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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像一枚腌制的青橄榄，留给后人的永远是无尽的咀嚼、回味和反思。拿“王安石变法”来说，这场改革运动虽然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但遍翻史籍，重温这一段以失败而告终的历史，却仍能给我们以诸多新的思考。
首先，改革必须以大多数人从中获益为其最高目的。也是其成功的最终标志。否则，盘剥以逞，取利于下，致使国富而民贫，那么改革只会因失去社会基础而偃旗息鼓，或必然走上改弦更张的道路。
自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改事议订新法始，到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止，王安石变法前前后后经过了七年光阴。在这七年期间，颁行的新法达十几条之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富国和强兵两大方面：富国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应该说，王安石欲通过一系列的变法，达到充盈国库，强盛兵力，以改变宋初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些新法中，鼓励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仅有农田水利法等少数几个条款，而其余的则大多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去“与民争利”的。
就均输法、市易法而言，表面看来，这两项新法是为抑制富商巨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而实施的，可实质上它体现的却是“利权归之公上”的“抑兼并”原则，它采取的只不过是将豪商的利益转变成官营禁榷的特权罢了。
就青苗法而言，这是为救济百姓青黄不接、限制私营高利贷而推出的一项举措，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便趣农”“赈乏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依此法规定，百姓借贷官家钱谷，息钱二分，可在现实操作中，不少地方官吏以“折变”的方式，加息至四分、五分甚至八分。结果，青苗法之下的百姓在承受国家贷款、辗转于春借秋还之时，许多人还不得不“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偿官逋”。青苗法反而与民间高利贷攀援交织，彼此助长，备受其害的自然是贫苦农民。
就免役法而言，以钱代役本是杨炎两税法夭折以后的一种进步，它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新法”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它把原不充役的下户、单丁、女户、客户等统统划进了纳钱代役的行列；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地方“庸钱不除，差役依旧”，交了钱还得充役，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就保甲法而言，它本是为平定地方治安，补充正规军事力量而实行的一种军事制度，但保丁们一天一操练，五天一教阅，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而且“众皆乌合”，战斗力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元丰四年、五年，宋夏之间两次大战，宋军中义勇、保甲约占一半，这两场战争都以宋军败北、死伤数十万人而告结束，保甲法的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在王安石的眼里，“新法”确实是“富国有方”的：青苗法“岁收息三百万贯”；免役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而且役钱并非专用于雇役，“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不仅如此，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但核诸历史史实，这种累千巨万的财富除了一部分取自官僚、地主、富商之外，大部分还不是来自国家垄断的所得，来自对百姓的高压剥削？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近世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赞赏不已，称之为“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但在谈到其垄断经营时，梁先生也大发感慨，说：“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到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之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
难怪王安石变法在遭到朝中诸大臣激烈反对的同时，也遭到社会底层的怨骂了，也难怪河北、陕西、京西一带的人民甚至举行反“新法”的起义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藏富于民”的商鞅变法的成功，就似乎是历史注定的结果了。
其次，任何改革都是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带给社会的可能是“地震”和“海啸”，因而须稳步前行，循序渐进。有所为，亦有所守；有所行，亦有所止。否则，急功求变，急于求成，只会带来更强的社会震荡和更多的社会阻力。
