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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不仅是一代文豪，更是一个具有宏阔哲理思想和学说的思想大家，正是通过对性命之理的阐扬与体味，对水的特殊哲学观照，来获取柔外中刚、睿智圆融的生命智慧。他直道而行又善处人生，坚韧刚毅又洒脱飘逸，这种人格精神和魅力，使他能够游弋于现实人生和审美化的艺术人生之中，诗意地栖居。
关键词：苏轼;人格精神; 哲学内涵
一、穷理尽性、性命自得——睿智圆融的生命境界
“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墨妙亭记》）苏轼终其一生，虽然遭遇了很多坎坷和打击，但他敢于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主张，绝不阿谀奉承，俯仰官场，而是尽其所为所能，不给自己留遗憾。他的这种“不合时宜”导致他处处不见容于意见相左者，其遭遭馋遇贬的仕宦经历也成了必然。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轼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苏轼的器识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大”，就是要以博大的器度，关怀自然的全体，才是真正的“善”。因此，人不必拘细行，但必须全大节以守其本“性”，即“性与物相遇而不为物所夺，行其所安，废其所不安。”性命自得，“自”就表明了“人”的主动性，苏轼之道，根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循礼而动，静以存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达到“性命自得”。 在苏轼看来，人有“性”在，所以皆可以通过“穷理尽性”而“成道”。这种成道，并非脱离世间，做闲云野鹤式的出世之游，而是在当下生活中，既不脱离现实生活，又处于终极的超越境地的一种精神超越。因而能够“应物而无累于物”1，他参照《周易》，独创了“任真适情”、性情一体的人性思想， 并最终指向人的自得和自成，而欲得到人格的自得与自成就必须“适情”快意，任情逍遥。
苏轼认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2宇宙即我，瞬间即永恒，苏轼站在一个更广袤的时空，超脱狭隘局促的现实功利，以更开阔的襟怀来拥抱人和事。所以他说：“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3天命不可违，而人事可为，人们应当尽力而为，然后抛却得失执念，才能理足而心无憾。立朝，则为民请命，不避斧钺之诛;在野，则固穷守节，不移素志，这是君子人格意识的重要内涵，是积淀已久的士大夫的文化个性。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对苏轼的影响。儒家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德性文化，通过它而建立的道德性格是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是内发的。苏轼善于将一己之悲置于宇宙、人类的广阔空间去观照，置于悠悠的人生长河去作高屋建瓴的观照，因此具有深邃性、审美性和哲学意味。与其说苏轼是一个天性乐天派，不如说他是一个参透生死天命的达观主义者。而苏轼的超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有着通晓物理人情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辩证地看问题的聪明，这就使他获得了善处忧患和保持乐观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与智慧。这一点，我们就从分析他的词作《水调歌头·中秋》入手来加以说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时任密州知州，表面写的是对其弟苏辙的思念之情，内里却是对宇宙人生深沉的感喟。词以月为中心形象，却处处契合着社会和人事，在看似逸兴遄飞的潇洒风流里，寄托着词人对于人生无常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同时，苏轼对于渺小的个体在茫茫宇宙中的大孤独大寂寞有一種敏锐而独特的体悟。上阕前两句说明作者“奋厉有当世志”，接下来数句表达了作者在出世与入世、仕进与隐逸的抉择上徘徊和困惑的心态。入世不易，出世尤难，接着词人由“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转入“何似在人间”的入世，在通晓了万物难全、盈亏有常的道理后，就变换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人生种种问题。这种思维的功方式的转换与跳脱不仅局限在使自己摆脱痛苦、调整自己的心态。而是逐渐帮助苏轼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自然而然消解了心中的苦闷，退而求其次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祈愿。拓展享受人生乐趣的心灵空间，在永远存在诸多烦恼和不圆满的人世，勉力寻求可能获得的生之乐趣。崎岖世味，仍淡然处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率性自得、睿智圆融的生命境界，是既忧患人生、又善处人生，既执着人世、又达观通脱的生活的智者、仁者和乐者形象。
苏轼浑融儒道禅，从中获取了新的精神向度和支撑，人生的诸多不幸和苦痛都在他审美化的艺术人生中消解殆尽，“尽性”、“知命”，忙常人之所闲，在山水与诗酒、阅人世与卧云岭中安顿了生命，抚慰了灵魂，获得了一种超旷通达、睿智圆融的生存和生命境界。
二、对水的特殊观照下的苏轼人生哲学——柔之于外，刚中之德
