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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乃至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史学大家，他们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史学理论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有关二人史学成就的研究专著已有数部，但其中鲜有西方学者的手笔，而施耐德教授的《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尽管本书德文版已于14年前出版，中文译著于今日方才面世，但该书所持观点依然不乏可取之处，尤其是该书紧抓“真理与历史”这一深刻的史学主题，广泛采用西方史学中新兴的区分研究语言思想精华，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论，以陈寅恪与傅斯年为中心，深刻剖析了近代中国史学学人在面对国学与西学、传统与科学、史学与政治、史家与国家等一系列矛盾复杂的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徘徊、彷徨的学术犹豫。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西方学者，与华语圈学者相比，施耐德教授所站的角度不同，理论的渊源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学术的风格不同，自然该书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其独到之处。综观本书，不难发现其有以下特点为华语学者所不及：成功梳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的治史取向，精辟地辨明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与“兰克史学”的基本差异；使用充满哲学意味的认识论型术语和解释型术语来观察陈寅恪与傅斯年，进而辨析二人治史的异同。
与绝大多数传统西方汉学家不同，施耐德教授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回过头去审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化的认识，用罗志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非欧洲的中国史学来检验JornRusen和HaydenWhite等西方史学家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学理论”。
与华语学者相比，施耐德教授根植于对欧洲历史主义、对德国史学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反思，运用西方严谨的逻辑推断、缜密的学术思辨传统，不是就史学而论史学，不是仅仅停留在史学的层面，而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深入探讨深层次的史学问题。
作者首先阐明了兰克史学的具体内涵，并进而分析了兰克史学与陈寅恪、傅斯年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带有对史料进行经验主义类型的处理限制，并带有种种历史哲学的烙印，因此不能将傅斯年的史学等同于历史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如果要分析傅斯年与兰克史学的关系，只能说傅斯年接受的是美国学术界的兰克观或者是中国式的兰克观，因为中国学术界是通过Langlois和Seignobos的《史学原论》来认识兰克的，而《史学原论》的作者又受到ErnstBernheim的《史学方法教科书》的影响，在经过如此多重的接受后，傅斯年接受的兰克的历史主义就仅仅剩下史料批评了。施耐德教授的此种分析以前还鲜有学者提及，现在看来极有新意，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去认识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关系。
陈寅恪则更多强调文化的个别性，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的渐进发展，并认为民族精神是通过消化和吸收外来影响而不断发展。陈寅恪采用历史主义的、解释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梳理，以达到对民族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之具体表现的“同情之了解”，与傅斯年相比，陈寅恪的观点无疑更接近兰克的解释学理论，即努力解决个别与普遍的关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者陈寅恪史学与兰克史学不存在本质的差别。
近代中国史学学人一方面为建立现代的中国史学学术而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为国家兴亡、民族崛起而忧心，在如何对待先进的西方和改造落后的中国现实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施耐德教授运用学术型语言和解释学型方法论深入分析了二者的史学世界观的差异。
傅斯年在学术上持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主张平等看待中西，其结果往往与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关怀发生矛盾，最终也无法实现其提出的建立一门独立的、不受政治束缚的纯科学的“史料学”主张。而陈寅恪认为历史与真理、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者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并一直采用“同情之了解”的方法，把研究主体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适当的位置，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与传承这一核心问题，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从具体的研究中理解历史，延续与传承民族精神。
在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虽然作为学生领袖，但他对激烈的政治运动采取克制的态度，以至于后来退出学生运动。他在随后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当时所持的基本立场，他反对直接的政治行动，主张逐步的改革，特别是在教育机构等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改革，以此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在学术研究与政治态度方面，抗日战争之前，傅斯年很少就此问题发表看法，但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明确反对史学家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纷争。傅斯年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不受政治干扰的“史料学”，认为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应该专心学术研究（即求真），但似乎始终没有做到。
与傅斯年相比，陈寅恪则更纯粹是一个学术人，他一直主张学者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是反对日本20世纪30年代在华北扩张，还是批评4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陈寅恪也未像其他史学家一样参加此类政治活动。但这并不是说陈寅恪不关心政治，不关注国家命运，施耐德教授认为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认为学术研究者应该承担政治领导任务，但是学术研究者应该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接下这一间接的政治任务，并且此项任务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十分重要。
有关陈寅恪、傅斯年的学术交往在施耐德教授的这部书中似乎有未尽之意，当然这也是此书的性质所决定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二人在德国同窗数载，后来又在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工作十数年，二人在事业上是同学、同事，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具有紧密关系的姻亲，二人在学术上更是互相影响，惺惺相惜，相得益彰。傅斯年称陈寅恪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称傅斯年“天下英雄独使君”。