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众多元老重臣中，不少人并非反对“变法”的本身，相反地，他们还主张“变法”，他们所反对的只不过是“变法”中的急进做法而已。
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冗官冗兵冗费和积贫积弱两大问题成为人所熟知的事实，宋神宗是一个立志有为的年轻君主，他想改变现实，振兴国力的迫切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求治心切，他才能和王安石一样，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胆识和勇气，顶住压力，自变法伊始就大刀阔斧用新人，行新法。平心而论，他们的这种宏愿大志令人钦佩，但改革是一个相当长的艰苦过程，并非朝夕而就的易事，不可能毕功于一役。反观反对派的各种说法，他们的观点是否就没有道理呢？
让我们先看用人的情况。“变法”是新事物，启用新人无可非议，即使超常规地使用新人也无不可，重要的是这些新人是否真正赞同“变法”，是否能当好“护法善神”。曾布是大文学家曾巩的弟弟，因上奏讲“为政之本”而为王安石所器重。于是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宋神宗三天之内封了他五次官职，将他从开封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吏擢升为变法核心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吕惠卿本是集贤殿里的一名校勘官，人微位卑，但他因才学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在一夜之间就被提拔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负责起草、制定新法的条令。可令人摇头的是，曾布后来在吕嘉问“掊克抑商”一案中走向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吕惠卿则在王安石第一次去相后（1074）大树私党，排斥异己，擅改新法，成了朝中人人喊打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在用人上的一大失误。
让我们再看新法的情况。熙宁二年（1069）是“变法”的第一年，而“富国之法”的几大条款中竟有三分之二出台于这一年，那些雪片似的改革法令犹如暴风骤雨中的雷霆，弄得惯于安稳过日子的吏民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而谏官刘挚进言说：“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这种言论实是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反对变法者的心声。 苏轼的见解更为深刻。他对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以往我们总以变法的反对者来看待苏轼，其实，苏轼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求治太急”罢了，因为他的依据是“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衡之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的四时有序、循序而为、求稳惧变的民族心理，在这种偏于保守的民族思维定势之下，任何的改革都不能不考虑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相较于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的强力手段，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推进改革举措，当是一条更稳健更理智的变革思路。所以和王安石的热情和理想色彩比较而言，苏轼的看法更为冷静，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改革既要有朝廷大员的倡导，又要有下层民众的拥护，也要有地方官吏的支持和参与。否则，失去中间环节的支撑，改革势必会产生“结石”和“梗阻”，其法行之不远，其行也会变声走调。
综观整个大宋王朝的历史，“重文礼土”一直是其历代君王奉行的政策，宋太祖立下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士”的誓规看来是被其子孙很好地记在了心上。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一方面造就了宋代文化的繁盛，一方面也形成了宋代官场言路开明的气氛，这不能不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声音特别嘈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面对这些百般诋毁“新法”的大臣，宋神宗如何处置他们呢？杀头坐牢他不会干，贬谪，把他们贬到地方为官便成了他惩罚这些反对者的最好办法。
有证据表明，变法施行的第一年，翰林学士郑獬因反对均输法、青苗法被贬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谏官刘挚、杨绘因反对免役法分别被罢判应天府、知邓州、监衡州盐仓。后来，知制诰钱公辅因反对市易法被贬知江宁府，右谏议大夫吕诲因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而被贬知均州。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简单来看，把他们送到远离汴京的僻地，眼不见，心不烦，听不到他们在耳根边的聒噪，似乎就可以静下心来开展变法活动了。其实不然，这些对“新法”想不通，甚至鄙夷敌视的人一旦放任地方，把持基层权力，更可以借势阻挠“新法”。他们有时以地方父母官的身份，现身说法，攻击“新法”的弊端，有时摄于皇权之威不得不执行“新法”，却也是阳奉阴违，以对策应政策。“新法”本身就有许多不足，加上这些走样的“执行”，岂不是漏洞更大，招来的反对声更多？
