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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通过对男女主人公丁梅斯代爾与海斯特的爱情悲剧的描写，以一件通奸案为题材，表现了宗教对人的心灵的摧残和对人权、人性的压抑，反映了清教殖民统治的黑暗。通过描叙小说人物的思想矛盾和生活遭遇，反映了自然的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一、人与宗教的冲突
《红字》中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中叶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故事一开始就是怀里抱着婴儿的海斯特在一群清教徒的众目睽睽下等待对自己“罪孽”的宣判。女主人公海斯特出身于英国没落贵族家庭，下嫁给畸形年老的齐灵渥斯。在他们移民波斯顿的途中，齐灵渥斯被印第安人俘虏，海斯特只身到美，从此丈夫音信杳无，谣传已经葬身海底。后来，她遇到了当地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两人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这个孤苦伶仃的少妇与才华横溢的牧师的结合本应是合乎情理。但当地的居民大都是清教徒，强调理性，禁绝欲望。“浓厚的宗教气氛是新英格兰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1}。此事被当时虚伪的清教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海斯特便被认定为犯下了通奸罪，被关进监狱，并罚终身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字母Ａ。
然而，即使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世俗的非议，海斯特也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变得坚强，她忍辱负重，独自顽强地抚养着珠儿。在海斯特看来，追求爱情纯属个人的私事，与宗教无关。虽然她在形式上接受了胸前佩带红色Ａ字的惩罚，而在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惩罚她的那些社会道德规范”{2}。表面上看，海斯特“诚实”地“招认”了自己的罪行，并“顺从”地接受社会、宗教、法律对她的惩罚。但她内心深处并没有一刻顺从过。一方面，宗教强加在她身上的无形的精神桎梏增添了她的痛苦；另一方面，外界的束缚更强烈地激励起了她的反抗，促使了她坚定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海斯特不仅仅是一个勇敢追求美好爱情和家庭幸福的独立女性，更是一位从心底里与清教统治和愚昧传统顽强对抗的斗士。
与海斯特相比，在宗教教义和世俗规范的束缚下，丁梅斯代尔显得十分懦弱。他在教区中担任至高的社会责任，自认是教区中最神圣的人。因此，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罪孽”，并终日受到来自内心谴责的精神折磨，试图通过为教民们超度、赎罪、布道来赎罪。但这种奢望至死也未能实现。在痛苦中挣扎了七年后，丁梅斯代尔在刑台因心力交瘁而死去，以死亡来向上帝谢罪。他的懦弱不仅使海斯特独自承担了全部的罪责与耻辱，也让自己成了宗教教义的牺牲品。在与宗教的抗争中，丁梅斯代尔远远没有海斯特这个弱女子坚强。
在珠儿这个小精灵身上从小就充分表现出了海斯特被清教徒法规压抑的性格，“她具有清教徒所竭力否定的一切自然的品质”{3}。小珠儿在世人和清教徒眼中，是母亲海斯特“罪孽”的产物，她的降生是对世俗规范的一种破坏，她肆无忌惮的成长更是对清教教义的挑衅。受到社会的歧视，珠儿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抱着敌对的态度，对接近母亲和自己的人怀着很强烈的戒备心理。她蔑视那些小清教徒，“如果孩子们有时围起她来，她就发起小脾气，变得非常凶狠，她会抄起石子向他们扔去，同时发出连续的尖声怪叫，跟巫婆用没人能懂的咒语喊叫极其相似，吓得她母亲浑身直抖”{4}。小小年纪，珠儿就用自己微弱的力量顽强地与愚昧的传统宗教教规斗争，狠狠地反抗人们对母亲和自己的蔑视和侮辱。
二、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
