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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十年，照相只是小圈子游戏，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才能玩得起。直到清末民初，上海照相业才完成市场化，变成寻常人可以日常消费的东西。
照相自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西方新兴科技产物，渐渐融入中国社会。不过，最初几十年，照相只是小圈子游戏，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才能玩得起。直到清末民初，上海照相业才完成市场化，变成寻常人可以日常消费的东西。
12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葛涛，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开讲清末沪上名士的影像生活。“上海是照相最早传入中国的口岸之一，是照相业非常发达的地方。1912年上海就有照相馆29家，并且形成了数家声誉卓著的品牌照相馆。”葛涛以《郑孝胥日记》所载文字为例，展示郑孝胥这位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于清末上海的照相记忆。
除了個人照片，当时的沪上名士对集体照情有独钟。“集体摄影成为他们表达共同志向、亲切情感、紧密联谊的一种时尚方式。在社会名流之间，这种风尚尤为弥漫。”葛涛对早报记者分析，当时上海名流喜爱拍摄集体照的原因在于清末新政时期民间自由结社蔚然成风，而文人结社、名士聚首为古来之习气。在这种背景之下，志趣相投者集会、结社，互相交流意见、抒发感慨，也成为一时风尚。“而集体照是共同志趣与情谊的纪念，表现了集体成员之间的连带感，体现了对集体身份的认同。”
去照相馆拍照
是上流社交的一种方式
郑孝胥是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著名书法家。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居。1932年他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1897年6月26日，郑孝胥由宁抵沪并在上海停留了约一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年里旅沪岁月中的四次拍照经历。
第一次照相是在1897年9月15日，地点位于虹口英华照相馆。那日，郑孝胥前往虹口看房，发现性价比极高，一时高兴即独自前往英华照相馆拍照。之后，在1897年9月15日至1898年6月11日这一年，郑孝胥还有三次与友人的合照。
根据郑孝胥1898年4月2日的日记，“午后，赴旭庄之约于一品香（四马路上的菜馆），在席者仲弢、叔颂、芸阁、仲鲁、叔蕴、伯斧、叔海、司直。过公司，又遇书衡。旭庄与书衡约至张园照相，候仲弢不至。”张园是十九世纪末沪上著名的公共活动与社交场所，照相渐渐充当了为前来游园的红男绿女们提供余兴的角色。1898年4月28日，郑孝胥记下：“晨，约梅生、季直同至耀华照相。”
1898年6月11日，郑孝胥又与林琴南前往宝记照相合影。“耀华、宝记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照相馆，可见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友人、同道相约前往照相馆合影，既是一种时尚的交际方式，也用以纪念友情、体现共同的志向与情趣。”葛涛说。
1898年8月23日，郑孝胥登轮北上，宦海沉浮数年，于1905年11月中旬再次抵沪。此后直至民国肇始，他也未离开，而是以“遗民”自居，做起了“寓公”。“尽管他以遗民自居，但这不代表他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他对由西方传入的照相非常开明。”葛涛说，郑孝胥此时虽已是在野之身，却积极地在上海开展相应的政治、经济活动。作为立宪运动的干将，郑孝胥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于新政所提倡的实业、教育、出版等事业。因为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他交游甚广，依然喜欢与亲友同志共赴相馆。
1905年11月郑孝胥刚抵沪，不过几日便“与金子昌同至丽芳照相”；1906年2月28日，他分别与罗开轩、张骞在丽芳、宝记有两次合影。1906年3月11日，“与柽弟（胞弟郑孝柽）、梦旦（时任商务国文部部长高梦旦）照相于丽芳”；1906年8月19日，他“与段少沧共宴袁海观、季直、久香于辛家园，呼宝记照相”……
