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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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投身革命以来的每一个脚步,都有力地扣击在爱国主义的琴弦上,他的一生就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邓小平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邓小平于1922年夏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自称“我18岁参加革命”,表明这是邓小平70年革命历程的起点。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写的《自传》中说:在法国加入共青团时,已初步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这是一位22岁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誓言。此后几十年,他用自己革命斗争的实践,实现着这一誓言。
  邓小平投身革命时,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作为中国的爱国主义者,首要任务便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邓小平爱国主义乐章的序曲,正是从20多年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的民主革命而开始的。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百色播火、立马太行、千里跃进大别山、鏖战淮海、横渡长江、挺进西南,可谓身经百战,功勋卓著。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次肯定了邓小平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一次是在和人谈话时提及“百万雄师过大江,邓小平是做了工作的”。另一次是在邓小平来信上批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胡锦涛总书记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邓小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赫赫功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邓小平不仅为中华民族赢得独立建立了奇勋,而且为捍为民族独立作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的赫鲁晓夫等人奉行霸权主义,自封为老子党,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多次面对面地同赫鲁晓夫等人进行斗争,坚持原则,据理辩驳,令对手理屈词穷、颇为狼狈。由于邓小平的出色表现,在他从苏联归国时,即1960年12月9日、1963年7月20日,毛泽东两次亲赴机场迎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正是他自己所做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一生中第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又一次走上了政治舞台,并且成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之一。深受10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当时的中国人心思治,人心思定,人心思富。在邓小平指导下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华民族历史上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富国强,又一次被奠定在新的路线的基础上,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新时期之初,他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邓小平多次十分明确地把发展生产力和强国联系起来,诸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之类的话,在《邓小平文选》中多次可见。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强国,作为改革开放及其他一切工作最根本的一条是非标准,作为政策变与不变的标准。
  为了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使国家富强起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有步骤地开展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地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我国在2000年总体上实现小康,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及人民生活水平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邓小平说:“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邓小平的这两句话,既是对全国人民的期望,更是他一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可以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斗,这是邓小平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邓小平爱国主义的精彩篇章
  
  对于任何一位爱国者来说,如果祖国领土不能实现完全统一,定然会成为心头之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即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台湾、香港、澳门仍然没有回归祖国。金瓯不全,国人难安,邓小平更是念兹在兹。其时,国际国内的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很为有利。1980年1月,邓小平在论及80年代面临的三件大事时,坦然陈言:“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的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请注意这里“力争”、“始终”、“重大”等词语的含义吧,其中蕴含着邓小平对祖国统一的何等重视、何等关切、何等操劳!
  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着重谈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邓小平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邓小平表示:“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这里,邓小平坚定地明确地捍卫了祖国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1984年6月,邓小平在同香港人士谈话中强调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100年不统一,1000年也要统一的。”这当然不是说,台湾问题可以拖到100年1000年,而是说,不管解决台湾问题有多困难,需要多长时间,最终一定要解决。这里的“100年”“1000年”表明邓小平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的矢志不移,表明他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炽热的爱国民族感情和为实现这一神圣使命不懈努力的坚定意志。
  1986年9月,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华莱士提的“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的问题时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是啊,民族感情越深,越希望中国快点统一,越不能容许民族分裂。分裂民族者必将成为千古罪人。邓小平曾提出最好在国共两党老一辈人物在世时双方进行沟通,尽早解决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表现出如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回答台湾记者时所说的“对统一问题有些着急”。但机遇不在,未能如愿,这不仅不是邓小平的过错,反而更真实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之情。
  同国共两党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不同,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是英国、葡萄牙侵略中国遗留的问题。由于香港新界租约于1997年到期,英国从1979年起就不断派人打听中国对于香港问题的立场。中国也在1982年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是年6月,邓小平接见港澳12位知名人士,提出“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后又加上“制度不变,港人治港”,于是形成一个完整的解决香港问题的16字方针。这个方针显然不对英国的口味。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挟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及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胜利的余威,带着大批智囊策士、新闻记者访问中国,企图改变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先是两国政府领导人会谈,没有进展。9月24日,邓小平会晤撒切尔。尽管撒切尔再三强词夺理,声称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这些条约虽然写在纸上,但必须遵守,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实!但邓小平不为她所动,回答首先是斩钉截铁的17个字:“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邓小平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可以讨论的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为了彻底消除撒切尔夫人的幻想,邓小平明示中国人的心迹:“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此次会晤中,邓小平的浩然爱国正气,对号称“铁娘子”的撒切尔产生了多大的震慑力,有一位西方记者作了这样的评述:“人们注意到,当撒切尔夫人结束同邓小平的会晤走出人民大会堂时,时钟的指针比原定时间多转了50分钟,而且,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撒切尔夫人在大会堂门口下来的台阶上一脚踩空,跪倒在地,幸亏香港总督尤德和英驻华大使柯利达急忙上前将她扶起。——看来,她有点紧张。她没有料到中国态度那么坚定,在主权问题上连一点调和余地也没有,而且限定了时间。她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尽管她表面上态度强硬,多方辩解,但大英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面前已经没有作用了,回去如何向议会交待?撒切尔夫人显然心神不定因紧张而摔倒了。”
  虽然此后中英双方的谈判多达22轮,按香港舆论的说法是“经过两年慑人心魄的反复较量”,但最终英方不得不就范于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计去解决香港问题,1984年9月中英双方达成了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的协议。
  其后,按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葡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协议也于1987年4月正式签署。
  邓小平为台湾、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并按此构想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邓小平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巨大贡献将永垂中华民族的史册。
  
