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罗与女性主义解放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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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只体现在社会学领域,更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呼应。而在门罗的众多写作主题中,女性形象、女性命运始终是对其研究中难以绕过的主题。将二者相互对照来比较分析,将小说创作放之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内进行考察,为解读门罗小说提供了新鲜角度。
  关键词:妇女解放运动;门罗;女性主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8-0-02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又被称为女权运动、女性运动,指的是反对歧视女性,使女性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女权革命家的社会目标或社会运动。它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又称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延续至20世纪初;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70年代初;第三次浪潮始于1990年代,延续至今。门罗的创作生涯绵长久远,其中不乏众多对女性充满人文关照的写作主题,分别对应着不同时期的女权运动的浪潮。将二者进行文学分析和对比,将小说创作放之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内进行考察,为解读门罗小说提供了新鲜角度。
  一、门罗与第一次解放浪潮
  19世纪末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争论的焦点在于两性的平等,目标是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政治权利同值,因此第一次浪潮往往被称作“女权运动”。特点如下:首先,妇女们纷纷组织起来,形成了集体的力量,各资本主义主要国家都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其次,工业革命给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她们带来了解放的曙光;最后,妇女们争取平等权利的抗议得到了各方同情和支持。门罗的短篇小说《幸福过了头》虽然发表于21世纪,但其中的主要人物和情节设定正好归属于妇女解放的第一次浪潮的时间段里面,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征。
  小说描写了一位在数学研究领域有着卓越天赋与超凡才华的女性、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女博士索菲亚·科瓦列夫斯基。她的出现曾让导师魏尔斯特拉斯震惊,“终其一生,他都在等待这样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书房。”[1]可是当初索菲亚第一次解答出他给的难题时,他还是怀疑她交来的作业是别人代写的,也许是兄弟,也许是情人,就是不会是女性自己。当索菲亚获得了勃丁奖、得到来自专业领域的肯定之后,她在现实中所获得的,依然是局限和剥夺:她找不到能够和她的天分相匹配的工作,辗转很久才有了瑞典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愿意为她提供一份教职;情人也因为觉得在她面前自愧弗如而刻意远离和疏远她,即使他们之前曾经有过婚约,他却挖苦她身为母亲的失职。更深入的打击来自索菲亚的亲人:父亲对于她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一事大发雷霆,“现在你卖你的故事,还有多久你要卖你自己?”[2]同样是失去曾经的爱人,姐夫雅克拉尔可以随时得到异性的陪伴,却对索菲亚的重浴爱河充满鄙夷。所有一切不公正的缘由,仅仅是因为索菲亚的性别——她只是个女人,她怎么能够这样优秀,社会拒绝接纳如此才华横溢的女人。其一生所受到的都是对她的性别歧视和由此所带来的疏离,即使索菲亚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自身权利的抗争。她最后败给旅途中不幸染上的疾病而香消玉损了。这位勇敢的女战士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即是“幸福过了头”。她本以沉浸在得到社会短暂接受的满足里,却不想这争取的过程太为漫长并最终还是吞噬了她。
  纵观全篇,作者门罗并没有选择用激烈的态度或犀利的文笔向读者传达命运和时代对女性的不公,只像在讲述一个寻常的故事般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孤独又让人垂泪的悲剧。这不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女主人公索菲亚香消玉损的时代,正是19世纪下半叶,也即第一次妇女解放浪潮刚兴起的时代。面对现实的压迫和父权的歧视,门罗力图通过女主人公索菲亚的经历去再现女性对自身社会地位和公正待遇的不懈追求,即使这结局让人唏嘘,却已经明确显露出女性对自身性别的端正,以及对女性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努力建构。
  二、门罗与第二次解放浪潮
  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女性主义者将焦点放在男女性别的不同点上,突出女性自己的特点和特性、女性意识和感受、女性经历和经验、女性的历史与传统及其地位与作用等等。与第一次解放浪潮中女性主义者基于社会正义观点而争取男女在参政议政、教育、财产、就业等平等权利不同的是,第二次浪潮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女性主义理论和派别,从而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政治主张,形成了女性研究的热潮,女性问题也开始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
  波伏娃的《第二性》奏响了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的前奏曲,她提出了著名的结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3]该书系统论述了男女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差异,并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女性的处境、地位和特性作出全面阐述,并提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快乐影子之舞》中的短篇《男孩和女孩》就深刻体现了“女孩”是如何向“女人”转变的过程。全文采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展开叙述。伊始,孩童期的“我”有着男孩子般的性格,对自己性别的认定还是模糊的,性别差异的特征并没有在“我”的身上有明显体现。渐渐的,“我”感受到了由于身为女性而带来的威胁。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同性,如母亲和祖母的强迫性力量,她们要求“我”必须像个女孩子一样生活;另一方面来自异性,包括弟弟莱尔德的不断长大和生活中的其他男性对我性别的矫正。以亨利为代表的周围人士对“我”的评价,“喏,莱尔德迟早有一天,会让你看看。”