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施耐德教授长期在中国文化里荡漾，两种文化的碰撞给他带来了些许思想的闪光，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种视角去重新审视我们的史学，去重新评估我们过去的学术研究。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中国精神，中国文化，要得到延续与传承，就必须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同样，学术研究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应该更多地开展中外学术交流，使中西方学者能够互相了解，进而使双方无论在学术宏观领域还是在学术方法论等学术微观领域都能互相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西方学者，与华语圈学者相比，施耐德教授所站的角度不同，理论的渊源不同，研究的方法不同，学术的风格不同，自然该书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其独到之处。综观本书，不难发现其有以下特点为华语学者所不及：成功梳理了陈寅恪与傅斯年的治史取向，精辟地辨明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与“兰克史学”的基本差异；使用充满哲学意味的认识论型术语和解释型术语来观察陈寅恪与傅斯年，进而辨析二人治史的异同。
与绝大多数传统西方汉学家不同，施耐德教授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回过头去审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史学、中国文化的认识，用罗志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非欧洲的中国史学来检验JornRusen和HaydenWhite等西方史学家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学理论”。
与华语学者相比，施耐德教授根植于对欧洲历史主义、对德国史学传统的深刻理解与反思，运用西方严谨的逻辑推断、缜密的学术思辨传统，不是就史学而论史学，不是仅仅停留在史学的层面，而是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深入探讨深层次的史学问题。
作者首先阐明了兰克史学的具体内涵，并进而分析了兰克史学与陈寅恪、傅斯年史学观念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带有对史料进行经验主义类型的处理限制，并带有种种历史哲学的烙印，因此不能将傅斯年的史学等同于历史主义史学的兰克史学。如果要分析傅斯年与兰克史学的关系，只能说傅斯年接受的是美国学术界的兰克观或者是中国式的兰克观，因为中国学术界是通过Langlois和Seignobos的《史学原论》来认识兰克的，而《史学原论》的作者又受到ErnstBernheim的《史学方法教科书》的影响，在经过如此多重的接受后，傅斯年接受的兰克的历史主义就仅仅剩下史料批评了。施耐德教授的此种分析以前还鲜有学者提及，现在看来极有新意，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去认识傅斯年、陈寅恪与兰克史学的关系。
陈寅恪则更多强调文化的个别性，他认为中国历史是一种特有的“民族精神”的渐进发展，并认为民族精神是通过消化和吸收外来影响而不断发展。陈寅恪采用历史主义的、解释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梳理，以达到对民族精神在各个历史时期之具体表现的“同情之了解”，与傅斯年相比，陈寅恪的观点无疑更接近兰克的解释学理论，即努力解决个别与普遍的关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者陈寅恪史学与兰克史学不存在本质的差别。
近代中国史学学人一方面为建立现代的中国史学学术而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为国家兴亡、民族崛起而忧心，在如何对待先进的西方和改造落后的中国现实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施耐德教授运用学术型语言和解释学型方法论深入分析了二者的史学世界观的差异。
傅斯年在学术上持科学主义和普遍主义，主张平等看待中西，其结果往往与其在现实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关怀发生矛盾，最终也无法实现其提出的建立一门独立的、不受政治束缚的纯科学的“史料学”主张。而陈寅恪认为历史与真理、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者复杂而多元的关系，并一直采用“同情之了解”的方法，把研究主体摆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适当的位置，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中国的“民族精神”的延续与传承这一核心问题，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从具体的研究中理解历史，延续与传承民族精神。
在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虽然作为学生领袖，但他对激烈的政治运动采取克制的态度，以至于后来退出学生运动。他在随后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当时所持的基本立场，他反对直接的政治行动，主张逐步的改革，特别是在教育机构等文化和思想领域的改革，以此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在学术研究与政治态度方面，抗日战争之前，傅斯年很少就此问题发表看法，但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中明确反对史学家介入任何具体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纷争。傅斯年试图建立一种纯粹的不受政治干扰的“史料学”，认为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应该专心学术研究（即求真），但似乎始终没有做到。
与傅斯年相比，陈寅恪则更纯粹是一个学术人，他一直主张学者应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使是反对日本20世纪30年代在华北扩张，还是批评4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陈寅恪也未像其他史学家一样参加此类政治活动。但这并不是说陈寅恪不关心政治，不关注国家命运，施耐德教授认为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虽然没有直接认为学术研究者应该承担政治领导任务，但是学术研究者应该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言人接下这一间接的政治任务，并且此项任务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十分重要。
有关陈寅恪、傅斯年的学术交往在施耐德教授的这部书中似乎有未尽之意，当然这也是此书的性质所决定的。陈寅恪与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和教育界的代表性人物，二人在德国同窗数载，后来又在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工作十数年，二人在事业上是同学、同事，在私人关系上还是具有紧密关系的姻亲，二人在学术上更是互相影响，惺惺相惜，相得益彰。傅斯年称陈寅恪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称傅斯年“天下英雄独使君”。
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史学、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学者，施耐德教授长期在中国文化里荡漾，两种文化的碰撞给他带来了些许思想的闪光，也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种视角去重新审视我们的史学，去重新评估我们过去的学术研究。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中国精神，中国文化，要得到延续与传承，就必须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同样，学术研究不能闭门造车，我们应该更多地开展中外学术交流，使中西方学者能够互相了解，进而使双方无论在学术宏观领域还是在学术方法论等学术微观领域都能互相借鉴。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