据葛涛统计，郑孝胥于20世纪初清末各年的拍照次数为1905年1次、1906年6次、1907年9次、1908年4次、1909年4次、1910年4次、1911年1次，共计29次。其中，合影23次，独照6次；摄于上海23次，南京3次，天津2次，北京1次。“照相成为他社交生活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作用与游张园、愚园，去一品香吃大菜等交际手段不相上下。”
人们会把合照
作为珍贵礼物赠与亲友
在葛涛看来，郑孝胥在清末的拍照有四大意涵。首先，相片在私交领域用以联络感情，加深交谊。其次，除了私交，照相在公共场合同样发挥了留念或留证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宣示意义，如立宪公会会议前全体与会者的合影，中国公学“到学礼”上的三百人大合影等。“举行仪式、典礼或重要公共活动之际，集体合影往往不可或缺，由此看来这种惯例的形成可上溯至清末，绵延至今。这种特定场合下拍摄的、较大规模的集体合影，一般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时刻共同参与的集体记忆。”此外，还有突出亲情的家族合影和在某种情形之下能表达心境的独照。
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还不是普通人所能日常消费的，比如张园照相明码标价：“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便宜。所以照相的社会功能相对集中于社会上层。对于这个价格，葛涛提供了一个参照：郑孝胥在虹口寿春里的房租是一个月二十二元。
“且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认识、接受西方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在清末能对照相之类持坦然态度的多为生活于如上海等条约口岸的相对开明之士。”葛涛表示，郑孝胥可谓此类人物的典型，这类人善于学习西方事物，并擅长将之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进而创造出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型生活方式。他告诉早报记者，清末沪上名士中，除郑孝胥之外，如何桂笙、吴昌硕、张元济、当时尚在中国公学求学的胡适等都喜爱留影。比如张元济在1910年出发去环球旅行之前拍照留念。
“清末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的初始阶段，也是照相堪称珍贵的年代。”葛涛向早报记者表示，也因此集体照的意涵在清末与现代是有区别的“在社会身份多样化、影像泛滥的今天，集体照的纪念意义、所表现的连带感、对集体身份的认同作用等，都大为弱化。”曾经，人们会把合照作为赠送好友的珍贵礼物，如今却也是少见了。
照相自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作为一种西方新兴科技产物，渐渐融入中国社会。不过，最初几十年，照相只是小圈子游戏，社会名流、达官显贵才能玩得起。直到清末民初，上海照相业才完成市场化，变成寻常人可以日常消费的东西。
12月4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葛涛，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开讲清末沪上名士的影像生活。“上海是照相最早传入中国的口岸之一，是照相业非常发达的地方。1912年上海就有照相馆29家，并且形成了数家声誉卓著的品牌照相馆。”葛涛以《郑孝胥日记》所载文字为例，展示郑孝胥这位伪满洲国总理大臣于清末上海的照相记忆。
除了個人照片，当时的沪上名士对集体照情有独钟。“集体摄影成为他们表达共同志向、亲切情感、紧密联谊的一种时尚方式。在社会名流之间，这种风尚尤为弥漫。”葛涛对早报记者分析，当时上海名流喜爱拍摄集体照的原因在于清末新政时期民间自由结社蔚然成风，而文人结社、名士聚首为古来之习气。在这种背景之下，志趣相投者集会、结社，互相交流意见、抒发感慨，也成为一时风尚。“而集体照是共同志趣与情谊的纪念，表现了集体成员之间的连带感，体现了对集体身份的认同。”
去照相馆拍照
是上流社交的一种方式
郑孝胥是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著名书法家。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居。1932年他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1897年6月26日，郑孝胥由宁抵沪并在上海停留了约一年。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年里旅沪岁月中的四次拍照经历。
