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索·多西，意大利费拉拉画派代表人物，他的画里有如诗一般的故事，也有他自己。
　　费拉拉画派
　　费拉拉，坐落于意大利北部，富丽堂皇的埃斯特城堡就矗立在费拉拉城的中心，费拉拉画派的作品大多被收藏于此。14世纪以来，费拉拉在埃斯特家族的统治下日益繁荣;15世纪下半期，费拉拉的文化艺术进入了繁荣期，吸引了众多艺术家聚集于此。他们的作品是埃斯特城堡中最璀璨的光辉，从柯西莫·图拉、多索·多西到弗朗西斯科·德尔·科萨，费拉拉画派的作品都表现出极高的准确性：作为宗教故事的插图，这些作品力求细腻、精确的展现故事情节。安德烈·曼泰格纳、凡·戴·威登等艺术家都曾得到埃斯特家族的庇护，据记载：费拉拉阿方索公爵一世与他的儿子都曾经做过多索的保护人。
　　
　　阿方索公爵一世的诗人卢多维索·阿里奥斯托在他的史诗《奥尔兰多·弗里奥索》中，认为多索·多西兄弟两人可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比肩。然而事实上，在艺术家们灿若繁星的文艺复兴时期，多索·多西与费拉拉画派的创始人柯西莫·图拉一样，并不受重视。我们所能查阅到的关于多索·多西的文献资料相当有限，就连乔尔乔·瓦萨里的那本影响巨大的艺术史著作《艺苑名人传》中，关于多索·多西的信息都略显单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只言片语的信息，拼凑出多索·多西的故事。他的真名叫作乔凡尼·弗朗西斯科· 底·卢特里，大概生于1486年，根据他早期活动的记载推断，他可能出生在米朗多拉省的曼都亚附近，他曾在威尼斯呆过几年，也去过摩德纳、曼都亚、佩萨罗、特伦特等地，后来在费拉拉的艾米里安镇定居，直到1542年他离开人世。
　　多索·多西在对于寓意手法的运用上，有着西方油画之父提香·韦切利奥的影子。
　　《音乐的预言》这幅画作中的主要人物有三个，右侧的两个女人用手中的板子写下乐谱，这是音乐的法则和理念;与左边的男人形成对比，男人似乎正用手中的锤子敲击演奏，将两个女人所谱的音乐演奏出来，这是音乐的实践。原理与实践这对概念在画面上实现了对立统一，男人通过演奏使乐谱变成了优美的音乐，使音乐的理念物质化，变得完整而富有激情。
　　男人身后飘动的红色挂布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鲜艳而热烈，不断变换着形状，似是能从画面中飞出来。这块布和他手中的锤子，让这个男人看起来像是罗马神话里的火神伏尔甘，他是最优秀的冶炼和锻造大师，是最完美的实践者，是能将这首乐曲演奏出来的最佳人选。而两个女人则暗示着此岸与彼岸：正坐在画面中央的女人，她手里的板子上是由音乐符号绘成的圆，她是世俗的人世的象征;而画面右侧背对着观众的女人，我们看不到她的面容，只能看到属于她的板子上画着由音符拼成的三角形，她代表的是神圣的天国。
　　这种寓意手法在我们看来比较含糊，然而如果联系起乔尔乔纳和提香的威尼斯画派，便能为它找到注解。比如提香的《神圣与世俗之爱》，这幅画以它扑朔迷离的寓意而闻名，它讲述的是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画面展示的则是爱神正劝说美狄亚帮助伊阿宋的场景。画面右侧的爱神寓示着由天神所掌控的神圣的爱;左侧美狄亚则象征美人与英雄之间的世俗情愫。
　　艺术的自觉
　　多索·多西的名作《画蝶》中向我们展现了艺术的自觉。《画蝶》所描绘的是美德女神在希望与朱庇特见面的要求被出身拒绝后，愤而提出描绘蝴蝶的请求。画面中墨丘利转头对右侧的花神做出安静的手势，希望她不要打扰左侧的圣者，这位圣者正在绘画。圣者的画笔、调色盘、腕木向我们暗示：这位画家就是多索·多西自己。
　　这并不是一幅简单的自画像，而是画家对自己创作状态的呈现，这其中带着画家对于创作本身的理解。蝴蝶的象征意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梦幻色彩。东方庄周梦蝶的故事使蝴蝶这个意象寓示着梦境;而在西方蝴蝶也同样象征着绚烂多姿的想象力，蝴蝶的蜕变式成长、身上五彩斑斓的花纹和它翩跹起舞的姿态让它如想象力一样如梦似幻。不难看出，在多索的创作中想象力是核心，这种绘画技巧让位于主观想象力的过程便是艺术的自觉，画家从客体自觉走向创作的核心，成为主体，这便是文藝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实质。
　　再看画中圣者脚边的雷鸟标志，那是宇宙之王朱庇特的标志。画面里的画家便是朱庇特，这极度的拔高了画家的地位，在创作过程中，画家不再是需要受贵族保护的穷光蛋，不再是如宫廷小丑一般卖弄技艺的存在，不再攀附，成为艺术的主体。艺术创作也成了任何人都不能打扰的，是最高级的美，是神圣而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