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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铉：送王四十五归东都
海内兵方起，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
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从时间的角度上讲，这一首是南唐诗，因为作者徐铉最先仕于吴国，然后是南唐，后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本诗作于南唐将亡的时期。从风格特征来看，这一首已经具备了宋诗的模样。宋诗并不肇启于宋代，它最近的源头在唐代的韩愈那里：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韩愈诗歌中的三种元素，被尊崇他的宋人拿了过来，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徐铉的诗歌作品可以归入宋诗的集子里，但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屈大均、陈恭尹等名家的诗作，就不能收进任何有关清诗的集子里。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道义的问题。徐铉跟随李煜入宋，并且出任宋政府的官职，食宋之禄，他是承认宋政权的；另一方面，灭掉南唐的宋不是异族政权，所以把他的诗归为宋诗，并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而顾炎武、屈大均等人是坚定地反对清朝统治的明代遗民，他们毕生力主华夷之辨，清兵入关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意味着亡国，更是亡天下，有着文化覆亡的痛感。因此尽管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活动在清朝，但后人为他们的作品归类，应该是明而不是清，这是对前贤最基本的尊重。
宋代创造的文明较之唐代更进一步，其政制也更趋向于有限政府的模式，更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彻底实现了以儒治国的王朝。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更是直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人论及宋代，如果仍然困于“宋代积贫积弱”的旧识，必然一叶遮目而不见泰山，究其根源，往往是对实质理性的盲目崇拜所致，认为胜利者即英雄。殊不知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元朝，对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宋代文明的一个巨大成就就体现在宋诗上。而徐铉的这一首诗，从其气象来说，它已经是宋诗。
徐铉在文章议论上与韩熙载齐名，在学问上与他的弟弟徐锴齐名，是一个博雅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要灭南唐的时候，他曾奉李煜之命，往来宋唐之间，意图让赵匡胤息兵，但赵匡胤给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著名回答。
诗题所写的王四十五，到今天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定的他是徐铉的朋友，并且在他的家族同辈里排行第四十五。南唐的首府在西都（今南京），诗中东都指的是江都府，即今江苏扬州。“海内兵方起”，是赵匡胤统一中原的战爭，当时打得如火如荼，南唐已是风中之烛，一吹即灭。在如此境况下，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生死前途，都笼罩在一片不明朗的烟雾中，而诗人此刻又与友人离别，焉能不“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负米”用了《孔子家语》里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子路少时贫穷，他为了让父母能吃到米饭，要到百里之外买米，然后背回家，风雨无阻，甘之如饴。后来子路生活改善了，但他的父母已经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他非常痛心。这里点出王君到东都，是跟他的父母有关。“惜此落花时”，暗用了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点出了萧索的心情以及春尽的时节。