[4]徒劳的反抗让“我”在母马弗洛拉身上找到了认同感,“我”希望自己能够如同弗洛拉一样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却不成想对弗洛拉的猎杀事件却改变了“我”对自我的坚持。最终压垮“我”的那根稻草来自父亲。他说,“她只是个女孩子。”[5]至此,“我”顿悟了自己与父亲间的隔断,也开始在心底真正的接受自己的命运,不再反抗。“女孩”终于接受了自己的性别设定。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则是该时期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书中提出了对女性的四大压迫,即生产、生殖、性和儿童的社会教化。门罗的作品集《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就系统体现了这些主题。这部成长小说主要描绘了女主人公黛尔从懵懂青涩成长为睿智、聪颖的生活观察者的历程,同时,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众形象多彩的女性形象,由她们不同的命运体现出深刻的时代意义。黛尔是一个成长中的女性形象。童年时,她受到家族中的克雷格叔叔的影响,学着用相对独立的政治观和世界观去看待生活。母亲对于黛尔的影响更是深远,她本身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精神独立者,不断地尝试着女性的各种可能,因此成为黛尔的精神导师。女房客弗恩则像一个警钟,提醒着黛尔在两性关系中要保持住女性的独立性。小说集的后半部分集中展现了黛尔的性启蒙和探索过程:进入青春期,黛尔渴求性爱,却遭到了张伯伦先生的隐晦性侵,表明了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性角色的惯性压制和奴役;然后与第一任暧昧对象杰里,两人仅出于对知识的尊重而结盟,并不存在性冲动的火花,黛尔又经历了第二次的身体失败;直到认识了加内特,两人从充满欲望的挑逗到最后的身体结合和疯狂索求,黛尔完成了在身体领域的实质性突破,但转折也接踵而来,传统男性希望女性在家庭与婚姻中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加内特强迫黛尔入浸礼会和受洗,黛尔拒绝,两人分手,黛尔完成了精神层面上的大飞跃。门罗在整个作品集中展现出的黛尔的成长道路即是当时女性成长的典型道路:女性一直在父权和传统加诸其身的众多禁锢和压迫中争取与男性同等的两性地位,她们寻求的,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解放。   三、门罗与第三次解放浪潮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女性主义发展到第三次浪潮,也称后现代女性主义时期。其基本点在于,否认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论,认为两性的界定其实是模糊不清的,也就是说,性别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同与异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多侧面的、动态的体系。此次浪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抢到女性话语,二是强调身体的重要性和肉体的各种体验。她们认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性的话语,男性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女性应该使用自己的语言,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自己的名义讲话,“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6]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看来,所谓一套女性的话语,指的即是女性身体的快乐,这是男性无法想象和体会的。女性只有将身体与语言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独特的女性话语。
  《家具》选自门罗2001年的作品集《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体现出鲜明的女性话语特征。叙述者将重心放在了回忆艾尔弗莱达身上。她是我家一个风格与众不同的亲戚。艾尔弗莱达的魅力不止来源于她时髦的衣着,更在于她非凡的思考方式和不俗的谈吐,以及前卫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女性,每次回到老家时便会毫无顾忌的调侃政客和皇室,大谈明星的花边新闻,更对时事报有自己的看法。她同时也是女性探索新生活的最初尝试,她破了长久以来菲勒斯中心主义加注在女性身上的歧视、压迫和控制,将女性由生活中的客体转变为主体,门罗旨在通过艾尔弗莱达的思维、语言和行动发出“女性”的声音,这正是全体女性作家反抗权威和追求话语权威的大胆尝试。另一短篇《激情》取自其2004年的作品集《逃离》,讲述了性或者情爱是如何给女性自我带来推动的故事。格雷斯是个贫穷的女招待,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认识了男孩莫里,这对众人眼中的神仙眷侣,她却在某次家庭聚会时和莫里的哥哥尼尔私奔了一小会儿,格雷斯重回原来的地方做女招待,尼尔在回家的路上主动撞车身亡。小说中的格雷斯是个成长中的女性形象,最初,她在莫里眼里是灰姑娘般的柔弱和智慧,但二人在灵与肉的层面都无法融合在一起,格雷斯忍受着,在与莫里的关系中更像是种附属,只为凸显男性的主导性。但与尼尔在一起则不同,他给她的最大改变即是挑逗了她,带动了她,让她主动面对内心的欲望,并有勇气改变现有的生活:格雷斯是主动答应和他私奔的,而她回归后面对莫里的来信也只有五个字,“我是自愿的”。身体上的激情带给她的是撼动,是巨大的改变,女性经由此完成了在自我意识上的选择和成熟。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门罗整体的创作历程当中,其笔下的女性,由最初的争取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到开始注重女性自己的特点和特性,并最终学会用自己的声音去发声,体现了一条完整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更体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终极关怀。
  注释:
  [1][2]艾丽丝·门罗,《幸福过了头》,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313,297.
  [3]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309.
  [4][5]艾丽丝·门罗,《快乐影子之舞》,张小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55,164.
  [6]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2003:184.
  参考文献:
  [1]艾丽丝·门罗,《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马永波、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2]艾丽丝·门罗,《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马永波、杨于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3]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4]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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