在《东坡易传》中，“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从而被赋予了极丰富的哲学意义。苏轼一生无论出处行藏，皆能随运任化、与物推移，正是水所赋予他的生命智慧的体现。“水”中所蕴涵的苏轼鲜活生动的生命智慧，从本质上说，更是他丰满而完整的精神人格的象征。作为乐水的智者，苏轼极擅长于表现水。同时，作为具有深邃哲学思想的一代文人，苏轼善于通过观水，获得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生的认识。这也是明显受我国水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也是其宇宙观形成的基础。把水的自然秉性上升到虚灵的哲学概念，万物出于水，又复归于水，水这一概念变得虚灵起来，在《东坡易传》中，苏轼把水提升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视为丰满的精神人格的象征。苏轼的文论观点中也谈到了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随物赋形”来揭示在文艺创作中的特点与规律。在苏轼的作品中，水成了负载“苏轼之道”的载体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苏轼其他一些诸如宇宙万物之形成、万物化生不息的运动本质以及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等重要的哲学思想，都是以水为观照进行阐发的，作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水”深深滋养了苏轼。 苏轼说：“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4这里所说的就是依从万物的自然之理，从而达到一种无着无碍的自得境界。可以见出，“随物赋形”的根本涵义就是在通晓了自然和人情物理，努力极尽人事之后，能够随缘任运，对人生中的诸多不得已委运任天，处之泰然，这就是“”尽心、知性、知天，然后理足而无憾。苏轼意在以水为君子之德的象征，强调君子应该像水一样，随物婉转，应顺外物。在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中，他对尘世、人生有着极探的认识和感悟。无论是玉堂春风，华屋玉食，还是谪居岭海，庇身茅舍，都能出入裕如，随遇而安，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尽最大努力进行着解脱。在《与元老侄孙》中云：“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5这种处穷不怨、随缘自适的人生气度，正是水“随物赋形”品格的体现。“水”这一意象，无疑成了其圆润、丰满的人格风貌的象征。在他遭贬处穷之际，处劣不怨，自足其足，一方面，苏轼对水之品格进行着观照，另一方面，苏轼也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彰显了和履证了水之“随物赋形”的品格。
苏轼依据“水”这一意象，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柔外刚中”的思想。“柔外”指的是应顺外物的灵活性，这一点体现在苏轼遭受困厄之时，以佛老为依托，从中获得一种超旷洒脱的心态以处忧患;而“刚中”则侧重于刚直的原则性。这是苏轼人格精神的另一特点，这一点在苏轼的政治生活中体现的最为突出。苏轼少有经世济时的夙志，将东汉范滂作为自己学习的理想目标，儒家淑世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心底。古之君子立大功、成大事，无不是凭借挺身为天下犯大难的担当精神和坚忍不拔之志取得的，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他们才遇挫弥坚，百折不挠，虽履险涉难而终能济之。苏轼之坚卓刚毅突出体现在他在朝为官之时，以“道”抗“势”，无论新党还是旧党执政，都敢于直陈利弊，具有持正不阿，直道而行，卓然不随，独立不倚的忠直之节。柔之于外，刚中之德，苏轼提出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洒脱飘逸和坚忍刚毅相和谐统一的人格精神风范。
在苏轼看来，水的形上本质就是不戕害万事。6苏轼的“水”不是经世之术的某种象征，而是形而上的物性之理。使万物各遂自然之理，使自然之全体皆得其宜，即“顺”。《苏轼易传》：“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7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应物无伤，包纳一切，既有外之柔又有中之刚，刚柔相济。
苏轼结合自己人生中的经历和体验，对水之“随物赋形”和“柔外刚中”的哲理精神加之以更丰富、生动的阐扬和体味，体现了他对人生理想和人格范式的不懈追寻，同时也彰显了其在追求人生模式自我设计中的生命智慧。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32.
[2][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5.
[3] [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54.
[4][宋]苏轼著，龙吟点评.东坡易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296.
[5][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841.
[6]辛战军著，老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98.
[7][宋]苏轼著，龙吟点评.东坡易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336.