韩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熙宁二年（1069），三朝元老韩琦因抵制“新法”被贬判大名府，熙宁三年二月，当青苗法传达到大名府时，韩琦不顾年迈，写就数万言长疏，专门条陈青苗法之害，认为青苗法是“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要求神宗纠偏补弊。此言一出，朝野震动，司马光、范镇、赵瞻、欧阳修等同声响应，“新法”起草者曾公亮、陈升之随之产生动摇，连神宗皇帝也曾一度想废止此法，青苗法在大名等地的推行因此大打折扣。
这样一来，王安石的变法，富了国家，却穷了百姓；急于求成，却疏于渐变；削弱了朝廷中的反对之声，却加大了地方上的改革阻力，其变法的败势也就不是他的“三不足”的豪气所能逆挽的了。
（选自《企业与企业家》2013年第5期，标题为编者所拟）
首先，改革必须以大多数人从中获益为其最高目的。也是其成功的最终标志。否则，盘剥以逞，取利于下，致使国富而民贫，那么改革只会因失去社会基础而偃旗息鼓，或必然走上改弦更张的道路。
自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参知改事议订新法始，到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金陵止，王安石变法前前后后经过了七年光阴。在这七年期间，颁行的新法达十几条之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富国和强兵两大方面：富国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应该说，王安石欲通过一系列的变法，达到充盈国库，强盛兵力，以改变宋初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些新法中，鼓励发展生产、壮大经济的仅有农田水利法等少数几个条款，而其余的则大多是凭借国家的权力去“与民争利”的。
就均输法、市易法而言，表面看来，这两项新法是为抑制富商巨贾垄断市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而实施的，可实质上它体现的却是“利权归之公上”的“抑兼并”原则，它采取的只不过是将豪商的利益转变成官营禁榷的特权罢了。
就青苗法而言，这是为救济百姓青黄不接、限制私营高利贷而推出的一项举措，按照王安石的说法是“便趣农”“赈乏民”“公家无所利其入”。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依此法规定，百姓借贷官家钱谷，息钱二分，可在现实操作中，不少地方官吏以“折变”的方式，加息至四分、五分甚至八分。结果，青苗法之下的百姓在承受国家贷款、辗转于春借秋还之时，许多人还不得不“复举贷于兼并之家，出倍称之息，以偿官逋”。青苗法反而与民间高利贷攀援交织，彼此助长，备受其害的自然是贫苦农民。
就免役法而言，以钱代役本是杨炎两税法夭折以后的一种进步，它有利于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但“新法”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它把原不充役的下户、单丁、女户、客户等统统划进了纳钱代役的行列；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地方“庸钱不除，差役依旧”，交了钱还得充役，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就保甲法而言，它本是为平定地方治安，补充正规军事力量而实行的一种军事制度，但保丁们一天一操练，五天一教阅，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而且“众皆乌合”，战斗力之低下也就可想而知。元丰四年、五年，宋夏之间两次大战，宋军中义勇、保甲约占一半，这两场战争都以宋军败北、死伤数十万人而告结束，保甲法的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在王安石的眼里，“新法”确实是“富国有方”的：青苗法“岁收息三百万贯”；免役钱“岁计一千八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而且役钱并非专用于雇役，“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市易息钱并市利钱“总收百三十三万二千缗有奇”。不仅如此，各州县岁收也大大增加，“如一归地官以为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但核诸历史史实，这种累千巨万的财富除了一部分取自官僚、地主、富商之外，大部分还不是来自国家垄断的所得，来自对百姓的高压剥削？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近世梁启超对王安石变法赞赏不已，称之为“近于国家社会主义”，但在谈到其垄断经营时，梁先生也大发感慨，说：“盖其初意本欲以裁抑兼并者，而其结果势必到以国家而自为兼并者也。若国家为唯一之兼并者而莫之抗焉，则民之憔悴，更安得苏也？”
难怪王安石变法在遭到朝中诸大臣激烈反对的同时，也遭到社会底层的怨骂了，也难怪河北、陕西、京西一带的人民甚至举行反“新法”的起义了。从这一点上来讲，“藏富于民”的商鞅变法的成功，就似乎是历史注定的结果了。
其次，任何改革都是全新的社会变革运动，带给社会的可能是“地震”和“海啸”，因而须稳步前行，循序渐进。有所为，亦有所守；有所行，亦有所止。否则，急功求变，急于求成，只会带来更强的社会震荡和更多的社会阻力。
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众多元老重臣中，不少人并非反对“变法”的本身，相反地，他们还主张“变法”，他们所反对的只不过是“变法”中的急进做法而已。
宋朝开国百余年来，冗官冗兵冗费和积贫积弱两大问题成为人所熟知的事实，宋神宗是一个立志有为的年轻君主，他想改变现实，振兴国力的迫切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是因为求治心切，他才能和王安石一样，以“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胆识和勇气，顶住压力，自变法伊始就大刀阔斧用新人，行新法。平心而论，他们的这种宏愿大志令人钦佩，但改革是一个相当长的艰苦过程，并非朝夕而就的易事，不可能毕功于一役。反观反对派的各种说法，他们的观点是否就没有道理呢？
