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楝树，一般家庭是不种的。尽管它的叶葱葱郁郁、花浅紫淡红，一开便是俩月，但一到冬天就失魂落魄，直到春天才会略有起色，因此常常被人避之，少有人待见。但在我的老家，庭院里却栽着一棵。
　　老家的庭院，在胡同深处。胡同自不必多说，几家四合院背靠背，留下的那条狭窄的通道便是胡同。在农村，胡同里的几家人大都同族，或者同姓，即便不同族也不同姓，但上溯几代也是至親，因而胡同大都很浅。但我家的胡同却很长、很窄，像是被别人家的四合院挤扁了似的，直溜溜地，就像母亲“直筒大布袋”的性格，站在胡同口，用不着费眼劳神，就能看到我家苦楝树探出的大半个身子。
　　入了冬，该给母亲安炉子、装烟囱了，我没有提前告诉她回去的打算，挤了个周天，径直回到老家。一拐进胡同，便远远看到，晒着太阳的苦楝虬枝上梨黄色的苦楝果，像一串串葡萄一样，一嘟噜一嘟噜地挂满枝头。这是每年的冬天，胡同里的一大景象，也是唯一的景象。而且，这个景象的始作俑者就是母亲。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已不是古话。但是，母亲刚满二十岁，正值“新桃换旧符”之时，我的外祖父一句“孩子，去吧，那人的家里没有地”，便将母亲匆匆嫁出，而当母亲掀起猩红的盖头，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她：破旧不堪的院子，懒懒散散地矗立着三间破旧的土房子，而墙体的土坯早已失去了黏性，稍一用力，就会扑簌簌地掉下鱼鳞片似的土屑。
　　但是，母亲认了，她说这就是命。是啊，在那个烈火燃烧的岁月，不要说母亲这一柔弱女子，就是像外祖父那样一辈子耕读齐家的人，也被火红的年代锻造的说方就方，说圆就圆。不认命，能行吗？外祖母如是这样对母亲说。
　　房子破一些，家具简陋一些，母亲都能忍受，因为她嫁给我父亲时，压根就没指望守寡多年的祖母能给父亲盖间像样的房子，置办一件像样的家具。但是，母亲不能忍受土炕上的跳蚤和用土碱洗头发。土碱是祖母把盐碱地里的地表土倒进砂锅，经过一番煎熬、晾晒，凝结出的灰白色晶体，它把母亲的一头秀发“烧”成了一团乱麻，干枯的就像一把晒透了的柴草，而跳蚤更让她彻夜难眠。于是，母亲跑回娘家，移来了这棵苦楝树。外祖父说，树成活了，捋把叶子放在石臼里，用研磨出的汁儿洗头发，头发会很鲜亮；用来驱虫，蚊虫是不敢近身的。
　　苦楝树是苦涩的。从根到叶，从花到果，甚至连树皮都是苦涩的，就像母亲以后的日子，游离于杨树、柳树、洋槐树之外，冷却在火红年代的灰烬里。虽然日子一天天摆在那里，但每天都像是一道坎，她需要集中浑身的气力跨过。否则，就会被日子绊倒。极度的恐惧、紧张和劳累，使得母亲在我少时的眼睛里，失了颜色，也没了颜色，变得木然，干巴巴的，像烤过的馒头干，既黑又黄，没有一点水色。而村北那片盐碱地里长出的碱蓬菜，东一瓢、西一碗的，粗粗拉拉，像极了母亲所穿的衣服。
　　幸好，苦楝树就是苦楝树，只要土壤湿润，就能奋力生长，不需要舒适的环境，就像我们姊妹四个，只需母亲的乳汁和汗水就能长高、长大。苦楝树长高了，鸟儿在上面筑了巢。清晨，鸟儿站在树枝上，唱着动听的歌，十分悦耳，但母亲不会唱歌，尽管母亲的嗓音十分悦耳，但她却没有鸟儿的闲情，因为昨晚没吃饱的羊在咩咩地叫，饿极了的猪在哼哼，而老槐树上的那口生铁大钟，也在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苦楝树长高了，我们也长大了。长大了的我们，却像一只只小鸟儿，从苦楝树下“飞”走，在别处筑“巢”。每逢过年过节，一大家子聚在母亲盖起的三间瓦房里，却被当成了客人。母亲说，你们连盘子、碗在哪放着都不知道，添什么乱？因为人多，母亲养的那只猫也爱热闹，但不知谁不小心踩痛它，惹得它阵阵发威，喵喵直叫，正在厨房炒菜的母亲听到声音，扔下炒勺，奔过来，抱起那只猫，满脸是怒气，满眼是疼怜。
　　父亲刚过五十，就卸下一生的辛劳、愁苦和重担，去了另一个世界，等待再次的轮回，留下孑然一身的母亲。随着母亲年龄的增长，我和我哥都想把她接到城里，但她总是不依。有时，我们说急了她，她便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一会儿攥起拳来，就像她的手心里攥着什么宝贝；一会儿又把手指伸开，反反复复，就是不说话，似乎有好多话，都在她的拳头里，变成了一个谜，我们无从猜中。
　　小院还是那座小院，却不再散乱。苦楝树下，母亲正用“串心炉”烧水。炉前，几根苦楝树枝，随便横躺，有拇指粗、一尺左右长。看得出，那是刻意锯断的。“串心炉”架在两块立起的砖头上，炉膛中的火苗，拥抱着干透了的苦楝树枝，噼噼啪啪地响着，听得出，火苗是快乐的，燃烧的苦楝树枝是快乐的，母亲也是快乐的，火苗把坐在马扎上的母亲映照的，满脸都是鲜活的、明丽的红色。
