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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个奇山秀水、远离尘嚣的地方,每日读书耕种、畅游山水,抛开尘世烦恼,如清风般逍遥自在,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状态。在中国古神话中,东海蓬莱仙岛上正是如此光景——岛上筑有金玉琉璃的宫阙台观,遍地珠树华食与神芝仙草,仙人神态怡然,在烟波浩渺的海洋上空自在飞翔。
这样的画面,也被留在许多传世的画作之中。在中国画史上,仙境题材是极有特色的一个类别。今年7月,“何处是蓬莱——仙山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展,展出了宋元明清时期30多幅“神仙图”。其中有刻画仙人故事的,如南宋赵伯驹《飞仙图》;有描绘仙境生活的,如明朝仇英《云溪仙馆图》;还有讲述道士修仙传说的,如明朝崔子忠《云中鸡犬图》。炎炎夏日,去看一场飘然出尘的展览,神游在古画仙境里再适合不过了。
仙境中的仙人是古代画家最乐于描绘的主题之一。在此次展览中展出的《飞仙图》,画中仙人乘着飞龙,手持荷花,翱翔于苍松之上,穿梭于云气之间,柔软的衣服随风飘动,正如《庄子·逍遥游》中“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仙模样,令人悠然神往。
《飞仙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没有年款,但因其青绿为主的背景色调,“直如牛毛”的纤细笔法,一般被认为是南宋青绿山水画家赵伯驹所著——赵伯驹擅长工画,设色清新淡雅,笔法细丽巧整。在此之前,唐朝的山水画色彩浓郁、金碧辉煌,极具装饰性,而赵伯驹一改前人画风,笔锋秀丽,着色清雅,使绘画充满文人气韵、笔墨情怀。南宋诗画评论集《松隐文集》中如是评价:“赵希公及共兄千里(即赵伯驹及其弟赵伯骕),博涉书史,皆妙于丹青,以萧散高迈之气,见于毫素。”明代文人画的大力倡导者董其昌也赞其画“精工之极,又有士气”“虽妍而不甜”。
《飞仙图》被认为出自赵伯驹之笔,另一个重要依据是,画中云烟缭绕的仙境氛围,与画家的生长环境有几分相似。赵伯驹出生于北宋末年,宋朝南渡后一直生活在如诗如画的钱塘江畔,靠赏景绘画、小酌独饮打发时间。如此诗意、淡泊的生活,自然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
赵伯驹还有一个显著身份——宋太祖七世孙。一次偶然机会,他的画扇得到宋高宗赵构的赏识。宋高宗立马召见了这位远房亲戚,命他在皇宫集英殿的屏风上作画,还给了他丰厚的赏赐。由此,习惯自由散漫生活的赵伯驹成了宫廷画师,但他的创作不局限于皇家庭院。1146年,赵伯驹在绿植繁茂、青石板小路环绕的余杭径山寺住了大半年,就是为了给寺庙画百幅罗汉像。他的另一幅代表作《汉宫图》,小小的执扇册页上人物、车马、楼阁、家具俱全,用笔极为工整,而背景中的假山林木,繁复中有深邃之意,气氛浪漫而悠远。
无论仙人圣境,还是宫廷楼阁,赵伯驹都能在工整的笔墨里融入文人之韵,以抒胸中逸气。
明代画家仇英的山水画不胜枚举,其中也有不少描绘仙山圣境的作品,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云溪仙馆图》便是其一。画中白云缭绕,仙山峥嵘;山谷间溪水潺潺,溪边松柏树立;山脚筑有楼阁,楼阁中侍女步履悠闲、神态怡然。在整幅画的布局中,人物比例极小,重点在于远处的仙山楼宇,就是为了营造出一派祥和安逸的仙侣生活景象。
仇英的另一幅代表作《桃源仙境图》,画的是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幅青绿山水画,画中树叶用花青上色,山峰用石青、石绿点染,再用水晕开,树枝则用混了墨色的赭石勾勒。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3个穿白色长袍的人临溪而坐,一人抚琴,一人低首聆听,一人身倚山石,挥舞着手臂,沉醉在琴声里。不远处还有一个提篮童子,静静地伫立着,好像也在欣赏看美妙的琴音。此外,仇英还创作了《桃园图》《玉洞仙源图》等仙境主题画,每一幅都布局开阔,设色典雅。
