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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CGSS 2010数据对影响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个人及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两个与个人社会阶层地位相关的因素对居民的体育锻炼频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个人空间有关的周工作时间对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体育的兴趣、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的适宜程度也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国公民的体育锻炼行为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性别差异和年龄差异。
关键词：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社会分层；个人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099-04
引言
体育锻炼作为生活方式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增强体质、培养健康体魄的愿望具有直接联系，也是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健康生活意识的提升，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普及性不断增强并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态势。
对于具有深厚的计划经济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国家力量的推动对近二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参与产生了较强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何种差异？本文将借鉴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后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分析，并尝试比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差异，通过个体为单位的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和群众性体育运动发展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一、文献回顾
根据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个体的生活方式选择并非完全由自我意志决定，社会结构、社会潮流、与他人的互动都会影响个体的行动选择。根据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动是依据行动者眼中自身所处的环境、别人的行为以及该环境存在的客体来决定的[1]；涂尔干则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都必然受到集体意识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人们在决定是否进行体育锻炼及体育锻炼的频率时，不仅受自身状况的影响，诸多社会性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一些个体的生理因素：如性别、年龄等，也因社会观念的建构转化为社会性因素对个体的体育锻炼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因此，体育社会学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注重对社会性因素的分析，阶层、性别、身份、家庭与社区等的影响都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分层视角
在学界对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现有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采用了社会分层视角探究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重点及结果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在社会阶层划分上，除了傳统理论中韦伯提出的以职业结构作为阶层分类的基本架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郑杭生等学者也提出需要对管理权威、技术能力和文凭资格等因素予以考虑。在社会学理论中，亦有对体育运动的阶层性和其与个人空间关系的经典解释：布迪厄从不同阶级对体育运动选择的偏好差异将其作为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齐美尔则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分析它从上层阶级开始如何向整个社会蔓延并最终成为一种“时尚”。
李骁天、彭大松、冷晓春等学者都认为社会阶层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有：李骁天研究认为个体层次的自变量和高层次自变量对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前者包括个人周工作时、学历、个人年收入、个人经济社会等级与年龄世代，后者则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所居住的社区类型[2]。彭大松认为我国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社会分层情况既有个人因素影响，也存在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前者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工作时间等因素，后者包括城乡和区域差异，并指出在体育锻炼行为上城市和农村存在着不同的分层机制[3]。在城乡和区域差异问题上，江崇明认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依然存在，且其中城乡差异更大[4]。冷晓春指出城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呈现出阶层越高，闲暇时间越多，运动意识越强的趋势[5]。王甫勤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生活方式，即社会阶层越高的群体的体育锻炼参与性越强[6]。而学者马江涛的研究指出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不显著[7]，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先前的实证研究成果，对社会分层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观点形成了质疑。
（二）个人空间变化的视角
学界在关注与社会分层相关的因素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之外，也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个人空间的变化纳入影响因素的考虑之列。个人空间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各种社会角色所赋予自己的任务之外的空余时间，个体所担负的社会角色越多、任务越繁重，个人空间就相应变得越小。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描述中，将对体育运动的参与作为“有闲”的一种表现[8]。因此，个体参与体育锻炼需要以一定的闲暇时间为前提，只有在个人空间较为充足的情况下个体才会选择体育锻炼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现有研究中个人空间变化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主要着重于对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机会受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双重挤压的研究。国外学者丸山富雄、凯尼恩、戴维森认为体育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家庭经济状况影响[8]。
此外，刘青健认为“缺乏时间”“没有场地”和“没有兴趣”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三大主要因素[9]。在体育锻炼的项目选择上，我国城乡居民多以一些对器材场地要求不高、开展较好的项目为主。因此，个人对体育运动的主观兴趣和外界环境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会造成一定影响，在研究中也需要将个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以及在居住地周围展开体育运动的适宜程度纳入考虑。
（三）总结
根据现有研究，认同社会分层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在个体层次变量的选择上具有相似的意见，但笔者认为将工作时长纳入个人空间进行考虑更为合适。根据日常经验，工作时间越长，个体受职业生涯的挤压越严重，个人空间也相应减小。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从社会分层、个人空间等视角说明了在个体层面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但尚缺乏以较新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实证研究和对家庭、社区等非个体因素的综合考察，本研究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这些缺陷进行探索和补充。 二、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与研究方法选择
本研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 2010）数据，总样本量为11 783个。但由于被调查者对问题敏感性的考虑，该数据存在一些缺失值，剔除变量中存在缺失值之后的有效样本量为3 072个，其中城市样本1 771个，农村样本1 301个，男性样本1 549个，女性样本1 523个。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OLS）模型进行分析。經过VIF检验，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全部放入统一模型进行分析。
