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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韩国大选的特点是全社会就“公正”问题形成了共识，经济民主改革与社会福利建设成为核心诉求。在此基础上，选举中的“地域主义”等情感对抗弱化，各政党之间的政策差异变小，形成了协商与妥协的氛围。
韩国社会围绕“公正”
问题达成社会共识
一、“公正”成为韩国社会的核心词
2012年，韩国歌手“鸟叔”的“江南style”成了全世界人争相模仿的对象。首尔的江南区在韩国人眼中是流光溢彩的富人世界，是金钱、智慧、美女、时尚与名校汇集的地方。在韩国文化里，自嘲和揶揄是表達心酸与不满的常见方式，“江南style”艳俗的歌词与滑稽的舞蹈动作撩动的是为生计奔忙的普通韩国人的无奈和不满。这种情绪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叫停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就开始滋生，随着韩国经济进一步全球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丧失信心，对政府感到不满。
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是保守阵营[1]的代表，实施了一些有利于财阀[2]等大企业的政策，强化了对互联网舆论和街头示威等民众意见表达渠道的管制，进一步引发了社会中下层以及民主阵营的批评。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促使很多国家都重新思考“公正”问题，这股风潮也吹到韩国。2011年，保守党派的首尔市市长针对教育厅免费提供学生餐的计划提出异议，发动市民进行投票以决定这项政策的受惠范围和实施时间，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公正与福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2012年，成为韩国大选的核心议题。本次大选之初有三名有力候选人势均力敌，分别是保守党性质新世界党的朴槿惠、民主党性质民主统合党的文在寅以及无党派的安哲秀。他们的支持人群虽然分别是韩国的右、左、中三派，但三人都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其政策核心。
二、通往“公正”的韩国道路：经济民主改革与社会福利建设
“公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中，韩国人在“要公平还是效率？”“强化分配还是提升竞争力？”这样的两难选择中不断摇摆。因为韩国一方面面临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面临来自全球的竞争压力，加剧两极分化的财阀同时又是韩国竞争力的代表。然而在2012年，社会舆论围绕“公正”这一问题给出了一边倒的结论，那就是韩国要进行“经济民主改革”，要加强社会福利建设。
“社会福利”是许多国家选举时经常出现的话题，而“经济民主改革”则是一个具有韩国特色的课题，其矛头首先指向财阀。韩国具有“小国家、大企业”的特点。以2010年为例，这个人口不足4900万的国家拥有14家世界500强企业。[3]韩国30大财阀的销售额和资产规模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占到了全国的50%，之后财阀垄断愈演愈烈，其内部又出现分化，三星、现代、SK、LG和乐天五大财阀成为财阀中的巨头。2010年五大财阀的销售总额占韩国GDP的55.7%。[4]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财阀利用其与政府的紧密关系获得银行贷款，在国内外多种产业领域进行非理性扩张，其过高的负债率及集团内部循环出资、相互担保的结构是韩国遭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此后，对财阀进行严格监管成为韩国社会的共识。但财阀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主体，而且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限制和监管财阀的政策法规往往难以完全实施，政府与社会团体针对财阀家族违法行为的诉讼往往以失败告终。财阀凭借其垄断地位以及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东风从容应对来自政府和市民社会的改革压力，把自己塑造为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代名词。政党、政府、司法、媒体、研究机构甚至市民团体都很难摆脱财阀的影响，财阀或公开或隐秘地对抗和利用这些权力，破坏了社会公正。
监控不足的财阀往往会做出损害股民、雇员、消费者、中小企业正当权益的行为，从而使韩国经济民主状况恶化。财阀家族所持股份往往仅占整个集团股份的1%左右，但是重要决策职位都由财阀家族成员担任，总裁个人的利益与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经营。财阀集团的经营权在家族内部传承，其过程中还经常出现逃避遗产税等违法行为。与职业经理人相比，财阀家族管理的企业对工会更加敌对，这是韩国长期以来劳资关系僵化的原因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财阀企业不断提高企业中“非正规职”[5]的比例。韩国劳动雇佣部的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非正规职”的工资收入是“正规职”的61%，所能享受的福利保障也更少。“非正规职”的雇佣合同期为两年，不受传统工会的保护，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议价权。财阀垄断了买方和卖方市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都成为受害者，而中小企业难以成长也是造成韩国就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
