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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北京）隆重开幕，82岁的张元济受到毛泽东的极尽礼遇，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他送到大门外。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光绪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1902年，张元济到上海主持创办不久的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毕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是我国著名出版家，著有《校史随笔》等。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张元济多次上过庐山，与庐山结缘很深，也留下很多佳话轶闻。其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张元济1932年在庐山审校《四部丛刊》，十分令人感动。
张元济1932年在庐山住的时间最长，有3个多月。他是6月中旬上的庐山，下榻东谷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建于1899年，为英国人在武汉汉口开办的“国际出口公司”所有，面积约2800平方米，石构一层，全由打磨精致的料石砌成。别墅为长方形，大门向外凸出一些，两端为半圆形圆堡，外廊大玻璃窗上的木纹装饰十分精美。门厅前面有左右分流的台阶，台阶的用料都很讲究，华丽而不失大气，与宽敞的门厅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和前几次上庐山不同，张元济这次上庐山心情十分郁闷。张元济这年已有65岁，5年前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休，原想在编编书稿、含饴弄孙中度过晚年，不想一场巨大的灾难使他毅然重新披挂上阵，投入极为繁忙的编务和管理工作之中。他此次上庐山，也是带有重大任务的。
这年年初，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1月29日，日军有针对性地轰炸商务印书馆，使这个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遭到毁灭性重创，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馆内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全部化为灰烬，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日军对轰炸商务印书馆早已预谋良久，日军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商务印书馆的被毁使张元济深受打击。他亲眼目睹晚清时期中国的贫穷衰败，泱泱大国竟屡受外寇欺凌，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他和广大仁人志士一样，渴望通过变法、改革，促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的希望不断破灭，而且还被革职丢官。他只能寄希望于“开发民智”，使世间“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让“东方睡狮”早日觉醒。因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商务印书馆。他得到蔡元培、梁启超、严复、林纾、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时代精英的大力支持，翻译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书籍，并且编写了大量教科书籍。他通过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古籍、介绍西学，四位一体，开创出引导中国民众不屈不挠、振兴中华的出版新路，使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蒸蒸日上，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下属的东方图书馆被侵华日军悍然炸毁，举世震惊，张元济更是痛心疾首，悲愤难抑。但是，他很快从悲愤中振作起来，重新为商务印书馆的振兴而操劳。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竞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年近古稀的张元济毕竟年龄大了，不久便因疲劳过度难以支撑，只得上庐山休养。但他仍然带了重大任务上山，那就是审阅校勘《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该丛书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共502部，汇集了流散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力亲为，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从1772年开始，经10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多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但这部诞生于“康乾盛世”的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还有所欠缺。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
1928年10月，张元济考察日本出版工作时，又访得好几种中国古代文化珍本，加上新收集的国内各地的初刻本和珍本，张元济决定更换《四部丛刊》的部分底本。因此，即使在商务印书馆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张元济也要坚持把这件事完成。
张元济在庐山的3个多月，基本是杜门谢客，一心潜在审阅、校勘书稿中。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力亲为地对古书籍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力求准确无误。
张元济的勤勉给位于庐山风景区中的牯岭邮局的工作人员留下极深的印象，牯岭邮局一天两次专程派人送来和取走一包包书稿、一叠叠信件。邮局工作人员起初并未留意，时间稍长，便感惊异，后生敬意。邮局特派专职人员负责张元济的邮务，按特事特办，从不拖延，从未出过差错。张元济对邮局周到的服务表示感谢，还和邮政局祁姓局长成了好友。 这年张元济在庐山除了精心校对《四部丛刊》外，他还做了两件事，一是面见蒋介石，二是参加著名诗人陈三立的80寿辰庆祝活动。
8月的一天，张元济走进了蒋介石的官邸——美庐别墅，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要当面向蒋介石请求放宽对《生活》周刊等进步报刊的禁压。
