，一般都是大儿子付出牺牲，所以宗芝叔没有说上媳妇。杰叔的媳妇也说得艰难，房子盖起来，塌下一堆账，杰叔临近三十，说了北乡一个对象，最后为一双皮鞋僵持不下，女方以退婚为要挟，二爷二奶奶又借了钱，买了皮鞋方才罢休。
　　 到雨叔这里，不得已换亲。换亲有两种方式。最直接的是两家换，两个妹妹分别嫁给对方的哥哥，彼此也都不挑什么。可是这样，将来生下的孩子，称呼上未免尴尬，该叫姑姑还是叫妗子，该叫舅舅还是姑夫？那么还有一种更曲折的，叫三家转，这给媒人提出了更高要求，能找来三对兄妹就不错了，男方条件也都没有那么可心，有的大得多有的略有残疾。为顾惜哥哥，妹妹一般也只得同意。雨婶就这样从北乡来到我们大周，而雨叔的妹妹香莲姑姑嫁到桥口，桥口那家的闺女，给了北乡雨婶的哥哥。好在这几个男子，外形条件也都还可，只是贫穷而已。这样的婚姻，也过得挺好，雨叔雨婶很是相爱。雨婶从小没了妈，有一回大周村有人路过北乡，见回娘家的雨婶跪在她妈坟前烧纸、哭泣。
　　 小时候没有玩具，冬天早上，得到一个冰溜子很开心的，不是人人都有，但又不能抓在手里，只好抱在怀中，慢慢将棉袄浸湿，不敢回家，大人看见了要吵，就那么抱来抱去，体验着拥有一样东西的幸福感，直到太阳升高，它一点点化掉，心里要失落好一阵。那个冬天，我的那块是从东边路南进忠奶奶家的屋檐下扳掉的。怎么够得着的？下面踩了东西，还是几个孩子抱住腿，记不清了，只记得我伸出手去，冰凌与麦秸杆相接的部位，晶莹剔透，包裹着几根褐色秸秆，犹如琥珀一般。
　　 有一个冬天，月圆之夜，我们九队的孩子们在进忠奶奶家门外藏老闷儿（捉迷藏），玩疯了，谁家大人来叫，都不回家，大人也都不管，自己回家睡了。月亮越来越高，照得大地明晃晃的，我们钻来跑去，麦秸垛，柴火堆，墙头，树后，进忠奶奶家院子。跑了一身汗，腿上微微蛰疼。农村孩子，谁也没见过秋裤，都穿光筒棉裤，一穿就是一个冬季，当然也不洗澡，棉裤内里的褶皱处，是虱子温暖的家园。天好的时候，光屁股钻被窝里，大人将棉袄棉裤拿到太阳下翻过面来，仔细搜寻，将那一窝一窝的虱子虮子找出来，用指甲处以死刑。条件好的，外面有个罩衣罩裤，不好的，连这都没有，棉袄棉裤直接承受一个冬季的灰土与腌臜，许多孩子的袖口黑亮一块，硬邦邦的，那是擦鼻涕擦嘴的后果。那时物质的穷困，现代人无法想象。生产队里的顺大娘，一年到头一套外衣，冬天做成棉袄棉裤，春天拆掉棉花，里外皮儿洗一冼，做成夹衣，夏天来时，将夹衣改成单衣，秋天来临，单衣变夹衣，秋去冬来，再续上棉花。每当季节转换，顺大娘必有一天不能出门，在家进行换装事业。一套衣服，总有穿烂的时候，借的磨的，打的闹的，再置一套，而烂了的，抿成袼褙做鞋。农村人眼里，啥都主贵稀罕，谁家有办丧事，人们为争一块孝布闹来闹去，还会为此结怨，多年化解不了。一块白布拿回来，做蒸馍的笼布，做鞋里子。
　　 小孩子，能有棉衣棉裤穿，不冻着，已经不错了，开心得什么似的，脏嘛，大家都一样，谁也别笑谁。月明之夜，成群结伙，开心地疯玩。腿上被风薅得皴裂，再被汗一蛰，身体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小蒸锅，想必每人身上的虱子，也都心满意足地欢闹，聚在一起开个派对也可能的。不时有笑闹声爆发，捉家，藏家，同时欢叫起来，拉住了不放手，扭扭扯扯笑闹一番。直到半夜，连狗都入睡了，整个村庄除了我们之外，再无一点声息，想必大人们睡梦之中，听到我们的闹声，知道是安全的，翻个身，继续睡。