作者简介：
蒋凯博（1988—），女，河南周口人，研究生，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
关键词：苏轼;人格精神; 哲学内涵
一、穷理尽性、性命自得——睿智圆融的生命境界
“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此之谓知命。”（《墨妙亭记》）苏轼终其一生，虽然遭遇了很多坎坷和打击，但他敢于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主张，绝不阿谀奉承，俯仰官场，而是尽其所为所能，不给自己留遗憾。他的这种“不合时宜”导致他处处不见容于意见相左者，其遭遭馋遇贬的仕宦经历也成了必然。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轼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苏轼的器识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大”，就是要以博大的器度，关怀自然的全体，才是真正的“善”。因此，人不必拘细行，但必须全大节以守其本“性”，即“性与物相遇而不为物所夺，行其所安，废其所不安。”性命自得，“自”就表明了“人”的主动性，苏轼之道，根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循礼而动，静以存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达到“性命自得”。 在苏轼看来，人有“性”在，所以皆可以通过“穷理尽性”而“成道”。这种成道，并非脱离世间，做闲云野鹤式的出世之游，而是在当下生活中，既不脱离现实生活，又处于终极的超越境地的一种精神超越。因而能够“应物而无累于物”1，他参照《周易》，独创了“任真适情”、性情一体的人性思想， 并最终指向人的自得和自成，而欲得到人格的自得与自成就必须“适情”快意，任情逍遥。
苏轼认为：“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2宇宙即我，瞬间即永恒，苏轼站在一个更广袤的时空，超脱狭隘局促的现实功利，以更开阔的襟怀来拥抱人和事。所以他说：“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憾”3天命不可违，而人事可为，人们应当尽力而为，然后抛却得失执念，才能理足而心无憾。立朝，则为民请命，不避斧钺之诛;在野，则固穷守节，不移素志，这是君子人格意识的重要内涵，是积淀已久的士大夫的文化个性。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对苏轼的影响。儒家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德性文化，通过它而建立的道德性格是自本自根而无待于外的道德，是内发的。苏轼善于将一己之悲置于宇宙、人类的广阔空间去观照，置于悠悠的人生长河去作高屋建瓴的观照，因此具有深邃性、审美性和哲学意味。与其说苏轼是一个天性乐天派，不如说他是一个参透生死天命的达观主义者。而苏轼的超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有着通晓物理人情的睿智和善于变换角度辩证地看问题的聪明，这就使他获得了善处忧患和保持乐观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与智慧。这一点，我们就从分析他的词作《水调歌头·中秋》入手来加以说明。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苏轼时任密州知州，表面写的是对其弟苏辙的思念之情，内里却是对宇宙人生深沉的感喟。词以月为中心形象，却处处契合着社会和人事，在看似逸兴遄飞的潇洒风流里，寄托着词人对于人生无常和人事变迁的感慨。同时，苏轼对于渺小的个体在茫茫宇宙中的大孤独大寂寞有一種敏锐而独特的体悟。上阕前两句说明作者“奋厉有当世志”，接下来数句表达了作者在出世与入世、仕进与隐逸的抉择上徘徊和困惑的心态。入世不易，出世尤难，接着词人由“我欲乘风归去”的出世转入“何似在人间”的入世，在通晓了万物难全、盈亏有常的道理后，就变换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人生种种问题。这种思维的功方式的转换与跳脱不仅局限在使自己摆脱痛苦、调整自己的心态。而是逐渐帮助苏轼建立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自然而然消解了心中的苦闷，退而求其次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祈愿。拓展享受人生乐趣的心灵空间，在永远存在诸多烦恼和不圆满的人世，勉力寻求可能获得的生之乐趣。崎岖世味，仍淡然处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率性自得、睿智圆融的生命境界，是既忧患人生、又善处人生，既执着人世、又达观通脱的生活的智者、仁者和乐者形象。
苏轼浑融儒道禅，从中获取了新的精神向度和支撑，人生的诸多不幸和苦痛都在他审美化的艺术人生中消解殆尽，“尽性”、“知命”，忙常人之所闲，在山水与诗酒、阅人世与卧云岭中安顿了生命，抚慰了灵魂，获得了一种超旷通达、睿智圆融的生存和生命境界。
二、对水的特殊观照下的苏轼人生哲学——柔之于外，刚中之德