第一次照相是在1897年9月15日，地点位于虹口英华照相馆。那日，郑孝胥前往虹口看房，发现性价比极高，一时高兴即独自前往英华照相馆拍照。之后，在1897年9月15日至1898年6月11日这一年，郑孝胥还有三次与友人的合照。
根据郑孝胥1898年4月2日的日记，“午后，赴旭庄之约于一品香（四马路上的菜馆），在席者仲弢、叔颂、芸阁、仲鲁、叔蕴、伯斧、叔海、司直。过公司，又遇书衡。旭庄与书衡约至张园照相，候仲弢不至。”张园是十九世纪末沪上著名的公共活动与社交场所，照相渐渐充当了为前来游园的红男绿女们提供余兴的角色。1898年4月28日，郑孝胥记下：“晨，约梅生、季直同至耀华照相。”
1898年6月11日，郑孝胥又与林琴南前往宝记照相合影。“耀华、宝记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照相馆，可见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友人、同道相约前往照相馆合影，既是一种时尚的交际方式，也用以纪念友情、体现共同的志向与情趣。”葛涛说。
1898年8月23日，郑孝胥登轮北上，宦海沉浮数年，于1905年11月中旬再次抵沪。此后直至民国肇始，他也未离开，而是以“遗民”自居，做起了“寓公”。“尽管他以遗民自居，但这不代表他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他对由西方传入的照相非常开明。”葛涛说，郑孝胥此时虽已是在野之身，却积极地在上海开展相应的政治、经济活动。作为立宪运动的干将，郑孝胥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于新政所提倡的实业、教育、出版等事业。因为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他交游甚广，依然喜欢与亲友同志共赴相馆。
1905年11月郑孝胥刚抵沪，不过几日便“与金子昌同至丽芳照相”；1906年2月28日，他分别与罗开轩、张骞在丽芳、宝记有两次合影。1906年3月11日，“与柽弟（胞弟郑孝柽）、梦旦（时任商务国文部部长高梦旦）照相于丽芳”；1906年8月19日，他“与段少沧共宴袁海观、季直、久香于辛家园，呼宝记照相”……
据葛涛统计，郑孝胥于20世纪初清末各年的拍照次数为1905年1次、1906年6次、1907年9次、1908年4次、1909年4次、1910年4次、1911年1次，共计29次。其中，合影23次，独照6次；摄于上海23次，南京3次，天津2次，北京1次。“照相成为他社交生活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作用与游张园、愚园，去一品香吃大菜等交际手段不相上下。”
人们会把合照
作为珍贵礼物赠与亲友
在葛涛看来，郑孝胥在清末的拍照有四大意涵。首先，相片在私交领域用以联络感情，加深交谊。其次，除了私交，照相在公共场合同样发挥了留念或留证的作用，具有特殊的宣示意义，如立宪公会会议前全体与会者的合影，中国公学“到学礼”上的三百人大合影等。“举行仪式、典礼或重要公共活动之际，集体合影往往不可或缺，由此看来这种惯例的形成可上溯至清末，绵延至今。这种特定场合下拍摄的、较大规模的集体合影，一般意味着对于某一特定事件、时刻共同参与的集体记忆。”此外，还有突出亲情的家族合影和在某种情形之下能表达心境的独照。
由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照相还不是普通人所能日常消费的，比如张园照相明码标价：“四寸六角、六寸一元、八寸二元、十二寸四元”，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并不便宜。所以照相的社会功能相对集中于社会上层。对于这个价格，葛涛提供了一个参照：郑孝胥在虹口寿春里的房租是一个月二十二元。
“且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认识、接受西方事物需要一个过程，在清末能对照相之类持坦然态度的多为生活于如上海等条约口岸的相对开明之士。”葛涛表示，郑孝胥可谓此类人物的典型，这类人善于学习西方事物，并擅长将之与中国传统相结合，进而创造出一种中西结合的新型生活方式。他告诉早报记者，清末沪上名士中，除郑孝胥之外，如何桂笙、吴昌硕、张元济、当时尚在中国公学求学的胡适等都喜爱留影。比如张元济在1910年出发去环球旅行之前拍照留念。
“清末是中国社会步入现代的初始阶段，也是照相堪称珍贵的年代。”葛涛向早报记者表示，也因此集体照的意涵在清末与现代是有区别的“在社会身份多样化、影像泛滥的今天，集体照的纪念意义、所表现的连带感、对集体身份的认同作用等，都大为弱化。”曾经，人们会把合照作为赠送好友的珍贵礼物，如今却也是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