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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60后出生的人，正在以急快的速度奔向老龄化，没有时间、没有心情、甚至没有资格去反思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环境、文化基础、文化积累，是幸？是不幸都不重要，但是该到我们开始反思的时候了。
1911年前的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把孔家店打倒了，把传统文化革命了，余下的是西学东渐，好不热闹了三十多年。20年代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得到了些许传承、弘扬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历史也没有给予我们反思文化、重构新中国成长所需要的文化基因、文化基础与文化传承的机会。
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和破坏，我们这一代别说没有学过《论语》，连《三字经》这样的启蒙读物也不是人人读过的。1979年之后，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落到我们肩上时，我们被外来的思潮和市场经济冲击得目不暇接，进入2009年，改革开放是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力和民间财富有些积累，再不为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所忧虑时，我们发现：经济建设成为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唯一目标，我们已经丧失了精神、丧失了精神家园、丧失了自尊与自知、自信与自强的价值观，人生观。
十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的企业能否形成品牌？缺少文化输出的商品输出有没有前景？到今天按照一些中介机构的统计，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品牌里，没有一个是中国本土形成的；另一则数据：中国2010年的奢侈品消费达到150亿美元的规模，而且逐年上升。从这两组数据看，缺少文化输出的出口带动没有前途，没有品牌的带动中国企业难以在全球市场立足。
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我们很多人简单地把这次会议的命题误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契机，近期的各类媒体也跟风炒作，其实我认为这次会议把文化命题作为执政党的最高会议议题，有着远比发展文化产业更深更远的涵义，那就是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仅凭没有文化含量的商品输出，世界难以读懂中国，中国也日益被世界所孤立。因此我们必须挖掘、积累大国崛起所必需的文化基础，这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不可缺少的根基。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实力增长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以文化为代表的竞争力却没有相应的提升？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却招致了国际社会诸多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这个热爱和平并致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民族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威胁过邻邦？反思的结果就是：我们在鼓励商品输出换得GDP快速增长时，我们没有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元素系统整理并传导出去。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从投资体制上看，我国的文化业具有明显的投资主体单一、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分离的特征，同时文化业一直以意识形态为指导，难以与民间、公众形成互动的循环，以行政手段配置文化资源的弊端。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导致了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自主性、互动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没有供给，缺乏适合大众的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这也是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主要表现。
我相信：21世纪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依然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文化复兴的路径基本遵从：
第一，传承、弘扬儒家“导德齐礼”的智慧。儒家强调要在人的社会活动中，特别是精神活动中去体认天命（遵守自然法则和规律）。于此，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儒家“导德齐礼”的智慧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以“爱人”为仁、为德；其二，以“克己复礼”为仁、为德；其三，“忠”与“恕”接近于仁、接近于德； 其四，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天下贯于人的心性之中。天不仅是人的信仰对象，不仅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而且也是人可以上达的境界。人本着自己的天性，在道德实践的工夫中可以内在地达到这一境界。孔子思想并不是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只是一些俗世伦理，孔子的人性、天命、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学形上学与宗教的终极人文关怀的内容。
第二，传承、弘扬道家“有无相生”的智慧。道家“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天”“地”“人”三材的思想，都认为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于天上、地下、人间。天道(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是宇宙间最刚健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易传》与《中庸》认为，人居于天地之中，兼有天地的创生性与顺成性，参与、赞助、配合、协调天地的变化与生长，进而与天地并立为三。人是天地之间的枢纽，广博深厚的天地之道生育万物，不可测度。人学习、效法、光大天地精神，可以尽量地发挥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使他人他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荀子》与《礼记·礼运》都肯定人为天地间物类中有生命、有知觉、有道德者，在宇宙中有最高位置，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和华人智慧的结晶，她将必然渗透到无数的中国产品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以更多的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传播到全球，为世人所接受。
我坚信：21世纪，随着亚太地区的崛起，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
编辑/许宏