又大又圆的月亮在头顶照着，似乎给我们注入了魔力，兴奋异常，直到累得再也跑不动了，当我找到麦秸垛后面的一个小孩时，发现她躺在麦秸窝里睡着了。最后大家不舍地离开。2015年秋天，我在鲁迅文学院深造班学习，很有一些不遂愿之事，灰暗情绪郁结于心，冷着脸独来独往，有一天晚饭后下楼散步，走出楼门，突见东方楼群之上，一轮大大圆月悬挂，路灯为之失去光泽。我停下脚步，仰头与那轮圆月对视，她呈现出一种辉煌，无所不在地俯视，仿佛问我，四十年过去了，孩子，你还好吗？怎么从临颍来到北京？我潸然泪下。这真的是四十年前那轮明月吗？一代代人长大，老去，而她永远明亮。我转回身，看到我的身影，长长地投在地上。平常都是在文学館内绕圈，那晚我走出文学馆，顺着大路向东而去，一直仰头望着，对她说了许多话。
　　 我算是最早的“留守儿童”吧。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这个词还没有诞生，我就先行实践了。整个70年代，我在乡村度过。童年生活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有多大呢？我要说，是全部。
　　 行走在临颍县境内，到处可见一截低洼处，边上种着杨树，落几层枯叶，那就是颍河故道。据县志记载，颍河在临颍县境内拐了一百多个湾，于是村庄名多与湾和水有关，魏湾、郭湾、党湾、丁湾、大张湾、王曲、杜曲、下坡郭、桥口、小商桥、靳勒桥……因常年河水泛滥，于二十世纪50年代将河道取直，那条直线从大周村西边一路向南，仿佛一个人将自己纠缠不清的心事刀斩乱麻。
　　 再老的人都有娘家，奶奶不但有娘家，还有舅家，娘家在三里外的桥口，舅家在五里远的甄庄，它们都在南边。桥口属于临颍县，而甄庄属于堰城县，现在的漯河市堰城区。
　　 去往桥口和甄庄的路，从我们大周村东头向南走。村东的学校旁边，是一条南北路，如一条柔软的绳子，向北一路串起几十个村庄，而南端由贾井村头拐向东，进入王曲，像是一篇长文，远没有结束。拐弯处，可看到南边毛庄的背影。那时每个村子的概念，就是一片树木包围的房屋，紧密地围成一体，成为自己的独立世界，也就是说，我村人多年来注视着毛庄的背影，而双楼周的人，又望见我大周的背影。外村人除了走亲戚，再无理由去到另一个村子，因为你会被他们的注目礼弄得不好意思。男人们将手里的木掀粪钯，支住下巴;女人会停下正在剥的苞谷;晒粮食的人，停下蹚麦的光脚板;走路的老奶奶，直起腰扶一扶顶在头上的大手巾;就连光身子奔跑的孩子，小马儿跳荡得如错乱的钟摆，也会突然收住脚步，转过头来。他们一律用专注的眼神研究路过自己领地的人，看着你远远离去的背影，相互猜度一番，这人哪庄的，去哪里，篮里的啥。围在一处研讨一番，如果没有理出一个满意答案，他们会有小小的遗憾。 　　 我跟着奶奶从毛庄后地向东拐，去往通向王曲的大路——在我的童年，那就是一条大路了，我在长篇小说《多湾》里提到的白果集，就是王曲。东行大约一里地，向南有一条小路，从庄稼地里开出的，只能容下两三人并排行走，遇到对面或身后有自行车，我們要靠向路边，让自行车打着铃走过。偶尔车上的人认识，会打招呼说，去哪儿呀，上来捎恁一段吧？奶奶说，不了，你先走吧，我们没事慢慢走。我猜想那人并不想捎，他连减速都没有，奶奶也不敢坐那车子，架子车对她来说，是稳当的。农村的老人，出门时常由家里年轻人拉架子车接送。沿着这条小路走大约一里，就是桥口村的西头，如果是回娘家，就从这里进入村子，由街里向村东走，如果是去她舅家，就继续向南，再走一会儿，到达甄庄。小的时候，觉得这条路很长，走这么远的路，是生活中一件大事。