三、经济民主改革的社会舆论基础已然成熟
财阀改革难题是韩国社会的沉疴痼疾，此次选举中韩国社会对经济民主的呼声之所以空前强烈，除了对李明博保守政府的亲财阀政策不满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失业率上升、退休年龄提前以及“非正规职”的增加加剧了两极分化，韩国社会的“公正”天秤已经从“自由竞争”倒向“公平分配”。韩国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韩国中产家庭的比例下降到64%。韩国人的自我感受更加糟糕，2012年8月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中产层的韩国人只占46.4%，50.1%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是低收入层，19.1%的被访者认为最近五年自己的阶层地位在下降，98.1%的人认为今后阶层上升移动很难。[6]2011年韩国的失业率为11.3%，其中青年人群（15—29岁）的失业率高达21.9%。[7]与此同时，企业的退休年龄提前到50多岁，甚至是45岁，被韩国人称为“四五停”。2011年韩国劳动雇佣部的统计显示，韩国非正规雇佣者占韩国所有被雇佣者的30%，工会认为这一比例达到48%，而OECD国家“非正规职”的平均比例仅为10%左右。来自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社会质量。韩国连续九年都是OECD国家中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2010年每10万人中自杀人数为31.2人，是OECD国家平均数的3倍。离婚率也一路攀升，在OECD国家中同样排名第一。出生率则不断下降，2011年为1.244，在OECD国家中倒数第1。这些不断恶化的指标时常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财阀和政府成为韩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人们认为政府在财阀面前软弱无能，政客们为了自身的帮派利益忙着争斗扯皮，却无力改善民生。 选举文化的改变：
世代差异取代地域主义
对韩国经济结构和政治生态都感到失望的韩国人在2012年的选举中推出了一张新面孔，就是毫无从政经历的无党派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安哲秀出现后，韩国的选举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地域主义”现象淡化，不同年龄层之间出现明显的分化。
通常在选举中，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阶层的选民会支持不同政策主张的候选人。然而在历届韩国选举中，候选人的政策仿佛不那么重要，籍贯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票去向。选民们即使从未在籍贯地生活过，也会支持与自己籍贯相同的候选人，这被称作“地域主义”。之所以出现“地域主义”，是因为保守阵营大本营“岭南地区”和民主阵营大本营“湖南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敌对情绪，候选人往往利用“地域主义”拉选票，当选后其政府人事构成也带有“地域主义”的特点。
然而2012年大选期间的民意调查则显示，相比“地域”因素，“年龄层”已经成为解释选民人心所向的更重要因素。不同机构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反复证明，朴槿惠的支持率在五六十岁的选民中占绝对优势，文在寅在三四十岁的选民中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而安哲秀在二三十岁尤其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韩国经历了压缩式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世代的成长环境差异巨大，利益诉求和价值观也完全不同。朴槿惠、文在寅和安哲秀正是“汉江奇迹”、“民主革命”以及“后工业化”三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三个人分别在老中青三个人群中引起了较高的共鸣。“年龄层”因素重要度上升意味着帮派文化的淡化，是韩国选举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提醒各政党要更加关注民众需求。
政党的回应：
注重民生并实施政治民主改革
一、保守党的“去保守化”
韩国当下呼吁经济民主和福利建设的舆论对保守政党更加不利，因为保守党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与市场的代言人。自2003年卢武铉政府上台，也就是民主党连续两次入住青瓦台之后，保守党就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危机，变得越来越重视民生。在过去10年里，保守党与民主党在选举时提出的政策越来越相似。2011年保守党的首尔市长对“免费学生餐”提出异议，但未能得到市民的支持并因此提前卸任。这一事件后，保守党组建了“非常政策委员会”，主要工作就是漂白自身的“保守”色彩以迎合选民。在本次选举中，朴槿惠无论是经济民主化政策、福利政策还是对朝政策，其保守政党的色彩都淡化了。保守党的这次转型如果能获得成功，能在不丢失传统支持人群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支持，那么将有利于韩国社会的大妥协。