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离别之后，怀想对方，只能寄托在来往的信件里；分别的日子里，能够宽慰内心的，就也只能是那遥遥无期的再会之日了。“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古人送别，折柳相赠已是定例。其时徐铉在南京，而友人前去扬州，从方位上看，南京在扬州的西南，所以这里用了“向南枝”，有着“柳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历来诗分唐宋，不少人未尝下笔写诗，就已先落入唐、宋诗之爭。在历史上，参与唐、宋诗之爭的人，大抵会呈现如此一个面貌：宗唐者往往鄙薄宋诗；而宗宋者并不否定唐诗的价值。李白、杜甫、韩愈声名太高，被宗唐者拿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于唇枪舌剑的议论当中，威力无穷。然而傲慢不代表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明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宋不屑一顾，但有明一代，却拿不出几篇诗文佳制来。
诗不可以类型化，但有两种诗是需要注意的，一是风人之诗，二是文人（学人）之诗。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书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因此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亦即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诗有别才”。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收藏，语句显得不那么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制度，方可下笔。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的，已经被唐人写尽了，再难突破。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它实现了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从唐诗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徐铉的这一首诗，就体现了宋诗的特征。初看之下，此作平平无奇；再回顾一下，发现它并非是泛泛之作；静下心来品味再三，才能体会得到徐铉挥毫时的那种悠悠情意。这种外表看来索然无味的文字，内里的意思却很丰腴，它臻于一种“外枯中膏”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一点也不容易，没有一定的学识、只能欣赏“黄河远上白云间”般盛唐格调的人，是发现不了其中妙处的，更遑论写出来了。
钱钟书认为唐人可以写宋诗，宋人也可以写唐诗，这是的言。因为唐、宋诗之爭，并不是时代之爭。但是，它也不是风格之爭，在本质上它是两种学问立场之爭——反智抑或是尚智。这是因为其中折射出来的，是论者对古典知识的态度。你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对古典知识端恭敬畏的人，会在诗学观上选择宗宋。也正因为这个本质，所以“诗分唐宋”才成了经久不息的一个议题。
相比较而言，唐诗更加讨人喜欢，它风韵飞扬、形格漂亮的外在特征，更接近于诗的本质。但是沉静有力的宋诗，负荷着对学问人生的思考，不能偏废。后人读诗学诗，都不能囿于宗唐还是宗宋的问题，唐诗和宋诗都有一等一的作品。但仔细观察宋以后的古典诗歌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宗唐者往往找不到出路，如一意学唐的明七子；但宗宋的反而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卓然成家，如晚清的郑珍、陈三立、郑孝胥等。
世易时移，人们更加“好平易而恶艰深”，基于科技发展而变本加厉的懒汉思维，使得人们连平水韵都觉得碍手碍脚，于是出现了新韵改革这种隳坏古典的运动。这种仇学风气愈演愈烈的结果就是，宗唐的人不会减少，但宗宋的人反而成了怪胎。按照这个趋势往后看，宋诗只会越来越不被人重视，哪怕是偶尔提起宋诗的人，也只知道一个苏东坡。
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
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
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
北宋有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都身负盛名，其中《文苑英华》的编者之一就是杨徽之，他负责的是诗歌部分，而他本人的诗也写得很出色。