　　 我的舅家和姨家，在堰城县的孔庄和大杨。姥爷姥娘早逝，我没有见过他们，妈妈又在西安，所以舅家去得少，大约只限于过年和过会，孩子们常说的姥娘家，热乎乎甜蜜蜜的一个所在，对我来说很是陌生。去舅家要路过刘孟，是个像王曲那样的大村，有清凉寺中学，有个供销社，还有一个卫生院，院子很大，一排平房，刷成淡黄色，出厦由几根木柱支着，形成一个厦廊。这些机构显得这个村子很了不起。记得有一次，我和姐姐从舅家回来，走到刘孟，站在路边歇息，我说口渴得很，姐姐说，兹言哩，吃那么多饼干，能不渴吗？不记得怎样解决了口渴问题，还是忍着回到家了，也不记得哪里来的饼干，可能是临走时大妗给的吧，只记得那个遥远的下午，我和姐姐面对面站在路边，有这样一个对话。
　　 还有一次去舅家，是冬天，也许是正月初七，也许是腊月二十几。老家那里过年，每家定个日子，招待出门（出嫁）的闺女，称为待客，而闺女要在年跟前割一块肉先送到娘家（再配些油馍馃子更好），正月初几时娘家人用这块肉招待你，这样初几回娘家时，就可空手去，打扮一新，轻装行动，专门去吃肉哩。舅家待客的日子是正月初七。
　　 是哥哥骑自行车带我去的，让我在舅家玩一天，他先回去了。下午时候，大妗跟我说，晚上我跟二舅睡。我不愿意，要跟大妗睡，可她不愿意。大舅在漯河工作，二舅还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小西屋的一张小床上。我那时有七八岁吧，心里已经有了男女之别，大妗堂屋东里边一张大床，她的三个儿子都长大了，最小的飞表哥，长得黑，人们都叫他黑飞的，也都不跟他睡了，我做为一个客人，一个小女孩，为什么不能跟他睡在一起呢？大妗耐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只记得我俩在她的东里边说了很久，她哄劝再三，我终于无奈答应了，后悔我不该留下来。现在想来，可能是大妗怕我身上的虱子留在她的床上，大妗长得白白净净，也非常爱干净，做为工人家属，她在村上很有优越感的。那个晚上，我和二舅一人睡一头，都蜷着腿，保持不挨到对方。
　　 第二天，二舅骑自行车送我回家，我侧身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脚冻僵了。刘孟街里，有一段路很窄，因为路两边挖了大坑，将本已不宽的路逼得越来越窄。那时人们盖房，打坯取土，指着一个地方狠挖，每个村子都会有一两个大坑。路边一个电线杆，二舅骑得太靠近了，我垂着的脚咚地撞了上去，突然疼痛，不敢吭声，假装没有这回事。
　　 那以后，不愿去舅家了。
　　 我爱去姨家。大杨庄非常大，前后几条街巷，横竖交错，几乎像一个小城市。过了刘孟，向东拐去，不足一里地，走过颍河故道，再向南拐，右边是无水的老河，左手是一段半人高的土坯矮墙，可能是当年的寨墙。走一阵，左拐，再右拐，路过大杨后街，继续向南，两边照样有粮站、卫生所、大队部什么的。从一个窄道里通过，窄得只能走一辆架子车，两边有几户人家，门总关着。最后一户人家，一扇歪斜薄板的小门，面向东，是一条小街，姨家就在这条街的路南。