二、民主党寻求“新政治”形象
民主党虽然有着更加注重公平与分配的形象，但在这些方面也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因为民主党的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历时10年却未能在经济民主改革中取得令国民满意的成就。民众们看到他们无力遏制财阀，看到政府在与财阀的斗争中总是节节败退。不仅如此，卢武铉最终因为腐败案件自杀，使民主党也失去了“道德高地”，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一败涂地。对民主党而言，与安哲秀联手是其重新获得民众好感的机会。安哲秀在参加总统选举之前未曾涉足政界，迎合了韩国人厌倦“旧政治”的心理。他的政治主张与民主党相似，表示愿意与民主党合作，实现候选人单一化，但条件是民主党要进行改革，告别旧的政治生态。为了抓住这一机会，文在寅选举团队中“亲卢武铉”色彩的高层集体辞职，文在寅与安哲秀共同发表了“新政治共同宣言”，提出了多项经济政治改革案。
三、三名候选人就政治民主改革达成共识
本次大选中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民主改革及社会福利建设，三名候选人都对此做出了承诺。但财阀在韩国各个领域的地位早已根深蒂固，改革的难度很大，福利建设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制约，也很难心想事成。下任韩国政府虽然会着力推动经济民主改革、改善社会分配，能取得多大成就还未可知。但是三名候选人在本次选举中提出了相似的政治民主改革计划，是韩国政界协商与妥协的一次重要机会。由于三人分别代表韩国左、中、右三种政治倾向，其中两人是韩国两大政党的党首，因此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很可能会付诸实施。这些改革方案旨在分散权力、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更多地“还权于民”。三名候选人已经就以下改革达成一致：增强总理的国务委员人事任免权以分散总统的权力；设立专门部门查处高级公务员的腐败；增加议会选举中代表的比例[8]；由政党推荐国会议员候选人改为政党组织国民投票；在地方议员选举中及地方自治团体长的选举中废除政党推荐候选人制度，削弱政党中央机构的权力；废除专门查办腐败等大案的“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代之以“特别检察部”，从而制约检察部门的权力。
2012年11月23日，备受期待的在野党候选人安哲秀宣布退出竞选，理由是不想因与文在寅在联合方式上持久的争议带给国民伤害。他同时希望国民支持文在寅，并声称不会放弃对韩国“新政治”梦想的追求。
2012年的韩国选举虽然还未结束，但选举过程中的地域主义已经明显弱化，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商妥协的政治氛围。展望2013年之后的韩国，经济民主改革的道路可能依然崎岖难行，但广泛的社会共识必然会使韩国在经济民主化的道路上比以往走得更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韩国政坛划分为“保守阵营”和“民主阵营”。“保守阵营”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强调通过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民主阵营”则更注重社会平等、分配和福利。“民主阵营”的代表人物如金大中、卢武铉都曾是韩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运动人士，也被称作左派。“保守阵营”通常被认为是“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被称作右派。
[2] 财阀是指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的企业集团：一、由多个企业构成，并且经营范围涉及多个产业领域；二、集团内部企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资本与商品流动，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网络，单个企业在必要时会为集团整体利益作出牺牲；三、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属于某个家族；四、经济规模庞大，在韩国经济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根据韩国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在今天的韩国，除浦项制铁之外的所有非金融类大型企业都属于某一财阀。学者们在研究韩国财阀时主要以经济规模列前30位的财阀为对象。前30位财阀之间的经济规模与影响力又有很大差别，其中前5位财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力尤其巨大，成为研究重点，这5个财阀是三星、现代、LG、乐天和SK。
[3] 世界500强企业中韩国14家.韩国SBS电视台2011年7月8日新闻报道。
[4] 相关数据来源：韩国银行，《企业经营分析》相关年度数据。