仇英生活在明朝中后期,与风流倜傥的唐寅、满腹诗书的沈周、儒家风范的文徵明并称“吴门四家”。这4个大名鼎鼎的画家都居住在苏州阊门,关于他们的家乡,唐寅写过一首《阊门即事》:“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意思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是吴中阊门,每日五更开市,往来商旅络绎不绝,一片欣欣向荣。
得益于当时经济的繁荣,赏画不再是宫廷贵人的奢侈活动,而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明朝统治者推崇道教,寄情山水、无为无争的道家文化盛行,擅长文人画的江南才子留下了不少仙人画作,吴门画派由此迎来全盛时期。
“吴门四家”中,仇英的青绿山水作品数量最多。早年间,他因为家境贫寒当过漆匠,彩绘墙面。后来,他将描摹的大师作品寄卖于街头,被伯乐周臣发现,收为徒弟。仇英不擅书法,不通文学,只埋头画画。作画时,他很少挥墨题写诗词,只在画纸角落留下小小的名款“仇英实父制”,为的是不破坏画中意境,因此他也被称为追求艺术境界的 “仙人”。
在此次展览上,还有一些画作讲述“修炼成仙”的故事。明代画家崔子忠的《云中鸡犬图》,描绘了在乱世中归隐乡野的许真人,骑着牛,带着家人和家中鸡犬,一同迁往仙境的情景。在画中,远处崇山峻岭,飞瀑流泉,配以朱砂、石青等重色,典丽超凡。在近处,许真人神態安详,正回首眺望身后的家人。
传说中,这位许真人活到了135岁。这一年,他带领家人42口连同鸡犬,一齐升往仙境。其实,类似“移居仙境”的故事,一直就是历代画家表现“遁世修行”的经典题材。“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有传世名作《葛稚川移居图》,明代郑重有《仿王蒙葛洪移居图》,清代张若澄有《画葛洪山居图》。诗仙李白也曾对葛洪无比羡慕,“闻说神仙晋葛洪,炼丹曾此占云峰”。诗圣杜甫在《赠李白》中也提到,“未就丹砂愧葛洪”。
崔子忠出生在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明朝末年,曾是董其昌的门客,中年时就蜚声画坛,后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在山水画为主流的明代画坛,他更喜欢画人物,画中的主人公或是成仙道士,或是风流文人,或是隐逸的君子。除了《云中鸡犬图》,他的代表作还有《藏云图》,画中诗人李白盘腿端坐在四轮椭圆底盘车上,抬头凝望天空,神态闲适洒脱,两旁站着稚子肩搭绳索,牵引车子,背后是云气缭绕的巫山。画作一侧题诗:“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平入地,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以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
与画中超然尘世之外的仙人雅士相似,崔子忠也为人孤高,颇有隐者之风。他效法画中古人,躲在北京南郊一所偏僻简陋的小屋里,过着“高冠草履,莳花养鱼”“妻布衣疏裳,黾勉操作”的生活。只有绘画,才能纾解他心中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无奈与愤懑。每当兴起,他都展纸挥毫,有时也把得意之作赠给知己好友。然而达官贵人重金请画,他却毫不搭理。有一次,昔人同窗好友、后来当大官的宋玫把崔子忠请到府中,关上大门,对他说:“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他无奈作画一幅,又当即撕碎,扬长而去。
崔子忠是个极具文人风骨的爱国画家。他原名叫作“丹”,在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时改名“子忠”,以表对大明王朝的忠义之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崔子忠不肯侍奉新主,也不愿把自己的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便躲在家中,绝食而死。联系到画中,崔子忠不遗余力地赞扬清丽脱俗的世外仙人,正是他在国破家亡之际,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内心表达。