1911年前的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把孔家店打倒了，把传统文化革命了，余下的是西学东渐，好不热闹了三十多年。20年代到1949年的三十年间，传统文化在中国的知识阶层是得到了些许传承、弘扬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历史也没有给予我们反思文化、重构新中国成长所需要的文化基因、文化基础与文化传承的机会。
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传统文化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和破坏，我们这一代别说没有学过《论语》，连《三字经》这样的启蒙读物也不是人人读过的。1979年之后，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落到我们肩上时，我们被外来的思潮和市场经济冲击得目不暇接，进入2009年，改革开放是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力和民间财富有些积累，再不为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所忧虑时，我们发现：经济建设成为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唯一目标，我们已经丧失了精神、丧失了精神家园、丧失了自尊与自知、自信与自强的价值观，人生观。
十年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的企业能否形成品牌？缺少文化输出的商品输出有没有前景？到今天按照一些中介机构的统计，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品牌里，没有一个是中国本土形成的；另一则数据：中国2010年的奢侈品消费达到150亿美元的规模，而且逐年上升。从这两组数据看，缺少文化输出的出口带动没有前途，没有品牌的带动中国企业难以在全球市场立足。
中共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议题，是继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讨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问题之后，中共决策层再一次集中探讨文化课题，其战略部署和政治意义备受关注。我们很多人简单地把这次会议的命题误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契机，近期的各类媒体也跟风炒作，其实我认为这次会议把文化命题作为执政党的最高会议议题，有着远比发展文化产业更深更远的涵义，那就是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仅凭没有文化含量的商品输出，世界难以读懂中国，中国也日益被世界所孤立。因此我们必须挖掘、积累大国崛起所必需的文化基础，这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不可缺少的根基。
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实力增长了，综合国力增强了，以文化为代表的竞争力却没有相应的提升？为什么中国的和平崛起却招致了国际社会诸多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这个热爱和平并致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民族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威胁过邻邦？反思的结果就是：我们在鼓励商品输出换得GDP快速增长时，我们没有把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元素系统整理并传导出去。
我国传统文化体制是在建国以来的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从投资体制上看，我国的文化业具有明显的投资主体单一、管办不分、政企不分、事企不分、政资不分、条块分割、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分离的特征，同时文化业一直以意识形态为指导，难以与民间、公众形成互动的循环，以行政手段配置文化资源的弊端。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资源进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队伍建设，以及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的低效率，加之频繁的政治运动的干扰破坏，导致了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温饱基本满足的基础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合理的满足，自主性、互动性、娱乐性的大众文化消费没有供给，缺乏适合大众的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这也是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主要表现。
我相信：21世纪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中国的文化复兴，中华文化的复兴依然遵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文化复兴的路径基本遵从：
第一，传承、弘扬儒家“导德齐礼”的智慧。儒家强调要在人的社会活动中，特别是精神活动中去体认天命（遵守自然法则和规律）。于此，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儒家“导德齐礼”的智慧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以“爱人”为仁、为德；其二，以“克己复礼”为仁、为德；其三，“忠”与“恕”接近于仁、接近于德； 其四，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天下贯于人的心性之中。天不仅是人的信仰对象，不仅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而且也是人可以上达的境界。人本着自己的天性，在道德实践的工夫中可以内在地达到这一境界。孔子思想并不是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只是一些俗世伦理，孔子的人性、天命、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学形上学与宗教的终极人文关怀的内容。
第二，传承、弘扬道家“有无相生”的智慧。道家“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天”“地”“人”三材的思想，都认为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于天上、地下、人间。天道(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是宇宙间最刚健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易传》与《中庸》认为，人居于天地之中，兼有天地的创生性与顺成性，参与、赞助、配合、协调天地的变化与生长，进而与天地并立为三。人是天地之间的枢纽，广博深厚的天地之道生育万物，不可测度。人学习、效法、光大天地精神，可以尽量地发挥人的本性和万物的本性，使他人他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荀子》与《礼记·礼运》都肯定人为天地间物类中有生命、有知觉、有道德者，在宇宙中有最高位置，为天地之德，天地之心。这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和华人智慧的结晶，她将必然渗透到无数的中国产品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以更多的文化产品和精神产品传播到全球，为世人所接受。
我坚信：21世纪，随着亚太地区的崛起，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推动中国的和平崛起。
编辑/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