[5] 韩国把两年以下的短期合同雇佣、以日为单位的雇佣、Parttime雇佣以及外包劳务雇佣统称为“非正规职雇佣”。韩国企业具有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传统企业文化，“正规雇佣”的劳动合同上不写明雇佣时间，在工会的压力下，企业没充分的理由无法与其解除雇傭合同。“非正规职”除了工作岗位不稳定之外，比“正规职”的工资水平低、享受到的保障和福利少。
[6] 韩国经济周评.中产层正丧失自信.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本部，（2012-8-20）http：//www.hri.co.kr/board/reportList.asp？firstDepth=1
韩国社会围绕“公正”
问题达成社会共识
一、“公正”成为韩国社会的核心词
2012年，韩国歌手“鸟叔”的“江南style”成了全世界人争相模仿的对象。首尔的江南区在韩国人眼中是流光溢彩的富人世界，是金钱、智慧、美女、时尚与名校汇集的地方。在韩国文化里，自嘲和揶揄是表達心酸与不满的常见方式，“江南style”艳俗的歌词与滑稽的舞蹈动作撩动的是为生计奔忙的普通韩国人的无奈和不满。这种情绪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叫停韩国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就开始滋生，随着韩国经济进一步全球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对未来丧失信心，对政府感到不满。
2008年上台的李明博政府是保守阵营[1]的代表，实施了一些有利于财阀[2]等大企业的政策，强化了对互联网舆论和街头示威等民众意见表达渠道的管制，进一步引发了社会中下层以及民主阵营的批评。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促使很多国家都重新思考“公正”问题，这股风潮也吹到韩国。2011年，保守党派的首尔市市长针对教育厅免费提供学生餐的计划提出异议，发动市民进行投票以决定这项政策的受惠范围和实施时间，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公正与福利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2012年，成为韩国大选的核心议题。本次大选之初有三名有力候选人势均力敌，分别是保守党性质新世界党的朴槿惠、民主党性质民主统合党的文在寅以及无党派的安哲秀。他们的支持人群虽然分别是韩国的右、左、中三派，但三人都把“实现社会公正”作为其政策核心。
二、通往“公正”的韩国道路：经济民主改革与社会福利建设
“公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过去十多年中，韩国人在“要公平还是效率？”“强化分配还是提升竞争力？”这样的两难选择中不断摇摆。因为韩国一方面面临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面临来自全球的竞争压力，加剧两极分化的财阀同时又是韩国竞争力的代表。然而在2012年，社会舆论围绕“公正”这一问题给出了一边倒的结论，那就是韩国要进行“经济民主改革”，要加强社会福利建设。
“社会福利”是许多国家选举时经常出现的话题，而“经济民主改革”则是一个具有韩国特色的课题，其矛头首先指向财阀。韩国具有“小国家、大企业”的特点。以2010年为例，这个人口不足4900万的国家拥有14家世界500强企业。[3]韩国30大财阀的销售额和资产规模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占到了全国的50%，之后财阀垄断愈演愈烈，其内部又出现分化，三星、现代、SK、LG和乐天五大财阀成为财阀中的巨头。2010年五大财阀的销售总额占韩国GDP的55.7%。[4]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财阀利用其与政府的紧密关系获得银行贷款，在国内外多种产业领域进行非理性扩张，其过高的负债率及集团内部循环出资、相互担保的结构是韩国遭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此后，对财阀进行严格监管成为韩国社会的共识。但财阀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主体，而且其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限制和监管财阀的政策法规往往难以完全实施，政府与社会团体针对财阀家族违法行为的诉讼往往以失败告终。财阀凭借其垄断地位以及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东风从容应对来自政府和市民社会的改革压力，把自己塑造为效率和国家竞争力的代名词。政党、政府、司法、媒体、研究机构甚至市民团体都很难摆脱财阀的影响，财阀或公开或隐秘地对抗和利用这些权力，破坏了社会公正。
监控不足的财阀往往会做出损害股民、雇员、消费者、中小企业正当权益的行为，从而使韩国经济民主状况恶化。财阀家族所持股份往往仅占整个集团股份的1%左右，但是重要决策职位都由财阀家族成员担任，总裁个人的利益与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经营。财阀集团的经营权在家族内部传承，其过程中还经常出现逃避遗产税等违法行为。与职业经理人相比，财阀家族管理的企业对工会更加敌对，这是韩国长期以来劳资关系僵化的原因之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财阀企业不断提高企业中“非正规职”[5]的比例。韩国劳动雇佣部的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非正规职”的工资收入是“正规职”的61%，所能享受的福利保障也更少。“非正规职”的雇佣合同期为两年，不受传统工会的保护，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议价权。财阀垄断了买方和卖方市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都成为受害者，而中小企业难以成长也是造成韩国就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