宗教、社会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内容，而自然与人性则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内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冲突的焦点体现在丁梅斯代尔身上。面对教区的教民，他是神圣的牧师，而对海斯特而言，他又是爱人和女儿的父亲。这样的双重角色使丁梅斯代尔在自然与宗教，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中痛不欲生。从这点上看，丁梅斯代尔这一人物的自然性一直被社会性所压抑。然而，即使背负着虔诚牧师的外壳，他内心对正常人生活的渴望却一刻也未停止过。一时间，“整个教堂外观显得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致使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头脑在两种想法之间摆动不已：要么迄今为止他只是梦中看到它，要么此时他是在做梦”{5}。这段对丁梅斯代尔心理活动的描写表明了这位“虔诚”的牧师在追求自由、幸福的正常人生活与维护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名望之间难以抉择，摇摆不定。后来，他接受了海斯特的提议，私奔到欧洲开始新的生活，这一点也说明他追求自然性的强烈愿望。而当丁梅斯代尔决定要与过去的虚伪的社会属性一刀两断时，已在长年挣扎中肉体消瘦、精力耗尽的他，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在他做完了激动人心的宗教宣讲后，“牧师”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丁梅斯代尔却死在了海斯特怀中。
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冲突在海斯特身上具体体现为追求真爱与坚守妇道之间的矛盾。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抗争中，海斯特的自然性战胜了社会性，因此她自始至终保持着真实的自我，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爱的追求。在长期的耻辱、寂寞、绝望中，她依然坚信对丁梅斯代尔的爱。虽然海斯特被告知只要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就可以取下胸前的红字，但为了爱，为了保住爱人的名誉和地位，她死死保守着这个秘密。后来，不忍看到牧师在痛苦中煎熬，海斯特提议离开小镇，到自由美好的地方居住，这也是她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普通女人最起码的要求。出于对爱人的眷恋，在他死后，她孑然一身返回故地，重新穿上那件红字衣服，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直至死后葬在他身边。在海斯特的一生中，虽然遭到社会的迫害，世人的唾弃，但她始终没有屈服，用一个女人毕生的热情，证明自己爱得正当，更以无声的沉默和坚强的信念反抗着她本不应有的惩罚，最终，她以自己的美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
作为爱的结晶，珠儿来到世上，其与生俱来的自然品质在作品中得到充分渲染。人的自然性在珠儿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生活的外部世界充满了压抑与罪恶，她仍然保持着自然人的纯真，从她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外界不利环境带给她的心灵上的阴影，她的世界充满了欢乐与和谐。珠儿的身上洋溢着的那股野性的反叛力量是自觉的，先天的，不受任何社会、时代的束缚，这是一股原始而鲜活的生命力。她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活力，像一个不朽的精灵，永远生气勃勃，精力充沛，虽然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她的心灵仍旧那么的纯洁。她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都闪烁着自然的生命的灵光，而这种灵光令镇上的清教徒们都感到震慑不已。
三、启示
《红字》中究竟宣扬或批判的是什么道德观或宗教观呢？霍桑是一位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他对这种变化迷惑不解，再加上他一方面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生来皆有罪，而要得到拯救全靠上帝的宽恕；一方面又受超验主义哲学观、神秘主义等影响，他这种思想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由于作品意义纷呈，难以捉摸，更需要我们探讨主题背后深藏的哲理。
