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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幸运赶上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从一年只看几部电影，到现在电影电视剧是每天60多个频道，天天都有，台台都有。不仅如此，这几年网络电视异军突起，随时可以看新片、大片子，战争、惊悚、历史、科幻、言情等等。不过，现在再刺激的片子也是过眼烟云，倒是小时候看电影的事老是在眼前浮现。
那时看电影，心里总是美滋滋的。我生活的地方庐山，当时只有一个电影院，一周内有一到两次电影，大多是放老片子。每当新片上映时，就是小孩子和青年人的盛大节日。电影院灯光闪亮、热闹非凡，一家一家的，一个单位的，一对一对的情人，从四面八方来到电影院。一部新电影上映，一般一晚放两场，第一场是7点半，黄金时段；第二场10点开始，要看到近12点结束。能搞到第一场电影票且15至20排，在1到10号的中间座位，就是有本事的人，特别引人羡慕。电影院也是一对对的情人正式亮相的地方，某人与某人一起看电影，第二天，纷纷扬扬，人人皆知。
最难忘的电影是《小兵张嘎》。小学生特别爱看，不是看一遍，而是好几遍，每次都沉浸在情节之中。敬佩张嘎的同时，也怪自己没有生在那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小孩子都能成为英雄的时代。有一次这个电影重映，许多小同学都想再看这个电影，又舍不得一毛五分钱。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电影已经开映，我经不起同学劝说与电影的诱惑，就和同学翻电影院围墙进入，前面一个个成功，后面一个个跟上，我紧张地爬上墙，翻过去，谁知落脚点不准确，一只脚正好陷入厕所旁边的洗手水池内，我就湿着脚进入漆黑的放映室，找到边角处看了半场电影，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翻墙看电影。
等待时间最长的电影是《卖花姑娘》。该片在庐山上映时，我正读中学，是学校包场，提前半个月就买好了票，是凌晨三点放映。在半个月的等待时间内，同学们几乎天天谈论这部电影，据说看这电影哭得死去活来，惊天动地，要准备几条手帕，有的说带一条就够了，有的男孩子说自己一条也不准备，因为不会哭，争得面红耳赤。总之，半个月的期待吊足了胃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掰着指头等待。这一天终于等到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记得很冷很冷，那天我一夜没睡，终于等到了进场时间，大家忘却了寒冷，沉浸在花妮的苦难命运中。看完电影走出影院，已经是晨光熹微，迎着冬日朝阳，第一感觉就是我们走出了电影情境中的“黑暗”，我们生活太幸福了，没有花妮那样深重的苦难。
最期待的电影，是1972年庐山上映《啊，海军》《军阀》等三部内部片，三部连映长达7个小时，搞到这场电影票难度比较大，观看者严格控制在国家干部范围，工人是不能看的。电影要上映前，青年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关系搞票。据说第一场放映，有不是干部身份进入影院的，发现后都被赶了出来。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发了票，我羡慕极了。他听说要看7个小时，不想去，无奈票又不能转让给我，只好亲自前往，只看一半就回家了。我问好看不，回答“不好看”，我直呼“太可惜了，那张票”！要是给我看就好了，可以过个瘾呀。直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几部电影。
代价最昂贵的，要算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讲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在多瑙河船上的故事，其中有一点拥抱和接吻镜头。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电影此类内容几乎不涉及。这个电影在年轻人中引起了躁动。记得有人为看这部电影付出了惨痛代价。1975春天，《多瑙河之波》又一次在庐山上映，一位血气方刚的庐山青年与另一位正在庐山做工程的外地职工因座位斗殴，差点出了人命，当事人之一还被拘留。这事情轰动了庐山。我单位的青年人议论这事，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斗殴，不值。年过半百的李大妈说：“还不是搂搂抱抱的电影惹的祸，惹得火没地方出。”大家都笑了。
也有我看了电影后却讲不出故事情节的。1975年，我参加工作的小工厂，同时进了30个年轻人，我是团支部书记，用当时的话说“红得很”。有一天，一个女孩送我电影票，邀我去看电影。是去还是不去，如果公开去，无疑会引起种种猜测。我犹豫再三，最后决定等电影开映了再进去。于是，在一团漆黑中我找到座位，仿佛也感觉到了这女孩身上发出芬芳，心跳顿时加快，电影情节是什么，居然一点也没看进去。现在想来，真可笑，不过是看一场电影，大可不必那么紧张。
“文化大革命”十年，真正的文化沙漠是1966年到1969年。电影特别少，只有《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板戏，还有屈指可数的外国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等。那时流传一个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对于那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影或是那一些老掉牙的老片，大家也看得如醉如痴、津津有味，不仅对其情节耳熟能详，甚至许多台词都能背诵下来。大家现在一看那时的电影，一听那时的歌，就钩起浓郁的怀旧之情。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当时看电影是件快乐的事，甚至是“幸福”时光，但这种“幸福”是时代的产物。