三、经济民主改革的社会舆论基础已然成熟
财阀改革难题是韩国社会的沉疴痼疾，此次选举中韩国社会对经济民主的呼声之所以空前强烈，除了对李明博保守政府的亲财阀政策不满之外，更根本的原因是失业率上升、退休年龄提前以及“非正规职”的增加加剧了两极分化，韩国社会的“公正”天秤已经从“自由竞争”倒向“公平分配”。韩国统计厅的调查结果显示，2011年韩国中产家庭的比例下降到64%。韩国人的自我感受更加糟糕，2012年8月现代经济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中产层的韩国人只占46.4%，50.1%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是低收入层，19.1%的被访者认为最近五年自己的阶层地位在下降，98.1%的人认为今后阶层上升移动很难。[6]2011年韩国的失业率为11.3%，其中青年人群（15—29岁）的失业率高达21.9%。[7]与此同时，企业的退休年龄提前到50多岁，甚至是45岁，被韩国人称为“四五停”。2011年韩国劳动雇佣部的统计显示，韩国非正规雇佣者占韩国所有被雇佣者的30%，工会认为这一比例达到48%，而OECD国家“非正规职”的平均比例仅为10%左右。来自经济领域的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社会质量。韩国连续九年都是OECD国家中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2010年每10万人中自杀人数为31.2人，是OECD国家平均数的3倍。离婚率也一路攀升，在OECD国家中同样排名第一。出生率则不断下降，2011年为1.244，在OECD国家中倒数第1。这些不断恶化的指标时常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财阀和政府成为韩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人们认为政府在财阀面前软弱无能，政客们为了自身的帮派利益忙着争斗扯皮，却无力改善民生。 选举文化的改变：
世代差异取代地域主义
对韩国经济结构和政治生态都感到失望的韩国人在2012年的选举中推出了一张新面孔，就是毫无从政经历的无党派总统候选人安哲秀。安哲秀出现后，韩国的选举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地域主义”现象淡化，不同年龄层之间出现明显的分化。
通常在选举中，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阶层的选民会支持不同政策主张的候选人。然而在历届韩国选举中，候选人的政策仿佛不那么重要，籍贯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选票去向。选民们即使从未在籍贯地生活过，也会支持与自己籍贯相同的候选人，这被称作“地域主义”。之所以出现“地域主义”，是因为保守阵营大本营“岭南地区”和民主阵营大本营“湖南地区”之间长期存在着政治敌对情绪，候选人往往利用“地域主义”拉选票，当选后其政府人事构成也带有“地域主义”的特点。
然而2012年大选期间的民意调查则显示，相比“地域”因素，“年龄层”已经成为解释选民人心所向的更重要因素。不同机构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反复证明，朴槿惠的支持率在五六十岁的选民中占绝对优势，文在寅在三四十岁的选民中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而安哲秀在二三十岁尤其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获得了很高的支持率。韩国经历了压缩式的现代化过程，不同世代的成长环境差异巨大，利益诉求和价值观也完全不同。朴槿惠、文在寅和安哲秀正是“汉江奇迹”、“民主革命”以及“后工业化”三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三个人分别在老中青三个人群中引起了较高的共鸣。“年龄层”因素重要度上升意味着帮派文化的淡化，是韩国选举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提醒各政党要更加关注民众需求。
政党的回应：
注重民生并实施政治民主改革
一、保守党的“去保守化”
韩国当下呼吁经济民主和福利建设的舆论对保守政党更加不利，因为保守党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与市场的代言人。自2003年卢武铉政府上台，也就是民主党连续两次入住青瓦台之后，保守党就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危机，变得越来越重视民生。在过去10年里，保守党与民主党在选举时提出的政策越来越相似。2011年保守党的首尔市长对“免费学生餐”提出异议，但未能得到市民的支持并因此提前卸任。这一事件后，保守党组建了“非常政策委员会”，主要工作就是漂白自身的“保守”色彩以迎合选民。在本次选举中，朴槿惠无论是经济民主化政策、福利政策还是对朝政策，其保守政党的色彩都淡化了。保守党的这次转型如果能获得成功，能在不丢失传统支持人群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支持，那么将有利于韩国社会的大妥协。
二、民主党寻求“新政治”形象