杨徽之是福建人，他的家族世代尚武，但他父亲杨澄却尚文，成为家乡浦城县的县令。杨徽之非常好学，甚有天赋。同乡人江文蔚擅长写赋、江为擅长写诗，杨徽之就去跟着两位先生游学，师事对方，然而很快他就与这两位师父齐名。
赵匡胤通过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薛居正曾经向太祖举荐过杨徽之，认为杨是宰相之才。然而杨徽之在后周时曾经讥诮过赵匡胤，因此他非但没有被擢用，还被贬到外地。这首七律，就是杨徽之在外贬期间，寄给他的一位同是被贬在外的友人郑起的。
寒食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亦即４月４日。由于这一天禁烟火，人们只吃冷食，所以叫做寒食。历史上关于寒食的诗不少，最为有名的恐怕是韩翃的《寒食》诗了：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是讽刺当时的王公权贵的，说的意思大概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相似。杨徽之的这一首则抒写郁怀，所述说的内容与韩翃的不一样，但手法是一致的，都很含蓄，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
宋代的风俗，是在寒食节里把杨柳的枝条插在轿顶或者门楣上，所以此诗的第二句有“寂寂山城柳映门”，就是对当时风情的写照，并不是指家家门前都种有柳。近代学者刘咸炘曾经说过：读史要注意两点，一是知道纪事本末，即弄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二是要观察风气民情的变迁。两者相比，后者难于前者。其实读诗也何尝不需要注意到这两点？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在雨雾当中，远处种有长长的竹子的寺院，隐约可见，而人又恰路经落花满地的荒僻村落。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在京城里过寒食的人们，你们可知身处荒野的人的这种寂寥心绪？这句话，既是说与郑起听，也更是给宋太祖听的。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清明节期间，天气湿冷，质量低劣的水酒，并不能让人谋得一醉；而遥望大地，苍茫无际，远方高楼，隐约可见而不可及，萧索为我独享，个中滋味，最是使人断魂。这里的“楼”是一种寄托，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样，诉说的都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怅惘感。
如果从鸡蛋里挑骨头，杨徽之此作的瑕疵当然有。末联“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其实写得并不好。“故山”的“山”字，与第二句“山城”的“山”相同。一般情况下，七律应当避免同字同义，以免意境变狭，除非是着意为之，以营造一种重章叠唱的效果，例如李商隐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首联是“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重了“王”字，但这里是同字不同义，所以不妨碍意境的开宕。
杨徽之此诗好就好在它浑圆，不造作，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情绪表达都非常干净，不拖沓，不胶着。而杨徽之本人，也是一位清澈如水的人物。据《宋史》本传的记载，杨徽之“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进者”，对温仲舒、寇准等通过排击他者而取得高位的人，他都厉声斥责，毫不留情。古代士大夫这种清介阳刚之风，在旧籍中开卷即见。
柳开：塞上
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
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这一首塞外即景的七绝，是柳开的名作。骹同髇，即会发出响声的箭，亦就是古人常说的“嚆矢”；金勒就是金属制作的马笼头。全诗的大意是：一枝响箭冲天而起，直上云霄，此时天高地迥，万里无风，一片寂静，响箭的声音更显尖厉；此时在广阔的原野上，数百名碧眼胡人小伙子正在骑马奔驰，听到响箭的声音，齐齐勒住马头，举目望向那无垠的天空……
这首七绝的亮点在第二句“天静无风声更干”，干是干脆的干，形容声音的尖厉响亮。在唐诗中屡有这样的用法，唐彦谦《咏葡萄》“天风飕飕叶栩栩，蝴蝶声干作晴雨”，李商隐《楚泽》“夕阳归路后，霜野物声干”，孟郊《戏赠无本》“长安秋声干，木叶相号悲”，都是如此。