　　火苗噌噌地，从烟囱口蹿出。母亲弯腰、抬头、举手，安静地随手拿起炉旁的一张瓦片，轻轻压住蹿出的火苗，还和以前一样沉稳，只是那张瓦片，被燃烧的苦楝树枝熏得漆黑，有些像涂黑画红的那些年，被人涂成黑色似的。黑色，是母亲最讨厌，也是最反感的颜色。她说：一个黑字，差点压弯了她的腰。是的，黑色无光，本已压抑。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黑字，又是何等了得？
　　一枚干枯的苦楝树叶，带着一丝微黄，剥离了干枯的树枝，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曲线，飘然地落在母亲的帽子上。那帽子是毛线的，深蓝色的，是母亲用棒针编织的。微黄色的枯叶与深蓝色的帽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像母亲走过的日子。她似乎觉察到了帽子上的枯叶，缓缓地抬起手来，轻轻取下，听到身后的动静，扭头向门，见我走进，眼角里笑了笑，问了句“今儿咋回来了？”便不言其他，就像以前那样，把我从头到脚“巡视”一遍。我知道，母亲见到我第一眼，就决定了她的笑与不笑：我高兴，母亲舒心；我黯然，母亲定会恍然。
　　堂屋的八仙桌上，白瓷茶碗还是洗得干干净净，安静地摆放在那里，只是茶碗上的茶渍，颜色有浓有淡，有深有浅，像极了门前的苦楝树。茶壶也是白瓷的，但被浸满茶渍的“棉墩子”包裹着，一摸，还有些烫手。我待母亲坐下来，把着茶壶把儿，欠着身子，给她倒了一杯茶，她有些慌忙，伸出手来似是阻挡，又像是客气，说：俺还中用，自己来就行。我不知从何时起，母亲对我、对我哥开始变得客气，只是感觉这些年，母亲越来越客气，全然不像我们小时候，火爆的脾气，就像苦楝树上的蝉，说吼就吼。我庆幸自己被母亲吼的次数不多，但挨过母亲不少的打。至于为什么挨打，到现在也想不起犯了什么错。 　　一杯热茶还没喝几口，母亲怯怯地说她还有事，便提起沙发上的一个鼓囊囊的手提袋，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逃一般地匆匆走出家门，未待我问她是否吃过早饭。因为，我是没吃早饭的。我去了厨房，见菜板上有剁好的葱花、焙好的花椒，搪瓷盆里还有一块和好的面团。这是做葱油饼必需的食材，而葱油饼是我的最爱。我想，这是母亲知道的。但至于母亲是否知道我今天回来，还是一个谜。
　　我的手放慢了节奏，动作变得磨磨蹭蹭，就像父亲生前赶的破牛车。等安好炉子，装好烟囱，已快晌午，但母亲还没回来，不知她去了哪里。站在胡同口，大街空空荡荡的，少有人来，更少有人往，寂静的像是万人空巷，只是远处的锣鼓敲的正响。我不知道那声音从哪传来，又传向哪去，只知道初冬的阳光照在脸上，热乎乎的。邻家二哥开着机动三轮从村外驶来，远远地停在我跟前，几句寒暄以后告诉我，母亲正领着一群老头老太太，在村里的老年活动中心表演节目！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不会表演的。应该说，母亲的大部时间全都贡献给了农业社。农业社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基本经济形式，最为突出的标志是集体劳作——集体出工，集体收工。日出而作或日落而息时，就像学生上课和放学一样有序。当老槐树上的那口生铁大钟叮叮当当地敲响之后，别人可以磨磨蹭蹭地从自家屋里走出，但母亲不行；当别人揣奸把猾地假装解手，三三两两地一去就是半天，但母亲不行；当生产队长吹响收工的哨子，别人早已扛起镢头溜回家时，母亲还是不行。
　　母亲在村里是孤寂的。她在那些苗正根红的人的眼中，就像苦楝树的果，身上有毒。若是不小心遇到，他们也会像鸟儿不落苦楝树一样，慌忙避开——生怕中了母亲的毒。
　　的确，苦楝树的果有毒。母亲告诉我说苦楝果能杀虫、止痒，而且环保；她说小孩子吃了能防治蛔虫。小时候，初冬的苦楝果，像现在一样，一嘟噜一嘟噜的，十分诱人。而我经不起苦楝果的诱惑，曾经爬到树上，摘下一颗。当我迫不及待地把它塞进嘴里，牙齿才剛刚咬破一丁点的皮儿，瞬间的苦涩，便从嘴唇弥漫至心底，但也因为那次的贸然，使我喜欢上了这个苦涩的味道。而且，这味道，一直在我身上萦回环绕，挥之不去。
　　远处的锣鼓声渐渐平息，我知道母亲快回家了。于是，打开煤气灶，一边熬着稀饭，一边坐在“串心炉”旁等待。又是一枚枯黄色的苦楝树叶，不舍地挣脱一串串梨黄色的苦楝果，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轻轻地飘下。此时，母亲回来了，还是提着那个鼓囊囊的手提袋。我见母亲的脸，虽然带着疲惫和苍老，白发也增多了许多，但却显得安逸、静谧。而当母亲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从那个鼓囊囊的手提袋里，取出一枚金光闪闪的奖杯时，一丛笑意从她饱经风霜的前额到祥和淡定的眼睛，再到打满褶皱的嘴角，依次铺开，而母亲的笑意，近悦远来，让我无法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