虽然霍桑选择爱情悲剧作为《红字》的主题，但作者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情感纠葛的描写，实际上是着眼刻画人在社会束缚下对命运的抗争，并借以进一步探讨人与外界，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主人公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的悲剧都源于他们对正常、自由生活的追求。人的自由的含义为：“人作为主体，彻底摆脱了外部和内部的束缚，人对外部环境的自由内化为主体内部的自由状态，这才叫做人成为自己的主人。”{6}这种摆脱不仅指摆脱了剥削压迫，更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的自由状态。霍桑作品大都带有晦涩阴郁的色彩，有悲观主义的倾向，但当作者向我们呈现出主人公悲惨命运和不合理社会现状的同时，又流露出对海斯特顽强品质的赞美和对黑暗清教统治的怀疑与不满，从而唤起了我们对人性的善与恶的思考，以及变革社会，推动文明进程的意识，发人深思。
注释
{1}高立琴、王洪敏《霍桑心中的一个结》，《黄淮学刊》，1998第3期。
{2}{3}{4}{5}霍桑著、王静译《红字》，青岛出版社，2004，第21，67，69，132页。
{6}尼科洛夫《人的活动结构》，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第14页。
一、人与宗教的冲突
《红字》中的故事发生在17世纪中叶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故事一开始就是怀里抱着婴儿的海斯特在一群清教徒的众目睽睽下等待对自己“罪孽”的宣判。女主人公海斯特出身于英国没落贵族家庭，下嫁给畸形年老的齐灵渥斯。在他们移民波斯顿的途中，齐灵渥斯被印第安人俘虏，海斯特只身到美，从此丈夫音信杳无，谣传已经葬身海底。后来，她遇到了当地的牧师丁梅斯代尔，两人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这个孤苦伶仃的少妇与才华横溢的牧师的结合本应是合乎情理。但当地的居民大都是清教徒，强调理性，禁绝欲望。“浓厚的宗教气氛是新英格兰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1}。此事被当时虚伪的清教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海斯特便被认定为犯下了通奸罪，被关进监狱，并罚终身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字母Ａ。
然而，即使受到精神上的折磨和世俗的非议，海斯特也没有因此消沉，反而变得坚强，她忍辱负重，独自顽强地抚养着珠儿。在海斯特看来，追求爱情纯属个人的私事，与宗教无关。虽然她在形式上接受了胸前佩带红色Ａ字的惩罚，而在思想上却“没有接受惩罚她的那些社会道德规范”{2}。表面上看，海斯特“诚实”地“招认”了自己的罪行，并“顺从”地接受社会、宗教、法律对她的惩罚。但她内心深处并没有一刻顺从过。一方面，宗教强加在她身上的无形的精神桎梏增添了她的痛苦；另一方面，外界的束缚更强烈地激励起了她的反抗，促使了她坚定了追求幸福生活的决心。海斯特不仅仅是一个勇敢追求美好爱情和家庭幸福的独立女性，更是一位从心底里与清教统治和愚昧传统顽强对抗的斗士。
与海斯特相比，在宗教教义和世俗规范的束缚下，丁梅斯代尔显得十分懦弱。他在教区中担任至高的社会责任，自认是教区中最神圣的人。因此，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罪孽”，并终日受到来自内心谴责的精神折磨，试图通过为教民们超度、赎罪、布道来赎罪。但这种奢望至死也未能实现。在痛苦中挣扎了七年后，丁梅斯代尔在刑台因心力交瘁而死去，以死亡来向上帝谢罪。他的懦弱不仅使海斯特独自承担了全部的罪责与耻辱，也让自己成了宗教教义的牺牲品。在与宗教的抗争中，丁梅斯代尔远远没有海斯特这个弱女子坚强。
在珠儿这个小精灵身上从小就充分表现出了海斯特被清教徒法规压抑的性格，“她具有清教徒所竭力否定的一切自然的品质”{3}。小珠儿在世人和清教徒眼中，是母亲海斯特“罪孽”的产物，她的降生是对世俗规范的一种破坏，她肆无忌惮的成长更是对清教教义的挑衅。受到社会的歧视，珠儿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抱着敌对的态度，对接近母亲和自己的人怀着很强烈的戒备心理。她蔑视那些小清教徒，“如果孩子们有时围起她来，她就发起小脾气，变得非常凶狠，她会抄起石子向他们扔去，同时发出连续的尖声怪叫，跟巫婆用没人能懂的咒语喊叫极其相似，吓得她母亲浑身直抖”{4}。小小年纪，珠儿就用自己微弱的力量顽强地与愚昧的传统宗教教规斗争，狠狠地反抗人们对母亲和自己的蔑视和侮辱。
二、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冲突
宗教、社会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内容，而自然与人性则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内容。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冲突的焦点体现在丁梅斯代尔身上。面对教区的教民，他是神圣的牧师，而对海斯特而言，他又是爱人和女儿的父亲。这样的双重角色使丁梅斯代尔在自然与宗教，人性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中痛不欲生。从这点上看，丁梅斯代尔这一人物的自然性一直被社会性所压抑。然而，即使背负着虔诚牧师的外壳，他内心对正常人生活的渴望却一刻也未停止过。