用一个触感的字来表示听觉，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技巧。诗与文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文章是辞达而已，而诗却须力避平庸，每一个字都要斟酌，最好都要出彩。因此，诗句总会有一些“不通”的地方，才能显得有诗味，那是不能用日常的逻辑来去规量的。
柳开传诗不多，但这一首往往还被后人漏选，具体原因无从知晓，或者它与唐代李益的《从军北征》有点接近：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此外李益还有一首更广为人知的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以上两首七绝，用的技巧都一样，都使用了“摄影机”，拍下一个瞬间的特写，将复杂的情感用壮观的画面来呈现，在艺术上展现出强劲无俦的感染力。柳开可谓是活学善用，《塞上》取法李益，但技巧更加成熟：李益的两首作品，都用了起兴，如“天山雪后海风寒”和“回乐峰前沙似雪”，都是铺垫；而《塞上》是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首句“鸣骹直上三千尺”就开门见山，劈面而来，四句不需任何前奏，展现出了一种逼人的英武气概。
因为《塞上》有更进一步的创意，是以与李诗同为瑜亮，成为宋代边塞诗中的压卷之作。边塞诗是古典诗歌宝藏里的一大珍品，但在中唐之后基本上成了绝唱，很少有人写，更罕有人写得好。《塞上》可说是为唐代边塞诗续上业已失声的绝响。后人訾议宋诗，竭力推崇唐诗，不知最擅长学唐的，恰恰正是宋人。
柳开是大名（今属河北）人，与柳宗元同属一个世家大族，著有《河东先生集》。他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要比肩韩愈、追绍柳宗元，足见其心志之高。
宋代以儒治国，文教复兴，当时士大夫的自觉精神也萌生，自觉担起天下大任。柳开在众多士人当中，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异类，因为他没有其他人的纤弱。他在《代王昭君谢汉帝疏》中，就规劝宋帝不要对和亲抱有幻想，那只是权宜之计，要保有天下，还得上下励精图治，增强国力。但是宋代士人的自觉，并未完全化为担当，在北宋遭受强敌入侵时，在位士人纷纷主张迁都，一旦和约签订，“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守的勾当”（钱穆《国史大纲》）。在这种环境之中，刚强张扬的柳开不免显得落寞。
古典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文弱不堪，敏感多情。其实那些人物更多地是文人，而非士人。古代的士人，只要恪守孔门之教的，尽管不全然文武兼备，但身上都带有一股英侠之气，绝非弱不禁风的孱弱书生。
汉代去古未远，汉人身上就带有一种血性。例如圯上老人要求张良到桥下为他提鞋时，张良就展现出了一股阳刚的气质：“良愕然，欲殴之。”最后张良念及对方年老，强忍下怒气。也正因了士人这种古朴刚强的气场，汉代才得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对北方夷蛮取得完胜的朝代。后期的东汉即使政乱于上，仍旧俗美于下，其结局也是在强势中衰亡，中原文明未遭到北方骑兵颠覆式的破坏。
种种细微具体的历史向人们昭示，知识分子固然要崇文重礼，但气格不应该是卑弱的，否则就沦为贾宝玉式的孱弱书生，注定会亲手奏响一曲文明陵夷的悲歌。柳开终其一生也不见重用，而后来能文善武的辛弃疾，也是郁郁一生。刚强睿智的士人不当位，宋朝的悲情，一大原因也在于此。
海内兵方起，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
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从时间的角度上讲，这一首是南唐诗，因为作者徐铉最先仕于吴国，然后是南唐，后随南唐后主李煜降宋。本诗作于南唐将亡的时期。从风格特征来看，这一首已经具备了宋诗的模样。宋诗并不肇启于宋代，它最近的源头在唐代的韩愈那里：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韩愈诗歌中的三种元素，被尊崇他的宋人拿了过来，并且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徐铉的诗歌作品可以归入宋诗的集子里，但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屈大均、陈恭尹等名家的诗作，就不能收进任何有关清诗的集子里。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道义的问题。徐铉跟随李煜入宋，并且出任宋政府的官职，食宋之禄，他是承认宋政权的；另一方面，灭掉南唐的宋不是异族政权，所以把他的诗归为宋诗，并不会违背作者的意愿。而顾炎武、屈大均等人是坚定地反对清朝统治的明代遗民，他们毕生力主华夷之辨，清兵入关对他们来说不只是意味着亡国，更是亡天下，有着文化覆亡的痛感。因此尽管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时间活动在清朝，但后人为他们的作品归类，应该是明而不是清，这是对前贤最基本的尊重。
