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与文化资源来表达自我的尴尬处境。究其根本，则是西方中心论、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还在潜在地制约中国学者的观念，使许多受西方文学理论滋养成长起来的学人难以摆脱思维的桎梏，从而导致中国现代诗学因袭西方话语、套用西方理论。著名文艺理论家张江用“强制阐释”这个概念来形容西方文学理论的霸权，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求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重新融入世界，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被系统地翻译到中国，在中国诗学的领地内进行了大量的文本操练。但由此而形成的西方文学理论支配中国诗学、制约中国学者思维方式的问题，随着中国诗学民族话语与理论建构的稀薄而日益成为一个问题。幸运的是，中国现代诗学界一些学人植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现实处境、审美文化，敏锐地领悟到中国学术的使命感和民族文化的责任感，一改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被视为西方文学影子与复制品的窠臼，而着力于厘定中国文学的主体特质、接受个性，在中国现代诗学领域内默默耕耘，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在新近出版的《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一书中，陈希教授这样描述自己对于创造本土文学批评话语的追求：“本书讨论的不是既往的中国现代文学所受西方象征主义影响这样一个陈年旧题，而是另辟蹊径，侧重探究中国现代文学接受象征主义后的‘变异’问题，也就是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从‘变异’的角度切入，运用‘接受研究’方法，以中国文学（1915-1949）作为接受主体，着重论述中国现代诗学对西方象征主义进行选择和变异、转化的情形、动因及其意义，揭示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追求呈现出不同于西方象征主义的风貌而显示自己的民族性和本土特色”。陈希的西方文学影响本土化观念的提出和研究实践，为我们重新定位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理解中国诗学在传统与异域合力作用下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一书对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仰仗西方文学理论与创作来评判中国现代诗学的惯性思维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将中国文学视为一个接受主体，它不是被动地接受异域影响、消极地被外力塑造，而是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存在，可以通过自主的过滤、选择来建构新的自我结构。陈希毫不隐晦自己对于中国文学主体性的强调，在他看来“象征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传导型，但在接受和学习、借鉴过程中，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中国文学的现代因子被激活，蜕变升华，化茧为蝶”。为了厘清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的真实关系，该书具体探讨了象征主义中国化的动因、过程和转变形态，分析了中国文学的接受语境、主体特质及创造性，进而讨论了异质文学交流变异的特点和规律，为中国诗学研究摆脱西方话语桎梏、确立民族自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在陈希看来，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与西方文学进行互动，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中国文学中的东方因子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新诗吸纳西方象征主义，正是在这种走向‘他者’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他乡遇‘故知’，唤起了遥远的‘自我’，构成现代与传统的接通，并建构现代民族诗学。东方因子等因素构成‘接受/变异’的元结构，对接受异质文学产生或隐或现的亲和或制约作用，显现奇异生动的接受偏离和转化图景。”作者以莫言为例，认为其小说之所以能够获得世界范围的认同，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作家没有剑走偏锋，刻意去追求形式的西化，而是植根中国民间，融化传统，才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莫言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用独特的个人话语解构了意识形态和宏大历史叙述，建构起了穿透历史的生命本体叙述。”
　　很长时间以来，学院派文学研究被人诟病的理由之一即是文学研究与创作实践的脱节。学院派学术研究习惯以理论方法的运用、观念的演绎、史料的发掘为立场，强调学理性、严密性、规范性，但却忽略了文学作品内在的情感性、思想性，使之成为文学研究理论的试验田、西方话语的跑马地。陈希在《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以实践矫正这种不良的研究习气，这本著作不仅注重理论归纳与史料发现，而且注重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实践。陈希指出，不少研究者在进行中外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时多注意的是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忽略了中国文学自身的选择主动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剥离审美体验，不从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实践出发，则出现创作上的中体西用和批评上的西体中用的错位，无法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针对学院派研究过于推崇理论演绎而匮乏生命体验的缺陷，陈希特别强调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体验，希望以此来弥合学者在理论梳理与创作实践中的偏离，希望借助有血有肉的普遍心理、审美情景来全面还原作家接受、转化象征主义的具体情形。作者指出借助审美体验的重要意义，“即‘以体去验’，审美主体（创作和批评）在艺术活动中的全身心投入和绝对在场，最充分高扬和展示创造者或欣赏者主动、自由、自觉的能动意识”，“审美体验就是注重具体的审美语境，以文学创作实际和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进程为切入点，不以外在的悬空虚妄的诗学概念和内在的静止孤立的语言本体来肢解作品，而是还原复活历史语境，以‘进行时’形式来进行诗美阐释和分析，强调建构主体——中国现代文学的自律性和特质，不以假想的西方标准为参照（西方实际上也无共同标准）来硬套中国新文学，或者简单地把中国新文学看成是西方文学的投影”。在该书中，陈希通过对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穆旦等诗人创作实践的探讨，分析了他们接受象征主义之后如何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进行吸收、转化与传达。通过与作家情感的体认、与中国经验的契合、与传统思想的对接、与古代精神的转化，中国现代诗学实现了异域熏陶与本土资源的融会贯通。
　　《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一书不满足于仅仅对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转化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而且还期待为中国现代诗学乃至中国文学解决经常需要面对的异域与传统、西方与本土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范本。为此，陈希在探究象征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变异问题时，重新厘定了中国化、接受主体、接受个性、东方因子、现实契机、审美体验等重要概念。从这些概念出发，作者实际上对传统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进行了扬弃，在肯定这些传统研究方法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它们存在的不足，希望用变异研究来矫正西方文化中心论的认识误区，努力建构起富于中国特色的文学主体及其文学批评理论。作者首先强调的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应该树立的“中国化”意识，认为“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即是以‘接受-变异’的角度切入论题，从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接受主体出发，在世界文学背景下，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接受象征主义过程中，通过文化过滤，所进行的选择、变异和转化。”而西方文学中国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学有着自身的接受主体，它所凸显的是“西方/中国，影响/接受这一结构中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强调中国文学不是西方文化移植和模仿，不是西方文学的影子。”唯有确立了这个理念，才能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发现中国文学的主体价值，否则就有放弃文学特质而一味求同于西方文学的症候。接受个性又有东方因子、现实契机、审美体验三个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作家面对西方文化影响时的复杂情形。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是一部篇幅近六十萬字的、厚重而有趣的诗学著作，陈希为撰写、修订这部书稿前后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皓首穷经，远绍旁搜，搜集了中外报刊两千多册、著作三百余部，至于所参考、引用的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和诗学文本更是难于统计。作者用心之刚毅、信念之执著、用功之持久，在当今学术研究快餐化倾向日益明显的环境中令人感慨，更令人钦佩。“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着一字空。”这是老一辈学者治学经验的总结，当代学人却很难如此，这其中既有科研导向、考核体制的问题，也有学者个人品质、修养、追求的原因。读陈希的《西方象征主义的中国化》，感佩之余，让人不禁陷入长久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