除以上几幅代表画作,这次展览还展出宋代燕文贵(传)的《三仙授简》、明代文伯仁的《方壶图》、清代《缂丝群仙祝寿图》等,画中无一不是仙境缥缈,仙人飘逸。对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匠而言,或许笔下的世界,才是最美的乌托邦。
这样的画面,也被留在许多传世的画作之中。在中国画史上,仙境题材是极有特色的一个类别。今年7月,“何处是蓬莱——仙山图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展,展出了宋元明清时期30多幅“神仙图”。其中有刻画仙人故事的,如南宋赵伯驹《飞仙图》;有描绘仙境生活的,如明朝仇英《云溪仙馆图》;还有讲述道士修仙传说的,如明朝崔子忠《云中鸡犬图》。炎炎夏日,去看一场飘然出尘的展览,神游在古画仙境里再适合不过了。
乘云御龙的画中仙人
仙境中的仙人是古代画家最乐于描绘的主题之一。在此次展览中展出的《飞仙图》,画中仙人乘着飞龙,手持荷花,翱翔于苍松之上,穿梭于云气之间,柔软的衣服随风飘动,正如《庄子·逍遥游》中“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仙模样,令人悠然神往。
《飞仙图》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没有年款,但因其青绿为主的背景色调,“直如牛毛”的纤细笔法,一般被认为是南宋青绿山水画家赵伯驹所著——赵伯驹擅长工画,设色清新淡雅,笔法细丽巧整。在此之前,唐朝的山水画色彩浓郁、金碧辉煌,极具装饰性,而赵伯驹一改前人画风,笔锋秀丽,着色清雅,使绘画充满文人气韵、笔墨情怀。南宋诗画评论集《松隐文集》中如是评价:“赵希公及共兄千里(即赵伯驹及其弟赵伯骕),博涉书史,皆妙于丹青,以萧散高迈之气,见于毫素。”明代文人画的大力倡导者董其昌也赞其画“精工之极,又有士气”“虽妍而不甜”。
《飞仙图》被认为出自赵伯驹之笔,另一个重要依据是,画中云烟缭绕的仙境氛围,与画家的生长环境有几分相似。赵伯驹出生于北宋末年,宋朝南渡后一直生活在如诗如画的钱塘江畔,靠赏景绘画、小酌独饮打发时间。如此诗意、淡泊的生活,自然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
赵伯驹还有一个显著身份——宋太祖七世孙。一次偶然机会,他的画扇得到宋高宗赵构的赏识。宋高宗立马召见了这位远房亲戚,命他在皇宫集英殿的屏风上作画,还给了他丰厚的赏赐。由此,习惯自由散漫生活的赵伯驹成了宫廷画师,但他的创作不局限于皇家庭院。1146年,赵伯驹在绿植繁茂、青石板小路环绕的余杭径山寺住了大半年,就是为了给寺庙画百幅罗汉像。他的另一幅代表作《汉宫图》,小小的执扇册页上人物、车马、楼阁、家具俱全,用笔极为工整,而背景中的假山林木,繁复中有深邃之意,气氛浪漫而悠远。
无论仙人圣境,还是宫廷楼阁,赵伯驹都能在工整的笔墨里融入文人之韵,以抒胸中逸气。
平静怡然的仙山楼阁
明代画家仇英的山水画不胜枚举,其中也有不少描绘仙山圣境的作品,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云溪仙馆图》便是其一。画中白云缭绕,仙山峥嵘;山谷间溪水潺潺,溪边松柏树立;山脚筑有楼阁,楼阁中侍女步履悠闲、神态怡然。在整幅画的布局中,人物比例极小,重点在于远处的仙山楼宇,就是为了营造出一派祥和安逸的仙侣生活景象。
仇英的另一幅代表作《桃源仙境图》,画的是他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幅青绿山水画,画中树叶用花青上色,山峰用石青、石绿点染,再用水晕开,树枝则用混了墨色的赭石勾勒。在郁郁葱葱的树林中,3个穿白色长袍的人临溪而坐,一人抚琴,一人低首聆听,一人身倚山石,挥舞着手臂,沉醉在琴声里。不远处还有一个提篮童子,静静地伫立着,好像也在欣赏看美妙的琴音。此外,仇英还创作了《桃园图》《玉洞仙源图》等仙境主题画,每一幅都布局开阔,设色典雅。