让我们先看用人的情况。“变法”是新事物，启用新人无可非议，即使超常规地使用新人也无不可，重要的是这些新人是否真正赞同“变法”，是否能当好“护法善神”。曾布是大文学家曾巩的弟弟，因上奏讲“为政之本”而为王安石所器重。于是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宋神宗三天之内封了他五次官职，将他从开封府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吏擢升为变法核心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吕惠卿本是集贤殿里的一名校勘官，人微位卑，但他因才学得到王安石的赏识，在一夜之间就被提拔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负责起草、制定新法的条令。可令人摇头的是，曾布后来在吕嘉问“掊克抑商”一案中走向了王安石的对立面，而吕惠卿则在王安石第一次去相后（1074）大树私党，排斥异己，擅改新法，成了朝中人人喊打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宋神宗和王安石在用人上的一大失误。
让我们再看新法的情况。熙宁二年（1069）是“变法”的第一年，而“富国之法”的几大条款中竟有三分之二出台于这一年，那些雪片似的改革法令犹如暴风骤雨中的雷霆，弄得惯于安稳过日子的吏民一时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而谏官刘挚进言说：“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这种言论实是代表着相当一部分反对变法者的心声。 苏轼的见解更为深刻。他对神宗说：“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以往我们总以变法的反对者来看待苏轼，其实，苏轼并非不主张变革，他只是希望不要“求治太急”罢了，因为他的依据是“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
衡之千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传统，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的四时有序、循序而为、求稳惧变的民族心理，在这种偏于保守的民族思维定势之下，任何的改革都不能不考虑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相较于大刀阔斧、壮士断腕的强力手段，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逐渐推进改革举措，当是一条更稳健更理智的变革思路。所以和王安石的热情和理想色彩比较而言，苏轼的看法更为冷静，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最后，改革既要有朝廷大员的倡导，又要有下层民众的拥护，也要有地方官吏的支持和参与。否则，失去中间环节的支撑，改革势必会产生“结石”和“梗阻”，其法行之不远，其行也会变声走调。
综观整个大宋王朝的历史，“重文礼土”一直是其历代君王奉行的政策，宋太祖立下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和”优待文士”的誓规看来是被其子孙很好地记在了心上。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一方面造就了宋代文化的繁盛，一方面也形成了宋代官场言路开明的气氛，这不能不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声音特别嘈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面对这些百般诋毁“新法”的大臣，宋神宗如何处置他们呢？杀头坐牢他不会干，贬谪，把他们贬到地方为官便成了他惩罚这些反对者的最好办法。
有证据表明，变法施行的第一年，翰林学士郑獬因反对均输法、青苗法被贬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谏官刘挚、杨绘因反对免役法分别被罢判应天府、知邓州、监衡州盐仓。后来，知制诰钱公辅因反对市易法被贬知江宁府，右谏议大夫吕诲因弹劾王安石十大罪状而被贬知均州。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简单来看，把他们送到远离汴京的僻地，眼不见，心不烦，听不到他们在耳根边的聒噪，似乎就可以静下心来开展变法活动了。其实不然，这些对“新法”想不通，甚至鄙夷敌视的人一旦放任地方，把持基层权力，更可以借势阻挠“新法”。他们有时以地方父母官的身份，现身说法，攻击“新法”的弊端，有时摄于皇权之威不得不执行“新法”，却也是阳奉阴违，以对策应政策。“新法”本身就有许多不足，加上这些走样的“执行”，岂不是漏洞更大，招来的反对声更多？
韩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熙宁二年（1069），三朝元老韩琦因抵制“新法”被贬判大名府，熙宁三年二月，当青苗法传达到大名府时，韩琦不顾年迈，写就数万言长疏，专门条陈青苗法之害，认为青苗法是“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要求神宗纠偏补弊。此言一出，朝野震动，司马光、范镇、赵瞻、欧阳修等同声响应，“新法”起草者曾公亮、陈升之随之产生动摇，连神宗皇帝也曾一度想废止此法，青苗法在大名等地的推行因此大打折扣。
这样一来，王安石的变法，富了国家，却穷了百姓；急于求成，却疏于渐变；削弱了朝廷中的反对之声，却加大了地方上的改革阻力，其变法的败势也就不是他的“三不足”的豪气所能逆挽的了。
（选自《企业与企业家》2013年第5期，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