《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只是一个教育类的刊物。1926年，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逐渐把《生活》周刊改变为社会时事类刊物，全方位地报道和评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重点报道农民、工人等平民的生活状况，为他们的不公平待遇而呼吁、呐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转向宣传抗日，发行量由几万份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份，在全国影响极大，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关注，多次派人去周刊捣乱，并威胁要关闭周刊。张元济对此极为不满。
当张元济得知蒋介石上了庐山后，便决定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直接去面见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停止对《生活》周刊的迫害。蒋介石早就闻听这位浙江前辈的大名，立即安排时间会见张元济。
张元济与蒋介石是第一次见面，他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说：“《生活》周刊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说明它反映了民声、民情，作为国民政府，不应压制民主。”蒋介石当面对张元济客客气气，说一定会考虑老先生的意见。但随后不久，《生活》周刊即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也被迫流亡国外。
张元济在庐山期间，还抽空参加了民国大文人陈三立的80寿辰庆祝活动。张元济与陈三立在上海就多有来往，他与这位“维新四公子”之一的清末官员都参加过戊戌变法，都因此而被革职，都立志不再“入仕”。张元济对陈三立的人品、才学十分钦佩，当他听说隐居庐山的陈三立过80大寿，特备一份厚礼前去陈三立的松门别墅祝贺，并集前人诗句成绝句四首献给老人，其中两首是：“人间难得好林泉，气爽风清秋景妍。扶老安心就闲散，依然冰雪照苍颜。”“行尽悬崖接翠微，林深谷暗人更稀。相逢不谈户外事，惟有松柏参天枝。”
张元济一直住到9月底，天气渐凉时才离山返沪，他对家人说在庐山收获甚大，惟独对蒋介石未采纳他的有关《生活》周刊的意见深表不满。
1956年6月15日，已近90高龄的张元济以“浙江老乡”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回忆了1932年他们在庐山的会面，然后，提起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的浙人钱武肃。钱武肃在五代十国时建立了吴越国，他期望中国统一，在吴越国兵强马壮、富甲天下的情形下，放弃独立，毅然率全浙八都归顺宋朝，为宋朝统一中国起了关键作用。张元济劝说“浙人”蒋介石效法浙江前贤钱武肃，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张元济将信转呈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指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宣读。
张元济曾为庐山著名景点“白司马花径”赋诗一首：“桃花开处纷无数，一遇诗人便不同。千载风流白太傅，长留名迹在山中。”说的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一首咏庐山大林寺桃花的《大林寺桃花》诗，在庐山留下一个景点，他的大名也因此永存名山。张元济在庐山呕心沥血编校《四部丛刊》的感人壮举，也将永存庐山的史册中。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光绪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1902年，张元济到上海主持创办不久的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毕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是我国著名出版家，著有《校史随笔》等。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张元济多次上过庐山，与庐山结缘很深，也留下很多佳话轶闻。其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张元济1932年在庐山审校《四部丛刊》，十分令人感动。
张元济1932年在庐山住的时间最长，有3个多月。他是6月中旬上的庐山，下榻东谷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建于1899年，为英国人在武汉汉口开办的“国际出口公司”所有，面积约2800平方米，石构一层，全由打磨精致的料石砌成。别墅为长方形，大门向外凸出一些，两端为半圆形圆堡，外廊大玻璃窗上的木纹装饰十分精美。门厅前面有左右分流的台阶，台阶的用料都很讲究，华丽而不失大气，与宽敞的门厅互为映衬，相得益彰。
和前几次上庐山不同，张元济这次上庐山心情十分郁闷。张元济这年已有65岁，5年前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位置上退休，原想在编编书稿、含饴弄孙中度过晚年，不想一场巨大的灾难使他毅然重新披挂上阵，投入极为繁忙的编务和管理工作之中。他此次上庐山，也是带有重大任务的。
这年年初，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闸北，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1月29日，日军有针对性地轰炸商务印书馆，使这个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遭到毁灭性重创，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馆内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全部化为灰烬，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日军对轰炸商务印书馆早已预谋良久，日军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商务印书馆的被毁使张元济深受打击。他亲眼目睹晚清时期中国的贫穷衰败，泱泱大国竟屡受外寇欺凌，割地赔款，受尽屈辱。他和广大仁人志士一样，渴望通过变法、改革，促使中国强盛起来，但是，他的希望不断破灭，而且还被革职丢官。他只能寄希望于“开发民智”，使世间“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让“东方睡狮”早日觉醒。因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商务印书馆。他得到蔡元培、梁启超、严复、林纾、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时代精英的大力支持，翻译出版了大量介绍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书籍，并且编写了大量教科书籍。