仇英生活在明朝中后期,与风流倜傥的唐寅、满腹诗书的沈周、儒家风范的文徵明并称“吴门四家”。这4个大名鼎鼎的画家都居住在苏州阊门,关于他们的家乡,唐寅写过一首《阊门即事》:“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意思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就是吴中阊门,每日五更开市,往来商旅络绎不绝,一片欣欣向荣。
得益于当时经济的繁荣,赏画不再是宫廷贵人的奢侈活动,而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上明朝统治者推崇道教,寄情山水、无为无争的道家文化盛行,擅长文人画的江南才子留下了不少仙人画作,吴门画派由此迎来全盛时期。
“吴门四家”中,仇英的青绿山水作品数量最多。早年间,他因为家境贫寒当过漆匠,彩绘墙面。后来,他将描摹的大师作品寄卖于街头,被伯乐周臣发现,收为徒弟。仇英不擅书法,不通文学,只埋头画画。作画时,他很少挥墨题写诗词,只在画纸角落留下小小的名款“仇英实父制”,为的是不破坏画中意境,因此他也被称为追求艺术境界的 “仙人”。
羽化成仙的许真人
在此次展览上,还有一些画作讲述“修炼成仙”的故事。明代画家崔子忠的《云中鸡犬图》,描绘了在乱世中归隐乡野的许真人,骑着牛,带着家人和家中鸡犬,一同迁往仙境的情景。在画中,远处崇山峻岭,飞瀑流泉,配以朱砂、石青等重色,典丽超凡。在近处,许真人神態安详,正回首眺望身后的家人。
传说中,这位许真人活到了135岁。这一年,他带领家人42口连同鸡犬,一齐升往仙境。其实,类似“移居仙境”的故事,一直就是历代画家表现“遁世修行”的经典题材。“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有传世名作《葛稚川移居图》,明代郑重有《仿王蒙葛洪移居图》,清代张若澄有《画葛洪山居图》。诗仙李白也曾对葛洪无比羡慕,“闻说神仙晋葛洪,炼丹曾此占云峰”。诗圣杜甫在《赠李白》中也提到,“未就丹砂愧葛洪”。
崔子忠出生在兵荒马乱、战火连天的明朝末年,曾是董其昌的门客,中年时就蜚声画坛,后与陈洪绶并称“南陈北崔”。在山水画为主流的明代画坛,他更喜欢画人物,画中的主人公或是成仙道士,或是风流文人,或是隐逸的君子。除了《云中鸡犬图》,他的代表作还有《藏云图》,画中诗人李白盘腿端坐在四轮椭圆底盘车上,抬头凝望天空,神态闲适洒脱,两旁站着稚子肩搭绳索,牵引车子,背后是云气缭绕的巫山。画作一侧题诗:“不辨草木,行出足下,生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史称李青莲安平入地,负瓶瓿,而贮浓云,归来散之以内,日饮清泉卧白云,即此事也。”
与画中超然尘世之外的仙人雅士相似,崔子忠也为人孤高,颇有隐者之风。他效法画中古人,躲在北京南郊一所偏僻简陋的小屋里,过着“高冠草履,莳花养鱼”“妻布衣疏裳,黾勉操作”的生活。只有绘画,才能纾解他心中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无奈与愤懑。每当兴起,他都展纸挥毫,有时也把得意之作赠给知己好友。然而达官贵人重金请画,他却毫不搭理。有一次,昔人同窗好友、后来当大官的宋玫把崔子忠请到府中,关上大门,对他说:“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他无奈作画一幅,又当即撕碎,扬长而去。
崔子忠是个极具文人风骨的爱国画家。他原名叫作“丹”,在大明江山摇摇欲坠时改名“子忠”,以表对大明王朝的忠义之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崔子忠不肯侍奉新主,也不愿把自己的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便躲在家中,绝食而死。联系到画中,崔子忠不遗余力地赞扬清丽脱俗的世外仙人,正是他在国破家亡之际,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内心表达。
除以上几幅代表画作,这次展览还展出宋代燕文贵(传)的《三仙授简》、明代文伯仁的《方壶图》、清代《缂丝群仙祝寿图》等,画中无一不是仙境缥缈,仙人飘逸。对中国古代的文人画匠而言,或许笔下的世界,才是最美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