  邓小平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
  
  一位散文家写道:“祖国是什么?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它是与你有血缘关系的一片土地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确实,这个对祖国含义只从物质层面而未及人文精神的回答,真的太简单了。然而,它确是不错的。因为祖国必须有土地,进而才有爱祖国就要爱护、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爱护、保卫祖国的山山水水;因为祖国必须有人,进而才有爱祖国就要爱人民,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按照马克思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人自身”的观点,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爱人民。邓小平爱国主义的核心内涵也正于此。
  邓小平的爱民之心光明如镜。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提示各级领导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用“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比较富裕”这些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指标,规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每一步都和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
  邓小平用“人民的利益”作为判断政策、工作变与不变、对与不对的标准。他坚定地表示,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会变,“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1983年1月,他明确提出“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992年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则是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最终归宿。
  新时期之初,当人民普遍处于贫穷之时,他明确提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同时指明贫富差距不能太大,在达到小康后,“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大原则,是根本目的。“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12月18日,在杭州考察的邓小平在读了当天的《参考消息》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研究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1993年9月16日,在和他弟弟邓垦的谈话中又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今天,当我们重读邓小平的这段话时,一方面钦佩他“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的英明论断,另一方面得知远在十多年前他就为现在的穷人“一极”深为忧虑了。
  在此,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邓小平对农民的关注。他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是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看看当今农民的整体生活状况,看看当今数千万贫困的农民,想想当今某些人对农民以“弱势群体”相称,想想我们国家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再重新读一读邓小平的上述话语,我们便可体会到,邓小平对农民的关注中包含着何等深厚的爱国情怀!
  还有一点是绝不能忽视但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真实的、具体的,是人民能够切身“感觉”到的,而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登在报上的,而且也不能满足于平均数,因为平均数未必能代表大多数。邓小平明确提出统计数字的“水分”问题。他认为:“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账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账真实。”邓小平求真务实的精神在这里也体现出来了。
  1981年2月,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撰写的序言中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每当闻及一些“县官”以“父母官”自称时,在笔者的脑海中,邓小平的形象立刻就如耸入云霄的大山。著名的俄国先哲杜勃罗留波夫说过:“真正的爱国主义不应表现在漂亮的话上,而应表现在为祖国谋福利,为人民谋福利的行动上。”听邓小平所言,观邓小平所行,笔者在此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他不愧为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
  
  邓小平爱国主义的时代特色
  
  不同时代的爱国主义,会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打有不同的时代烙印。邓小平的爱国主义是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念念不忘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爱国主义的时代特色。
  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不过是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前奏曲。在邓小平人生最辉煌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所做的一切可以归结为“强国富民”,其实,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义语。从把邓小平关于在新时期强国富民的思想观点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看,说邓小平的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合而为一,并无不可。“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同样意思的话,邓小平说过多次。从这样的话语中,谁能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得开?
  邓小平在新时期之初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后来,还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邓小平说要100年不动摇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成为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起政治保证作用。此语还写进了党章,写进了宪法。邓小平强调说,“决不允许”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发展,对于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人们的说法是:“发展才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然而,邓小平还说过:“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这无疑是对我们的警示。
  我们正在忙于建设现代化。现代化就是好,越早实现现代化就越好。然而,不能忘记的是,邓小平告诉我们: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只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些人脑子里的现代化和我们脑子里的现代化不同,他们只讲现代化,不讲社会主义。邓小平告诫说:“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一定要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然而,邓小平说有两种改革,一种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另一种是“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邓小平对改革的方向是很在意的。
  有人说,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强调解放思想,已经不分姓“社”姓“资”了。请这些人好好读一读邓小平的这篇谈话吧。“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有“两个”明确提到社会主义。“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具体提出并回答了深圳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在谈话最后,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在这里难道表述得还不明确吗?
  邓小平明确批评了这样的说法:“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和祖国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我们纪念邓小平,学习邓小平的爱国主义,一定要把爱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这不仅要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否则便是空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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