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严衍发现了这段文本中史实与评论颠倒、错置的问题,也发现了司马光对文献的删节使文献失去了原有意义,故在《资治通鉴补》中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秩序调整,使之符合一般的书写逻辑。同时也将置于原书卷十六末尾一段借用自《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删去,并根据《汉书》原文增补了卷十七开头经司马光删节的董仲舒《天人三策》。本文在分析、比较《资治通鉴》原文与严衍改订后的文字的基础上,指出《资治通鉴》中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编纂者表达自身理念的深意。对其订补、改写反而消解了文本的原有写作语境,使作者力图借历史叙述予以表达的施政理念湮没不显,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