宋代创造的文明较之唐代更进一步，其政制也更趋向于有限政府的模式，更是中国古代唯一一个彻底实现了以儒治国的王朝。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里更是直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今人论及宋代，如果仍然困于“宋代积贫积弱”的旧识，必然一叶遮目而不见泰山，究其根源，往往是对实质理性的盲目崇拜所致，认为胜利者即英雄。殊不知作为最后胜利者的元朝，对华夏文明造成了严重的摧残。
宋代文明的一个巨大成就就体现在宋诗上。而徐铉的这一首诗，从其气象来说，它已经是宋诗。
徐铉在文章议论上与韩熙载齐名，在学问上与他的弟弟徐锴齐名，是一个博雅人物。宋太祖赵匡胤要灭南唐的时候，他曾奉李煜之命，往来宋唐之间，意图让赵匡胤息兵，但赵匡胤给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著名回答。
诗题所写的王四十五，到今天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定的他是徐铉的朋友，并且在他的家族同辈里排行第四十五。南唐的首府在西都（今南京），诗中东都指的是江都府，即今江苏扬州。“海内兵方起”，是赵匡胤统一中原的战爭，当时打得如火如荼，南唐已是风中之烛，一吹即灭。在如此境况下，上至国家，下至个人的生死前途，都笼罩在一片不明朗的烟雾中，而诗人此刻又与友人离别，焉能不“离筵泪易垂”？
“怜君负米去，惜此落花时”，“负米”用了《孔子家语》里的一个典故，说的是子路少时贫穷，他为了让父母能吃到米饭，要到百里之外买米，然后背回家，风雨无阻，甘之如饴。后来子路生活改善了，但他的父母已经离世，子欲养而亲不在，所以他非常痛心。这里点出王君到东都，是跟他的父母有关。“惜此落花时”，暗用了杜甫的名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点出了萧索的心情以及春尽的时节。
“想忆看来信，相宽指后期”，离别之后，怀想对方，只能寄托在来往的信件里；分别的日子里，能够宽慰内心的，就也只能是那遥遥无期的再会之日了。“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古人送别，折柳相赠已是定例。其时徐铉在南京，而友人前去扬州，从方位上看，南京在扬州的西南，所以这里用了“向南枝”，有着“柳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历来诗分唐宋，不少人未尝下笔写诗，就已先落入唐、宋诗之爭。在历史上，参与唐、宋诗之爭的人，大抵会呈现如此一个面貌：宗唐者往往鄙薄宋诗；而宗宋者并不否定唐诗的价值。李白、杜甫、韩愈声名太高，被宗唐者拿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用于唇枪舌剑的议论当中，威力无穷。然而傲慢不代表能力，我们可以看到，明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宋不屑一顾，但有明一代，却拿不出几篇诗文佳制来。
诗不可以类型化，但有两种诗是需要注意的，一是风人之诗，二是文人（学人）之诗。南宋诗人兼诗论家刘克庄认为：“以情性礼义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风人之诗讲求的是即景书情，语句流美，容易上口，因此对诗人的天赋要求很高，亦即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说的“诗有别才”。而文人之诗则内敛收藏，语句显得不那么漂亮，但意思九曲八转，极尽迂回之能事，这就要求作者必须要多读书，胸中包罗各种典故制度，方可下笔。唐诗多是风人之诗，宋诗多是文人之诗。
从“风人之诗”的角度看，诗的确如鲁迅所说的，已经被唐人写尽了，再难突破。但从文人之诗的角度看，诗却不会有被写尽的时日。宋诗有着丝毫不逊于唐诗的价值，也正因为它实现了风人之诗到文人之诗的转变，它从唐诗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徐铉的这一首诗，就体现了宋诗的特征。初看之下，此作平平无奇；再回顾一下，发现它并非是泛泛之作；静下心来品味再三，才能体会得到徐铉挥毫时的那种悠悠情意。这种外表看来索然无味的文字，内里的意思却很丰腴，它臻于一种“外枯中膏”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一点也不容易，没有一定的学识、只能欣赏“黄河远上白云间”般盛唐格调的人，是发现不了其中妙处的，更遑论写出来了。
钱钟书认为唐人可以写宋诗，宋人也可以写唐诗，这是的言。因为唐、宋诗之爭，并不是时代之爭。但是，它也不是风格之爭，在本质上它是两种学问立场之爭——反智抑或是尚智。这是因为其中折射出来的，是论者对古典知识的态度。你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对古典知识端恭敬畏的人，会在诗学观上选择宗宋。也正因为这个本质，所以“诗分唐宋”才成了经久不息的一个议题。