那扇薄板小门里的人家，只有几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姨将其中的一个女儿介绍给我二舅，成为我的二妗。二妗的一个姐，早年间嫁到我们大队的张尹（生的女儿又嫁给我们生产队的德生）。这两个女人连同她们的几个姐妹，全都在三四十岁接连死去，据说是家族遗传的糖尿病。二妗给二舅撇下三个孩子，最小的孬蛋，当时只有两三岁。二舅五六岁时，自己父母死去，靠我妈和我姨把他拉扯大。从小丧母，中年丧妻，都叫他碰上了。二舅也想过再娶，交往了几个女人，曾为此受过骗，折了一些钱财。之后他但凡提出再婚，两个女儿就哭。随着年龄增长，只好作罢，后来三个孩子都长大，在漯河市，被我大舅的三个儿子，也就是他们的堂兄关照着，有了事干。
　　 有一次二舅一个人在孔庄家里，高血压发作，在床上挣扎好久起不来，幸好遇到村里人来串门，送到医院抢救，差点落下后遗症。
　　 此时大舅已经去世，他的大孙子，也就是我大表哥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小伙子买了两副麻将，置办两套小桌椅，放在他二爷的门楼里，供孔庄人每天来打牌娱乐，主要是为了让二爷家总有人来往，不至于发病了无人知晓。现在，六十多岁的二舅家里住住，漯河待待。他有一辆小电动车，在漯河时帮着接送外孙，漯河和家里相距五十多里地，电动车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
　　 从大周村向东十里地，是公社所在地台陈，台陈东北方三四里，过了京广铁路，有个荒张村，是我姨奶奶的家。奶奶常带我去走她姐姐家，两个老婆婆长得挺像，总坐在一起说话。我记忆中去姨奶奶家总是夏天，可能是因为夏天她村上过会。
　　 走那么远的路，去一次不容易，一般会在姨奶奶家住几天。记得有天早晨醒来，见姨奶奶的孙子坐在床边，穿了件白背心，胳膊撑在床帮上，面对着我，也许是他叫醒了我。他大我几岁，我该叫表哥的，他说带我去林子玩。我跟着去了，不记得种的什么树，大概是桐树吧，不太大，树干很直，一排一排的很整齐。刚下过雨，地面潮湿，长着零星青草，开着几朵野花，我穿着短袖，感到微微的凉。林子里有个机井，表哥提醒我说，小心那个井，别掉进去。
　　 那时有一趟武昌开往西安的火车，夜里十点半停靠临颍站。童年的我，坐着火车来往于临颍和西安之间。我相信作家的很多作品，与她几十年的人生记忆有关。叶广芩在她的小说中，详细写到老北京的羊肉床子，描写那个铜的小秤砣，每磕一下，都叫她害怕，写到院子角落里的一盆绿色植物。作家为什么详细地解释和记录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因为那是她的生命记忆，她需要借助小说表达她的童年时光，不是这一篇就是下一篇。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些支离破碎的童年记忆，会在四十年后，一点点激活。按说一个孩子，懵懂无知，九年时光，能留下什么，能懂什么。可是我现在所有的写作，我对世界的看法，解决问题的方式，却竟然都是来自于童年，我的人生观以大周村为辐射，面向世界。
