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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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邓小平塑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改革开放形象是其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形象是其本质内涵,追求和平形象是其题中之义,三者和谐有序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形象。
   [关键词] 改革开放 社会主义 追求和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
   邓小平在对外交往和宣传中,十分注意塑造、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是一个既区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形象,又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形象,它包含着三种形象:改革开放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形象、追求和平的形象。这三种形象相辅相成,和谐有序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改革开放形象
   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有着特殊的国内、国际背景,是邓小平对时代和国内外环境的深刻把握之后的果断决策。在国内,固有的建设体制僵化死板,严重窒息了社会的活力,社会发展动力不足,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难以显现。国内既有的发展模式弊端重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国家富强的渴望,催逼着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既有形象的反思。邓小平充分地认识到封闭僵化的旧形象难以为继,“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P132。
   中国需要重塑一个顺应民心、引领富强的新形象。而在国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迅猛,社会进步日新月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调整,实现了新一轮的繁荣发展,并非像当时宣传的那样垂败腐朽,而是呈现出勃勃生机。躬察自身,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只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P132。同时周边国家也在进行技术革新,实现了自身的快速进步,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压力。
   改革开放形象,是邓小平根据时代的前进步伐、国内的发展实况,逐步树立和积极维护的。树立改革开放形象,首先要解放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的僵化形象,为树立改革开放形象开辟道路。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基于各种因素,将“两个凡是”作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方针,未能触及旧有体制的弊端,不合时宜地维护着封闭僵化的旧形象。解除“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冲破封闭僵化的老旧形象的历史责任,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邓小平肩负党内外人民群众的期许,拨乱反正,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大解放。早在1977年7月,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1]P42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阐释“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要求人们打破思想僵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P146思想的解放,为邓小平树立改革开放形象准备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同时,邓小平的坚强决心也是改革开放形象得以最终树立的重要保证。1978年至1992年,是树立中国改革开放形象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内外各种复杂情况集中呈现,新旧矛盾集中凸显的十四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向国外展示中国锐意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赢得了国际上的普遍赞扬和支持。但是,由于前两年的经济政策失误,造成了经济的紧张状况,邓小平、陈云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实施调整政策,这引起了国外投资者的疑虑和担忧。1979年3月,会见瑞士客人时,邓小平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指出:“我们政策的连续性是没有问题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关键是看它对不对。如果这个政策对,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人民就欢迎,谁也变不了;如果这个政策本身不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就没有连续的必要。”[3]P495这一番话,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形象的塑造。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2]P79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国内外上对中国是否坚持改革开放形象充满疑惑和担心,邓小平以其巨大的历史担当和坚强意志,旗帜鲜明地强调:“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2]P296他还要求新成立的中央领导班子展现出“改革开放形象”,不能给人僵化保守的印象。
   二、社会主义形象
   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形象?邓小平给出了“四个坚持”的答案。这“四个坚持”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个坚持”从社会制度、专政主体、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四个方面,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形象,是压舱石、支撑柱。
   邓小平树立的社会主义形象,不是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形象,是区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形象。传统的社会主义,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实际状况,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过度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而提高社会公有化程度,搞“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经济上,不断强化计划经济体制,企图将人民群众的日常所需全部纳入计划指标中。它的形象,是僵化封闭的形象,是死板固执的形象。而邓小平所树立的社会主义形象,是一种新的、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形象。这种社会主义形象,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本质两个层面为核心内容的。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邓小平一生的奋斗所在。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德国新闻代表团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1]P133经过一番艰苦的认识过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将社会主义的形象生发得日益饱满。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形象,邓小平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并为之投入巨大的心血。邓小平强调,维护社会主义,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中一个很大的分支,它企图否认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抛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了坚决的斗争。1979年初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社会上浮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苗头,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股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形象挑战的思潮,适时地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明确表示中国不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他在会见陈鼓应教授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P124在198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针对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写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立场坚定地表明了反对态度,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2]P2121989年夏天的政治风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集中爆发的标志。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示弱投降、更改社会主义旗帜,还是敢于亮剑、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形象,这一尖锐的抉择考验着当时的中共中央。邓小平义不容辞地选择了后者,采取断然措施,挽救社会主义形象于既倒。经过这一政治风波的考验,邓小平所树立的社会主义形象更加鲜明、坚定。
   三、追求和平形象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个良好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同时,作为世界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中国树立起追求和平形象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多个对外交往场合上,他表达了世界和平对中国发展的重要作用。1980年1月16日,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需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P1241984年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邓小平指出:“中国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之,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2]P57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表达“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2]P250的强烈愿望。
   为了树立追求和平的形象,邓小平孤心苦诣地寻找、并并积极践行维护世界和平的措施,这包括: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利益,与世界各个国家友好往来。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霸权主义是危害世界和平的首要元凶,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树立追求和平形象的首要环节。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巴西客人时,明确指出:“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2]P56“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一个世纪的斗争。”[2]P289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2]P383。
   积极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在1953年提出来的,在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树立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期,邓小平更是积极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处理国与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计划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P96宣扬“一国两制”,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新思路。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访华学者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2]P49同年9月,在会见意大利客人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有好多潜在的爆发点,还有一些地方存在着两国之间的主权争端问题。”“这样的事情多得很。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爆发点,解决的方式,或是战争,或是其他办法。”[4]P993“这是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新问题。”[4]P994
   从国家利益出发,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是邓小平树立中国追求和平形象的另一亮点。建国后的近三十年内,在国际交往中,以意识形态划线,以社会制度为别,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的对外交往范围。邓小平坚持以国家利益为交往出发点,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这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邓小平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2]P330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与各国交往,成功地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制裁,赢得了朋友,树立了和平形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的构建过程中,邓小平始终扮演着设计者、维护者、宣传者的重要角色,可以说他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象。他以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自觉,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这对我们当下如何在对外宣传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启发和现实指导。○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邓小平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冷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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