电影伴随着我们成长，电影院是我们最喜爱的地方，那时看的一部部电影，现在都是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那时看电影，心里总是美滋滋的。我生活的地方庐山，当时只有一个电影院，一周内有一到两次电影，大多是放老片子。每当新片上映时，就是小孩子和青年人的盛大节日。电影院灯光闪亮、热闹非凡，一家一家的，一个单位的，一对一对的情人，从四面八方来到电影院。一部新电影上映，一般一晚放两场，第一场是7点半，黄金时段；第二场10点开始，要看到近12点结束。能搞到第一场电影票且15至20排，在1到10号的中间座位，就是有本事的人，特别引人羡慕。电影院也是一对对的情人正式亮相的地方，某人与某人一起看电影，第二天，纷纷扬扬，人人皆知。
最难忘的电影是《小兵张嘎》。小学生特别爱看，不是看一遍，而是好几遍，每次都沉浸在情节之中。敬佩张嘎的同时，也怪自己没有生在那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小孩子都能成为英雄的时代。有一次这个电影重映，许多小同学都想再看这个电影，又舍不得一毛五分钱。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电影已经开映，我经不起同学劝说与电影的诱惑，就和同学翻电影院围墙进入，前面一个个成功，后面一个个跟上，我紧张地爬上墙，翻过去，谁知落脚点不准确，一只脚正好陷入厕所旁边的洗手水池内，我就湿着脚进入漆黑的放映室，找到边角处看了半场电影，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翻墙看电影。
等待时间最长的电影是《卖花姑娘》。该片在庐山上映时，我正读中学，是学校包场，提前半个月就买好了票，是凌晨三点放映。在半个月的等待时间内，同学们几乎天天谈论这部电影，据说看这电影哭得死去活来，惊天动地，要准备几条手帕，有的说带一条就够了，有的男孩子说自己一条也不准备，因为不会哭，争得面红耳赤。总之，半个月的期待吊足了胃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掰着指头等待。这一天终于等到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记得很冷很冷，那天我一夜没睡，终于等到了进场时间，大家忘却了寒冷，沉浸在花妮的苦难命运中。看完电影走出影院，已经是晨光熹微，迎着冬日朝阳，第一感觉就是我们走出了电影情境中的“黑暗”，我们生活太幸福了，没有花妮那样深重的苦难。
最期待的电影，是1972年庐山上映《啊，海军》《军阀》等三部内部片，三部连映长达7个小时，搞到这场电影票难度比较大，观看者严格控制在国家干部范围，工人是不能看的。电影要上映前，青年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关系搞票。据说第一场放映，有不是干部身份进入影院的，发现后都被赶了出来。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发了票，我羡慕极了。他听说要看7个小时，不想去，无奈票又不能转让给我，只好亲自前往，只看一半就回家了。我问好看不，回答“不好看”，我直呼“太可惜了，那张票”！要是给我看就好了，可以过个瘾呀。直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几部电影。
代价最昂贵的，要算看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讲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在多瑙河船上的故事，其中有一点拥抱和接吻镜头。要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电影此类内容几乎不涉及。这个电影在年轻人中引起了躁动。记得有人为看这部电影付出了惨痛代价。1975春天，《多瑙河之波》又一次在庐山上映，一位血气方刚的庐山青年与另一位正在庐山做工程的外地职工因座位斗殴，差点出了人命，当事人之一还被拘留。这事情轰动了庐山。我单位的青年人议论这事，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斗殴，不值。年过半百的李大妈说：“还不是搂搂抱抱的电影惹的祸，惹得火没地方出。”大家都笑了。
也有我看了电影后却讲不出故事情节的。1975年，我参加工作的小工厂，同时进了30个年轻人，我是团支部书记，用当时的话说“红得很”。有一天，一个女孩送我电影票，邀我去看电影。是去还是不去，如果公开去，无疑会引起种种猜测。我犹豫再三，最后决定等电影开映了再进去。于是，在一团漆黑中我找到座位，仿佛也感觉到了这女孩身上发出芬芳，心跳顿时加快，电影情节是什么，居然一点也没看进去。现在想来，真可笑，不过是看一场电影，大可不必那么紧张。
“文化大革命”十年，真正的文化沙漠是1966年到1969年。电影特别少，只有《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板戏，还有屈指可数的外国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等。那时流传一个顺口溜，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阿尔巴尼亚电影没头没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对于那屈指可数的几部电影或是那一些老掉牙的老片，大家也看得如醉如痴、津津有味，不仅对其情节耳熟能详，甚至许多台词都能背诵下来。大家现在一看那时的电影，一听那时的歌，就钩起浓郁的怀旧之情。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当时看电影是件快乐的事，甚至是“幸福”时光，但这种“幸福”是时代的产物。
电影伴随着我们成长，电影院是我们最喜爱的地方，那时看的一部部电影，现在都是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