　　 十多年前，我决心写一部“长篇巨制”，那两年，我不断地回到临颍，在各个村子里走来走去，漫无目的地寻找，完全不知有什么东西能进入我的小说，也不知未来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有一天，一个村子里的人说，这女的跟神经病一样，连着几天在这儿走来走去。
　　 不能不去繁城，尽管我知道，小说里的故事不会跟这里扯上关系，但还是怀着向往的心情去了。童年从大人口中无数次听到繁城，它是繁华和富裕的代名词。颍河从繁城流向临颍境内，也是从这里取直的。此处是回民聚居地，煮牛肉很有名。
　　 我从县城坐了班车，快进入繁城镇时，道路左边一个土台，那就是两千年前曹丕迫使汉献帝让位的受禅台。数回历史烽烟，几多重重心机，汉魏政权更迭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是一个约十米高的土台子，像一个巨型麦秸垛，长着荒草，鸡狗在此刨食找吃。
　　 老街十字路口，有高高的清真寺。在后街那里，我看到老颍河与新颍河分叉的地方。一个男人，站在老桥上，看那一细溜颍河水在脚下流淌，那男人着装颇为讲究，脸上写满小镇居民的优越感，些许油滑的样子，看了几十年河水，还没有看够，一只脚在桥面，另一只脚踏在桥墩上，面对河水，很是深情的样子。他无意中回头，瞅了我一眼，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次回眸会被这个陌生的女人，在十年后，写进一篇文章里。
　　 两条街很快走完，我也不知自己想找寻什么，看到一家门楼上，写着“茶馆”，便走进去。女主人四五十岁，深眼窝，双眼皮，卷头发，看长相就是回民。给我用大茶缸泡了一杯浓茶，是那种粗糙的茶叶沫子。回民食牛羊肉，所以爱喝酽茶。院子里半自动洗衣机正在转着，女人给我说了许多这镇上的事情，不时走过去，将衣物从洗衣缸拿到甩干缸，盖上盖，在快速转动声中又回到我们待着的大门楼里，捅一捅炉子，加一些煤，给我续水。最后说起她家里的一些事，几个兄弟姐妹都很服她，凡事都听她的。兹言哩，给他们把啥都弄得停停当当，我这洗衣机，差不多天天开着，床单衣裳拘来扔下，我搭上水电洗衣粉，洗了晒干叠好，来拿了，咋能不说我好哩。她一直陪我坐着说了几十分钟话。临起身，我给她一元钱，她说，嘿，顽哩，收啥钱。找了我五毛回来。我在这里之所以写成“顽哩”，是因为在临颍，确實这个字不发儿化音，正像是《红楼梦》中一样。读《红楼梦》，我吃惊地发现，里面很多话是我们老家人常说的，如：没耳性，懒待动，执事人，仔细着，怪道，看看，堪堪（刚刚、正好的意思），多嫌……还有， “菱花空对雪澌澌”“金钗雪里埋”等，凡是用雪隐喻薛的，有多处。其实，在我们临颍话中，雪与薛完全同音同调，只是实行普通话后，声调不同了。
　　 我又去了商桥火车站——在小说中，我无数次写到这个小站，是人们到外面世界去的一个重要之地。五十年代的一天，我那小脚的奶奶着一篮子馍，天不明从家里出发，走十八里地到商桥车站，误了火车，便沿着铁轨一路向南又走五十里，步行一天走到漯河，给漯河高中上学的爸爸送馍。商桥镇属于堰城，与临颍交界，抗金英雄杨再兴之墓，刚好跨在两县的地界上，临颍抢了先，将墓园大门开向北，在临颍境内。据说省上领导来考察，问，一般的建筑都是门朝南开，这墓园为何向北呢？一时众人无答，县委宣传部一人机灵，站出来说，为了纪念杨再兴英勇就义，他壮志未酬，怒望北方。