一时间，“整个教堂外观显得如此陌生，却又如此熟悉，致使丁梅斯代尔先生的头脑在两种想法之间摆动不已：要么迄今为止他只是梦中看到它，要么此时他是在做梦”{5}。这段对丁梅斯代尔心理活动的描写表明了这位“虔诚”的牧师在追求自由、幸福的正常人生活与维护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名望之间难以抉择，摇摆不定。后来，他接受了海斯特的提议，私奔到欧洲开始新的生活，这一点也说明他追求自然性的强烈愿望。而当丁梅斯代尔决定要与过去的虚伪的社会属性一刀两断时，已在长年挣扎中肉体消瘦、精力耗尽的他，却显得力不从心了。在他做完了激动人心的宗教宣讲后，“牧师”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丁梅斯代尔却死在了海斯特怀中。
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冲突在海斯特身上具体体现为追求真爱与坚守妇道之间的矛盾。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抗争中，海斯特的自然性战胜了社会性，因此她自始至终保持着真实的自我，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爱的追求。在长期的耻辱、寂寞、绝望中，她依然坚信对丁梅斯代尔的爱。虽然海斯特被告知只要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就可以取下胸前的红字，但为了爱，为了保住爱人的名誉和地位，她死死保守着这个秘密。后来，不忍看到牧师在痛苦中煎熬，海斯特提议离开小镇，到自由美好的地方居住，这也是她作为一个自然人，一个普通女人最起码的要求。出于对爱人的眷恋，在他死后，她孑然一身返回故地，重新穿上那件红字衣服，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直至死后葬在他身边。在海斯特的一生中，虽然遭到社会的迫害，世人的唾弃，但她始终没有屈服，用一个女人毕生的热情，证明自己爱得正当，更以无声的沉默和坚强的信念反抗着她本不应有的惩罚，最终，她以自己的美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
作为爱的结晶，珠儿来到世上，其与生俱来的自然品质在作品中得到充分渲染。人的自然性在珠儿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生活的外部世界充满了压抑与罪恶，她仍然保持着自然人的纯真，从她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外界不利环境带给她的心灵上的阴影，她的世界充满了欢乐与和谐。珠儿的身上洋溢着的那股野性的反叛力量是自觉的，先天的，不受任何社会、时代的束缚，这是一股原始而鲜活的生命力。她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活力，像一个不朽的精灵，永远生气勃勃，精力充沛，虽然处在恶劣的环境中，她的心灵仍旧那么的纯洁。她的一笑一颦，举手投足都闪烁着自然的生命的灵光，而这种灵光令镇上的清教徒们都感到震慑不已。
三、启示
《红字》中究竟宣扬或批判的是什么道德观或宗教观呢？霍桑是一位思想上充满矛盾的作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他对这种变化迷惑不解，再加上他一方面深受清教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生来皆有罪，而要得到拯救全靠上帝的宽恕；一方面又受超验主义哲学观、神秘主义等影响，他这种思想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正是由于作品意义纷呈，难以捉摸，更需要我们探讨主题背后深藏的哲理。
虽然霍桑选择爱情悲剧作为《红字》的主题，但作者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情感纠葛的描写，实际上是着眼刻画人在社会束缚下对命运的抗争，并借以进一步探讨人与外界，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主人公海斯特和丁梅斯代尔的悲剧都源于他们对正常、自由生活的追求。人的自由的含义为：“人作为主体，彻底摆脱了外部和内部的束缚，人对外部环境的自由内化为主体内部的自由状态，这才叫做人成为自己的主人。”{6}这种摆脱不仅指摆脱了剥削压迫，更强调的是人的精神的自由状态。霍桑作品大都带有晦涩阴郁的色彩，有悲观主义的倾向，但当作者向我们呈现出主人公悲惨命运和不合理社会现状的同时，又流露出对海斯特顽强品质的赞美和对黑暗清教统治的怀疑与不满，从而唤起了我们对人性的善与恶的思考，以及变革社会，推动文明进程的意识，发人深思。
注释
{1}高立琴、王洪敏《霍桑心中的一个结》，《黄淮学刊》，1998第3期。
{2}{3}{4}{5}霍桑著、王静译《红字》，青岛出版社，2004，第21，67，69，132页。
{6}尼科洛夫《人的活动结构》，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