他通过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古籍、介绍西学，四位一体，开创出引导中国民众不屈不挠、振兴中华的出版新路，使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蒸蒸日上，在中国乃至世界出版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下属的东方图书馆被侵华日军悍然炸毁，举世震惊，张元济更是痛心疾首，悲愤难抑。但是，他很快从悲愤中振作起来，重新为商务印书馆的振兴而操劳。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竞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年近古稀的张元济毕竟年龄大了，不久便因疲劳过度难以支撑，只得上庐山休养。但他仍然带了重大任务上山，那就是审阅校勘《四部丛刊》。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该丛书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共502部，汇集了流散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力亲为，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清朝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从1772年开始，经10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多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但这部诞生于“康乾盛世”的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还有所欠缺。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
1928年10月，张元济考察日本出版工作时，又访得好几种中国古代文化珍本，加上新收集的国内各地的初刻本和珍本，张元济决定更换《四部丛刊》的部分底本。因此，即使在商务印书馆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张元济也要坚持把这件事完成。
张元济在庐山的3个多月，基本是杜门谢客，一心潜在审阅、校勘书稿中。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力亲为地对古书籍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力求准确无误。
张元济的勤勉给位于庐山风景区中的牯岭邮局的工作人员留下极深的印象，牯岭邮局一天两次专程派人送来和取走一包包书稿、一叠叠信件。邮局工作人员起初并未留意，时间稍长，便感惊异，后生敬意。邮局特派专职人员负责张元济的邮务，按特事特办，从不拖延，从未出过差错。张元济对邮局周到的服务表示感谢，还和邮政局祁姓局长成了好友。 这年张元济在庐山除了精心校对《四部丛刊》外，他还做了两件事，一是面见蒋介石，二是参加著名诗人陈三立的80寿辰庆祝活动。
8月的一天，张元济走进了蒋介石的官邸——美庐别墅，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要当面向蒋介石请求放宽对《生活》周刊等进步报刊的禁压。
《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只是一个教育类的刊物。1926年，邹韬奋主编《生活》周刊，逐渐把《生活》周刊改变为社会时事类刊物，全方位地报道和评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重点报道农民、工人等平民的生活状况，为他们的不公平待遇而呼吁、呐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转向宣传抗日，发行量由几万份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份，在全国影响极大，引起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关注，多次派人去周刊捣乱，并威胁要关闭周刊。张元济对此极为不满。
当张元济得知蒋介石上了庐山后，便决定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直接去面见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停止对《生活》周刊的迫害。蒋介石早就闻听这位浙江前辈的大名，立即安排时间会见张元济。
张元济与蒋介石是第一次见面，他直截了当地对蒋介石说：“《生活》周刊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说明它反映了民声、民情，作为国民政府，不应压制民主。”蒋介石当面对张元济客客气气，说一定会考虑老先生的意见。但随后不久，《生活》周刊即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也被迫流亡国外。
张元济在庐山期间，还抽空参加了民国大文人陈三立的80寿辰庆祝活动。张元济与陈三立在上海就多有来往，他与这位“维新四公子”之一的清末官员都参加过戊戌变法，都因此而被革职，都立志不再“入仕”。张元济对陈三立的人品、才学十分钦佩，当他听说隐居庐山的陈三立过80大寿，特备一份厚礼前去陈三立的松门别墅祝贺，并集前人诗句成绝句四首献给老人，其中两首是：“人间难得好林泉，气爽风清秋景妍。扶老安心就闲散，依然冰雪照苍颜。”“行尽悬崖接翠微，林深谷暗人更稀。相逢不谈户外事，惟有松柏参天枝。”
张元济一直住到9月底，天气渐凉时才离山返沪，他对家人说在庐山收获甚大，惟独对蒋介石未采纳他的有关《生活》周刊的意见深表不满。
1956年6月15日，已近90高龄的张元济以“浙江老乡”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回忆了1932年他们在庐山的会面，然后，提起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的浙人钱武肃。钱武肃在五代十国时建立了吴越国，他期望中国统一，在吴越国兵强马壮、富甲天下的情形下，放弃独立，毅然率全浙八都归顺宋朝，为宋朝统一中国起了关键作用。张元济劝说“浙人”蒋介石效法浙江前贤钱武肃，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贡献。张元济将信转呈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看后大为赞赏，指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宣读。
张元济曾为庐山著名景点“白司马花径”赋诗一首：“桃花开处纷无数，一遇诗人便不同。千载风流白太傅，长留名迹在山中。”说的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因一首咏庐山大林寺桃花的《大林寺桃花》诗，在庐山留下一个景点，他的大名也因此永存名山。张元济在庐山呕心沥血编校《四部丛刊》的感人壮举，也将永存庐山的史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