　　 在荒张村，经人指引，来到村后的地里，找到了正在种蒜的表叔表婶，那时他们还不到七十岁，但都弯着腰，老家人说的，弯腰瘸脊。愁苦的面容让我不忍面对，一个人要经历多少伤心事作难事，才能成就这样一张面孔。那两年，我先后几次去往表叔家，但没有在他家吃过饭，也没有见到记忆中那位带我去树林里玩的表哥，他外出打工了。
　　 告诉表叔我想写一部这样的小说。表叔说，可写的太多了，过去的事情，几本书都写不完。你这本书写好后，能不能送我一本，叫我看看。我说，当然要送您。
　　 表叔家的成分是富家，发家史不太清楚，总之没少挨批斗。
　　 堂屋里有一个小方桌，稳重沉实，造型典雅，是民国或清末的东西，我伸手抚摸。表婶说，前几天有个收旧物的来，给五百块钱，我没卖。我心里一动，问，那多少钱愿卖呢？表婶说，自家东西，不卖。表叔说，这小桌在我家，超过六十年了，是蒜刘你表姑（他的姐姐，名唤水娥，《多湾》中大花表姑的原型）出门那年，我爹从集上买来的，买来就是旧的，不知谁家使了多少年。整天拉来拉去，人站上去够东西，放几袋子粮食，猫钻狗抓，还是这么结实。我便不好意思再说下面的话。
　　 起身告辞时，表婶在身后相送，她突然以一种类似于深情的语气叫我名字，瑄璞，那小桌你想要吗？拿走吧。我不好直问她要多少钱，便迟疑不语，表婶接着说，你喜欢就拿走，不说钱。我说不不，要给钱的。我先去办别的事，过两天来拿。
　　 我又游走了几个村庄，连带打听哪里有物流，可运送这个小桌到达西安。终于在县城附近一条街上，找到一间门面房的物流公司，我描述了桌子的大小，谈好价钱五十元，可送到西安城东的货运站，自己去取。
　　 两天后，我雇了车，来到表叔家里，看遍堂屋，却不见小桌的影子。表婶说，儿媳妇拿去用了一下，咱现在过去取。我拿出六百元钱给表婶，她先是不要，来回推让几番，收下了。二人领我去儿媳家里。儿媳脸色阴沉，拿个干毛巾摔打自己身上的土，不与我照面。我看出有问题，给表婶说，你们意见不统一，那我就不拿了，不要我走了你们生气。表婶小声说，没事，搬走就是，我的小桌我做主。我和表叔将小桌抬回他们院子，问表婶，是否她嫌钱少，那我再加二百吧，您拿给她。表婶说，不是钱的问题，你拿走吧。表叔一直是那种沧桑悲壮的表情，不说话，拿来一块抹布，蹲下来，将小桌从上到下擦了一遍，还用手轻轻地抚摸它。我心有愧，六百元钱，就将人家喜爱的东西拿走，但确实已经对这个小桌爱不释手了。我给表叔表婶说，请你们放心，这小桌到了我家，我会好好爱护它，就像它在你们这里一样。表叔表婶在身后相送。我和小桌，在面包车上走出好远了，还见二人弯曲的身影在路边挥手。 　　 就像是一场梦，那个小方桌摆在了西安我家的客厅里。
　　 水娥表姑，七十年前嫁到了蒜刘。那姓刘的朝上数几辈人，种地之外，做些小生意，辛苦经营，维持温饱，没有任何致富迹象。大约民国三十几年，棉花大丰收，秋天里收了很多棉花。那年冬天，几十年不遇的严寒天气，棉花价格突然大涨，意外挣了一笔钱，很是置了一些田产。然后这些新多出来的田产，刚好够给他家划成富家，从此接受批斗。
　　 某一天，我接到一个西安号码的电话，对方河南话叫我名字，说他是荒张的自臣。我问，当年我跟着俺奶奶到你家去，有天早上带我去树林玩的，是你吗？他说是他，他现在在西安一家工厂干活，临从家走时，他伯（父亲）给了他我的号码。我说，三十年没有见了，你有时间来我家玩吧，看看你家的小桌。说这话时，我坐在地毯上，胳膊就放在小方桌上。他说，好，有时间就去。我问他工作咋样。他说，还好，管吃管住，工资也能按时发。如此电话挂了，后来，好像还相互发过短信，他却始终没有来我家。我不知见了后，能不能认出他来，只记得那时他是十来岁的少年，长脸，白皮肤，挺英俊的样子。