相比较而言，唐诗更加讨人喜欢，它风韵飞扬、形格漂亮的外在特征，更接近于诗的本质。但是沉静有力的宋诗，负荷着对学问人生的思考，不能偏废。后人读诗学诗，都不能囿于宗唐还是宗宋的问题，唐诗和宋诗都有一等一的作品。但仔细观察宋以后的古典诗歌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宗唐者往往找不到出路，如一意学唐的明七子；但宗宋的反而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卓然成家，如晚清的郑珍、陈三立、郑孝胥等。
世易时移，人们更加“好平易而恶艰深”，基于科技发展而变本加厉的懒汉思维，使得人们连平水韵都觉得碍手碍脚，于是出现了新韵改革这种隳坏古典的运动。这种仇学风气愈演愈烈的结果就是，宗唐的人不会减少，但宗宋的人反而成了怪胎。按照这个趋势往后看，宋诗只会越来越不被人重视，哪怕是偶尔提起宋诗的人，也只知道一个苏东坡。
杨徽之：寒食寄郑起侍郎
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
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
北宋有四大类书——《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都身负盛名，其中《文苑英华》的编者之一就是杨徽之，他负责的是诗歌部分，而他本人的诗也写得很出色。
杨徽之是福建人，他的家族世代尚武，但他父亲杨澄却尚文，成为家乡浦城县的县令。杨徽之非常好学，甚有天赋。同乡人江文蔚擅长写赋、江为擅长写诗，杨徽之就去跟着两位先生游学，师事对方，然而很快他就与这两位师父齐名。
赵匡胤通过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薛居正曾经向太祖举荐过杨徽之，认为杨是宰相之才。然而杨徽之在后周时曾经讥诮过赵匡胤，因此他非但没有被擢用，还被贬到外地。这首七律，就是杨徽之在外贬期间，寄给他的一位同是被贬在外的友人郑起的。
寒食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亦即４月４日。由于这一天禁烟火，人们只吃冷食，所以叫做寒食。历史上关于寒食的诗不少，最为有名的恐怕是韩翃的《寒食》诗了：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是讽刺当时的王公权贵的，说的意思大概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相似。杨徽之的这一首则抒写郁怀，所述说的内容与韩翃的不一样，但手法是一致的，都很含蓄，体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之旨。
宋代的风俗，是在寒食节里把杨柳的枝条插在轿顶或者门楣上，所以此诗的第二句有“寂寂山城柳映门”，就是对当时风情的写照，并不是指家家门前都种有柳。近代学者刘咸炘曾经说过：读史要注意两点，一是知道纪事本末，即弄清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二是要观察风气民情的变迁。两者相比，后者难于前者。其实读诗也何尝不需要注意到这两点？
“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在雨雾当中，远处种有长长的竹子的寺院，隐约可见，而人又恰路经落花满地的荒僻村落。这里的弦外之音是，在京城里过寒食的人们，你们可知身处荒野的人的这种寂寥心绪？这句话，既是说与郑起听，也更是给宋太祖听的。
“天寒酒薄难成醉，地迥楼高易断魂”，清明节期间，天气湿冷，质量低劣的水酒，并不能让人谋得一醉；而遥望大地，苍茫无际，远方高楼，隐约可见而不可及，萧索为我独享，个中滋味，最是使人断魂。这里的“楼”是一种寄托，与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里的“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样，诉说的都是“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怅惘感。
如果从鸡蛋里挑骨头，杨徽之此作的瑕疵当然有。末联“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其实写得并不好。“故山”的“山”字，与第二句“山城”的“山”相同。一般情况下，七律应当避免同字同义，以免意境变狭，除非是着意为之，以营造一种重章叠唱的效果，例如李商隐的《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首联是“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重了“王”字，但这里是同字不同义，所以不妨碍意境的开宕。