民主党虽然有着更加注重公平与分配的形象，但在这些方面也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因为民主党的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历时10年却未能在经济民主改革中取得令国民满意的成就。民众们看到他们无力遏制财阀，看到政府在与财阀的斗争中总是节节败退。不仅如此，卢武铉最终因为腐败案件自杀，使民主党也失去了“道德高地”，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一败涂地。对民主党而言，与安哲秀联手是其重新获得民众好感的机会。安哲秀在参加总统选举之前未曾涉足政界，迎合了韩国人厌倦“旧政治”的心理。他的政治主张与民主党相似，表示愿意与民主党合作，实现候选人单一化，但条件是民主党要进行改革，告别旧的政治生态。为了抓住这一机会，文在寅选举团队中“亲卢武铉”色彩的高层集体辞职，文在寅与安哲秀共同发表了“新政治共同宣言”，提出了多项经济政治改革案。
三、三名候选人就政治民主改革达成共识
本次大选中选民最关心的是经济民主改革及社会福利建设，三名候选人都对此做出了承诺。但财阀在韩国各个领域的地位早已根深蒂固，改革的难度很大，福利建设受到多种经济因素的制约，也很难心想事成。下任韩国政府虽然会着力推动经济民主改革、改善社会分配，能取得多大成就还未可知。但是三名候选人在本次选举中提出了相似的政治民主改革计划，是韩国政界协商与妥协的一次重要机会。由于三人分别代表韩国左、中、右三种政治倾向，其中两人是韩国两大政党的党首，因此他们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很可能会付诸实施。这些改革方案旨在分散权力、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更多地“还权于民”。三名候选人已经就以下改革达成一致：增强总理的国务委员人事任免权以分散总统的权力；设立专门部门查处高级公务员的腐败；增加议会选举中代表的比例[8]；由政党推荐国会议员候选人改为政党组织国民投票；在地方议员选举中及地方自治团体长的选举中废除政党推荐候选人制度，削弱政党中央机构的权力；废除专门查办腐败等大案的“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代之以“特别检察部”，从而制约检察部门的权力。
2012年11月23日，备受期待的在野党候选人安哲秀宣布退出竞选，理由是不想因与文在寅在联合方式上持久的争议带给国民伤害。他同时希望国民支持文在寅，并声称不会放弃对韩国“新政治”梦想的追求。
2012年的韩国选举虽然还未结束，但选举过程中的地域主义已经明显弱化，而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协商妥协的政治氛围。展望2013年之后的韩国，经济民主改革的道路可能依然崎岖难行，但广泛的社会共识必然会使韩国在经济民主化的道路上比以往走得更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
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韩国政坛划分为“保守阵营”和“民主阵营”。“保守阵营”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强调通过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民主阵营”则更注重社会平等、分配和福利。“民主阵营”的代表人物如金大中、卢武铉都曾是韩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运动人士，也被称作左派。“保守阵营”通常被认为是“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也被称作右派。
[2] 财阀是指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的企业集团：一、由多个企业构成，并且经营范围涉及多个产业领域；二、集团内部企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资本与商品流动，形成了紧密的联系网络，单个企业在必要时会为集团整体利益作出牺牲；三、所有权和最终支配权属于某个家族；四、经济规模庞大，在韩国经济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根据韩国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在今天的韩国，除浦项制铁之外的所有非金融类大型企业都属于某一财阀。学者们在研究韩国财阀时主要以经济规模列前30位的财阀为对象。前30位财阀之间的经济规模与影响力又有很大差别，其中前5位财阀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影响力尤其巨大，成为研究重点，这5个财阀是三星、现代、LG、乐天和SK。
[3] 世界500强企业中韩国14家.韩国SBS电视台2011年7月8日新闻报道。
[4] 相关数据来源：韩国银行，《企业经营分析》相关年度数据。
[5] 韩国把两年以下的短期合同雇佣、以日为单位的雇佣、Parttime雇佣以及外包劳务雇佣统称为“非正规职雇佣”。韩国企业具有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传统企业文化，“正规雇佣”的劳动合同上不写明雇佣时间，在工会的压力下，企业没充分的理由无法与其解除雇傭合同。“非正规职”除了工作岗位不稳定之外，比“正规职”的工资水平低、享受到的保障和福利少。
[6] 韩国经济周评.中产层正丧失自信.现代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本部，（2012-8-20）http：//www.hri.co.kr/board/reportList.asp？firstDept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