　　 过了两年，我再回老家，问蒜刘表姑家的儿子，自臣表哥前两年在西安打工，还联系我，说是到我家来，怎么再没音了？刘家大表哥说，你不知吗？他死在了西安，掉到工厂的开水锅里了。天哪！工厂给赔了多少钱？刘家表哥叹息，唉，我舅和妗子年龄大了，没出过门，没有人去理论，听说丧葬费外，只赔了一点钱，你去我舅家，别问这事，大家现在都不提。我因为《多湾》还没出版，也就没有去表叔家，想表叔那张悲苦的脸，似乎生来就是为承受苦难的，自臣表哥这件事，只是他一生中无数个打击里的一个罢了。
　　 2015年底，《多湾》出版，2016年国庆假期，姐姐夫妻和我们夫妻共四人，驾车回临颍。
　　 车子进入荒张，仍然像从前一样，找不到表叔的家，以前打听，就问张自臣家在哪里，现在，似乎连这个名字都不敢提了。突然之间，问题来了，表叔叫什么名字呢？没有名字，又怎么打听他家呢？姐姐说，好像叫迎顺，你忘了吗？小的时候，咱经常说迎顺表叔。对对，迎顺表叔。于是拦住村人问，张迎顺家在哪里？路人摇头，没有这个人，再问一人，也说无此人。肯定是姐姐提供的名字有错。于是打电话问我爸爸，说我们现在荒张街里，表叔叫啥名字？爸爸说，张松仁，比我小两岁。迎顺是你西乡的表叔。
　　 我们被人指引到一条巷子里，变作土路，只见到路边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自己推着，在泥路上走。我走过去问，请问张松仁家在哪里？他不停地打岔，张会群？张安民？张雪轮？我的声音要一次比一次高，问路成了体力活，气得够呛，拿出纸笔，写下张松仁三个字，他再问我，你们是哪儿的？我说，西安来的，他亲戚。每句话要大声喊给他，三四遍才听清，然后他再问，你找他啥事？他的每一个问题都比上一次更严峻，完全是审问态度。真气死我了，转身走开，不问了还不成吗？他在后面说，算了我给你说了吧，那语气好像他拥有多大的機密一样。我站下，转回身有些气恼地看他。他说，躺床上动不了了，俩孩儿家轮着过，大儿家在那边，这个是他小儿家。他指着我身后一个大门。我气未消，也不说谢他，拍我身后的大铁门。随着几声狗叫，走出一位妇女，我说明来意，她说，那院。领着我们向西走，好像是那年不愿让我拿小方桌的那个女人，也不知她是不是自臣表哥的媳妇，她不愿与我说话，我也不好细问。跟着她向西，进入一个院子，她推开堂屋门，再推开东边房门，指了一下，转身走了。
　　 我和姐姐站在房间门口，看到床上的腈纶毯下，像是没有人一样。我俩叫几声表叔，无人答应，再向床边走去，惊起几只苍蝇。表叔醒来，挥动胳膊，又是一阵苍蝇飞舞。表叔抬起头看看，再慢慢坐起来，面色苍白，瘦得吓人，看起来比我爸爸老许多。他已经不认得我了，任我怎样解说，只是一脸懵懂，脸上充满戒备与冷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和姐姐只好不停地说，大周，狗卯（爸爸的小名），西安……有一种东西在他脸上，一点点复活。或许是因为西安二字，让他痛苦地闭了闭眼睛，更加戒备，充满嘲讽地说，直说吧，老家哪儿的？来弄啥？我们再次说，大周，狗卯……