在《东坡易传》中，“水”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从而被赋予了极丰富的哲学意义。苏轼一生无论出处行藏，皆能随运任化、与物推移，正是水所赋予他的生命智慧的体现。“水”中所蕴涵的苏轼鲜活生动的生命智慧，从本质上说，更是他丰满而完整的精神人格的象征。作为乐水的智者，苏轼极擅长于表现水。同时，作为具有深邃哲学思想的一代文人，苏轼善于通过观水，获得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生的认识。这也是明显受我国水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也是其宇宙观形成的基础。把水的自然秉性上升到虚灵的哲学概念，万物出于水，又复归于水，水这一概念变得虚灵起来，在《东坡易传》中，苏轼把水提升为重要的哲学范畴，视为丰满的精神人格的象征。苏轼的文论观点中也谈到了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随物赋形”来揭示在文艺创作中的特点与规律。在苏轼的作品中，水成了负载“苏轼之道”的载体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苏轼其他一些诸如宇宙万物之形成、万物化生不息的运动本质以及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等重要的哲学思想，都是以水为观照进行阐发的，作为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水”深深滋养了苏轼。 苏轼说：“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4这里所说的就是依从万物的自然之理，从而达到一种无着无碍的自得境界。可以见出，“随物赋形”的根本涵义就是在通晓了自然和人情物理，努力极尽人事之后，能够随缘任运，对人生中的诸多不得已委运任天，处之泰然，这就是“”尽心、知性、知天，然后理足而无憾。苏轼意在以水为君子之德的象征，强调君子应该像水一样，随物婉转，应顺外物。在苏轼一生宦海浮沉中，他对尘世、人生有着极探的认识和感悟。无论是玉堂春风，华屋玉食，还是谪居岭海，庇身茅舍，都能出入裕如，随遇而安，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尽最大努力进行着解脱。在《与元老侄孙》中云：“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来多病，瘦悴不复往日……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5这种处穷不怨、随缘自适的人生气度，正是水“随物赋形”品格的体现。“水”这一意象，无疑成了其圆润、丰满的人格风貌的象征。在他遭贬处穷之际，处劣不怨，自足其足，一方面，苏轼对水之品格进行着观照，另一方面，苏轼也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彰显了和履证了水之“随物赋形”的品格。
苏轼依据“水”这一意象，受老子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柔外刚中”的思想。“柔外”指的是应顺外物的灵活性，这一点体现在苏轼遭受困厄之时，以佛老为依托，从中获得一种超旷洒脱的心态以处忧患;而“刚中”则侧重于刚直的原则性。这是苏轼人格精神的另一特点，这一点在苏轼的政治生活中体现的最为突出。苏轼少有经世济时的夙志，将东汉范滂作为自己学习的理想目标，儒家淑世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心底。古之君子立大功、成大事，无不是凭借挺身为天下犯大难的担当精神和坚忍不拔之志取得的，正是凭借这种精神，他们才遇挫弥坚，百折不挠，虽履险涉难而终能济之。苏轼之坚卓刚毅突出体现在他在朝为官之时，以“道”抗“势”，无论新党还是旧党执政，都敢于直陈利弊，具有持正不阿，直道而行，卓然不随，独立不倚的忠直之节。柔之于外，刚中之德，苏轼提出的这一思想，体现了其洒脱飘逸和坚忍刚毅相和谐统一的人格精神风范。
在苏轼看来，水的形上本质就是不戕害万事。6苏轼的“水”不是经世之术的某种象征，而是形而上的物性之理。使万物各遂自然之理，使自然之全体皆得其宜，即“顺”。《苏轼易传》：“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7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应物无伤，包纳一切，既有外之柔又有中之刚，刚柔相济。
苏轼结合自己人生中的经历和体验，对水之“随物赋形”和“柔外刚中”的哲理精神加之以更丰富、生动的阐扬和体味，体现了他对人生理想和人格范式的不懈追寻，同时也彰显了其在追求人生模式自我设计中的生命智慧。
参考文献：
[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32.
[2][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5.
[3] [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54.
[4][宋]苏轼著，龙吟点评.东坡易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296.
[5][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1841.
[6]辛战军著，老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98.
[7][宋]苏轼著，龙吟点评.东坡易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336.
作者简介：
蒋凯博（1988—），女，河南周口人，研究生，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