杨徽之此诗好就好在它浑圆，不造作，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情绪表达都非常干净，不拖沓，不胶着。而杨徽之本人，也是一位清澈如水的人物。据《宋史》本传的记载，杨徽之“纯厚清介，守规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进者”，对温仲舒、寇准等通过排击他者而取得高位的人，他都厉声斥责，毫不留情。古代士大夫这种清介阳刚之风，在旧籍中开卷即见。
柳开：塞上
鸣骹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
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
这一首塞外即景的七绝，是柳开的名作。骹同髇，即会发出响声的箭，亦就是古人常说的“嚆矢”；金勒就是金属制作的马笼头。全诗的大意是：一枝响箭冲天而起，直上云霄，此时天高地迥，万里无风，一片寂静，响箭的声音更显尖厉；此时在广阔的原野上，数百名碧眼胡人小伙子正在骑马奔驰，听到响箭的声音，齐齐勒住马头，举目望向那无垠的天空……
这首七绝的亮点在第二句“天静无风声更干”，干是干脆的干，形容声音的尖厉响亮。在唐诗中屡有这样的用法，唐彦谦《咏葡萄》“天风飕飕叶栩栩，蝴蝶声干作晴雨”，李商隐《楚泽》“夕阳归路后，霜野物声干”，孟郊《戏赠无本》“长安秋声干，木叶相号悲”，都是如此。
用一个触感的字来表示听觉，这种“越俎代庖”的行为，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技巧。诗与文不同的一个地方，就在于文章是辞达而已，而诗却须力避平庸，每一个字都要斟酌，最好都要出彩。因此，诗句总会有一些“不通”的地方，才能显得有诗味，那是不能用日常的逻辑来去规量的。
柳开传诗不多，但这一首往往还被后人漏选，具体原因无从知晓，或者它与唐代李益的《从军北征》有点接近：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此外李益还有一首更广为人知的七绝《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以上两首七绝，用的技巧都一样，都使用了“摄影机”，拍下一个瞬间的特写，将复杂的情感用壮观的画面来呈现，在艺术上展现出强劲无俦的感染力。柳开可谓是活学善用，《塞上》取法李益，但技巧更加成熟：李益的两首作品，都用了起兴，如“天山雪后海风寒”和“回乐峰前沙似雪”，都是铺垫；而《塞上》是从头至尾都跳动着最强的音符，首句“鸣骹直上三千尺”就开门见山，劈面而来，四句不需任何前奏，展现出了一种逼人的英武气概。
因为《塞上》有更进一步的创意，是以与李诗同为瑜亮，成为宋代边塞诗中的压卷之作。边塞诗是古典诗歌宝藏里的一大珍品，但在中唐之后基本上成了绝唱，很少有人写，更罕有人写得好。《塞上》可说是为唐代边塞诗续上业已失声的绝响。后人訾议宋诗，竭力推崇唐诗，不知最擅长学唐的，恰恰正是宋人。
柳开是大名（今属河北）人，与柳宗元同属一个世家大族，著有《河东先生集》。他是宋代古文运动的先驱，原名肩愈，字绍元，意思要比肩韩愈、追绍柳宗元，足见其心志之高。
宋代以儒治国，文教复兴，当时士大夫的自觉精神也萌生，自觉担起天下大任。柳开在众多士人当中，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异类，因为他没有其他人的纤弱。他在《代王昭君谢汉帝疏》中，就规劝宋帝不要对和亲抱有幻想，那只是权宜之计，要保有天下，还得上下励精图治，增强国力。但是宋代士人的自觉，并未完全化为担当，在北宋遭受强敌入侵时，在位士人纷纷主张迁都，一旦和约签订，“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守的勾当”（钱穆《国史大纲》）。在这种环境之中，刚强张扬的柳开不免显得落寞。
古典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文弱不堪，敏感多情。其实那些人物更多地是文人，而非士人。古代的士人，只要恪守孔门之教的，尽管不全然文武兼备，但身上都带有一股英侠之气，绝非弱不禁风的孱弱书生。
汉代去古未远，汉人身上就带有一种血性。例如圯上老人要求张良到桥下为他提鞋时，张良就展现出了一股阳刚的气质：“良愕然，欲殴之。”最后张良念及对方年老，强忍下怒气。也正因了士人这种古朴刚强的气场，汉代才得以成为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个对北方夷蛮取得完胜的朝代。后期的东汉即使政乱于上，仍旧俗美于下，其结局也是在强势中衰亡，中原文明未遭到北方骑兵颠覆式的破坏。
种种细微具体的历史向人们昭示，知识分子固然要崇文重礼，但气格不应该是卑弱的，否则就沦为贾宝玉式的孱弱书生，注定会亲手奏响一曲文明陵夷的悲歌。柳开终其一生也不见重用，而后来能文善武的辛弃疾，也是郁郁一生。刚强睿智的士人不当位，宋朝的悲情，一大原因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