　　 就像从一条幽深的隧道里走出，他终于搞明白了，叫我们床边坐下，我俩没有坐，屋子里散发着难闻的气息，乱七八糟堆放着东西，灰尘厚厚一层，哪里也不能下手摸。农村到处是新房好房，外面看去，一派新农村景象，可走进去，永远一屋子脏乱。
　　 他说，表婶于前年已经去世，他嘛，身体本来还中，就是三个月前骑三轮车赶会，下车时摔倒，在地上顿了一下，把腰骨顿坏了。我拿出《多湾》，送给他。他翻看着说，眼睛不行了，字看不清。
　　 我拿出二百元钱给他，他推让不要，我装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握住他右手的一把骨头，与他告别，请他保重身体，我下次回来，再来看他。他摆了摆手，悲哀地笑笑，眼里现出一层泪光。
　　 大表哥急急回来，说正在地里种蒜，听人说了，叫我们不要走，在这里吃晚饭。我们坚辞，说还要去看蒜刘表姑呢。我从大表哥脸上，看到表婶的贤惠模样。对于自臣表哥，我却怎么也没有勇气问起。我让他给蒜刘那些表哥们打个电话，就说我们现在过去。蒜刘表姑有七个儿子，接电话的是在县上工作的一个，说他现在就骑电动车回家。
　　 在蒜刘街里，汽车进不了窄小巷子，只好停下，走路去往表姑家，四个人，手里提着东西，引来街里人观望，见一个人背着农药桶，向着我们走过来，我认出是刘家大表哥。他前些年中风，抢救过来后，生活能自理，农活照干，但说话不伶俐了。我走过去叫他表哥，他惊惊呆呆一阵，说，咦，知了，知了。突然咧开嘴像孩子样哭了起来，一定是想起，我上次来时，他还亲热地接待，不停地说话，而现在，满心里的话，嘴上说不出来。
　　 八十九岁的表姑，腰弯成九十度角，耳聪目明，声音洪亮，说，你大表姐看（刚）骑了洋车走一会儿，真不凑巧，要不是你们也见见面说说话。大表姐是她的大女儿，七十岁了，还能骑自行车回娘家。我问，表姑您身体好吧？她说，耳不聋眼不花，浑身上下，捶哪也不疼也不痒，就是干不动活了，你说气人不？县城里的表哥也回来了，电动车扎在堂屋门前。大家围一圈坐在院子里。蚊子很多，隔着一件单衣咬人，一会儿我和姐姐身上就起了疙瘩，出一身汗，烦躁不安。大表哥背对我们坐在一块砖头上，情绪激动，全身颤抖地哭，被表姑大声吵嚷几句，止了哭，静静听我们说话，过一会儿，又忍不住哭一通，灰色的嘴唇颤抖着。
　　 回到西安后，微信里有人加我，说他是张松仁的孙子。我问他爷身体怎样，他说还好，躺在床上养病。过年过节时候，这孩子会发一些大家来回转发的那些问候语。而我终是没有勇气问他，张自臣是你爸爸，还是叔叔？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想问问那孩子，他爷爷怎么样了。半天没有答复，到晚上时候，微信里传来荒张大表哥的声音：瑄璞，你现在好吧？我爸……你们去年八月十五之后回来看他，到阴历十月二十七他不在了。
　　 我问，刚才说话的是你爸吗？那孩子说是的。我问，你在家，还是在外面干活？他说刚回来两天。我看了他的朋友圈，感觉他好像是在北京送快递。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大眼睛的妻子，七八岁的儿子。
　　 下次回老家，荒张那里，似乎没有理由再去了。我在荒张的街里，该怎么问路呢？我不知道大表哥的名字，也不知加我微信的这个青年，叫啥名字，就算我们有一天在北京的大街上迎面而过，也互不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