（二）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居民体育锻炼参与频率”，选取CGSS 2010问卷中与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相关的问题为“您一周进行至少几次20分钟以上的体育锻炼，这里指的是那些会让您出汗或呼吸加快的运动”一项具体包括（1）每天锻炼；（2）一周几次；（3）一月几次；（4）一年几次甚至更少；（5）我不锻炼，根据频率高低分别赋值5-1分，分值越高表明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高。
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和笔者意图研究的可能是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对城乡总体状况进行建模时选取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三类自变量进行分析。个体层面的自变量分为：居住地、婚姻状况、个人周工作时、个人年收入、个人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家庭层面的自变量分为：家庭年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社区层面自变量为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的适宜程度。在本研究中，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假设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和理论，本研究对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做出如下假设。
第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状况对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二，家庭的社会阶层状况对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三，个人空间受挤压程度对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四，个人对体育运动兴趣越大，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越频繁。
第五，个人居住地周围越适宜体育锻炼，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越频繁。
第六，个人身体健康程度越好，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越频繁。
三、研究结果分析
模型结果显示，与社会分层有关的自变量中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个人受教育程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该结果基本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类似。该结果显示出即使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近二十年后，我国当代城乡社会中体育锻炼仍显示出一定的阶级性：居民在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情况下进行体育锻炼越频繁；在教育程度上也呈现出学历越高的居民进行体育锻炼越频繁。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的居民对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较为重视，尤其是居民中的高学历群体在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上与低学历群体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
在与个人空间有关的自变量中婚姻状况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从城乡社会居民的总体来看，家庭生活对个人体育锻炼的影响较小，但个人周工作时间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体育锻炼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说明居民的职业生涯对个人空间的挤占严重影响了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
本模型还发现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了其体育锻炼行为。笔者认为，健康状况和体育锻炼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较难确定，根据经验来说，二者之间具有双向的正面影响，假设6得到验证：居民越注重体育锻炼，其身体健康素质越好；而身体健康素质越好的居民日常生活中比其他人更注重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越能意识到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另外，个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大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个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越大，亲自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也就越高。
考虑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适宜程度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是本文不同于先前其他学者研究的创新之处。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的适宜程度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beta值，它在所有自变量中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最高，假设5得到验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居民的体育锻炼频繁程度与其居住地周围进行体育锻炼的环境条件存在极大关系，环境条件越便利，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也就越高。考虑到现实状况，许多居民可能意图进行体育锻炼，但在城市空气污染、马路交通状况复杂、居住地离对公众开放的场馆较远的情况下，居民对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很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如果其居住的社区中就拥有条件良好的运动场所和健身器材，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和积极性也会极大上涨。
在该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居民的居住地（城市或农村）、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体育锻炼行为。居民随年龄增长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更高，可能因为年龄越大，其个人生活受学业、职业生涯的挤压越小，可供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闲暇时间也越多；而党员比非党员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高则有可能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中处于较高阶层，具有更高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既有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又能对体育锻炼进行一定投资。此外，本模型还发现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更高、男性比女性的体育锻炼频率更高，年龄越大体育锻炼频率越高，并通过相似的分析方法对城乡差异、男女差异进行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根据CGSS 2010数据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先前做出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在包括所有居民样本的总体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体育锻炼显示出一定的阶级性，那些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更偏好将频率较高的体育锻炼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对体育的兴趣也是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那些经常观看体育比赛、对体育运动具有浓厚兴趣的居民通常也拥有更强地对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在推行体育锻炼作为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的重要方式的过程中，要重视如何提高居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促使其自发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之中。此外，本研究中加入了“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适宜程度”的变量来考察居住地周围环境对居民体育锻炼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一因素显著影响了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认为居住地周边体育锻炼环境一般至完全不适宜的居民占到了总样本量的43.1%，其中城市居民中的38.9%、农村居民中的48.7%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城市由于环境污染、公共建设和交通拥堵挤压了社区居民享有的公共空间，即使是对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材要求极低的慢跑也很难实现。同时，在大多数城市中免费向市民开放的体育场馆较少，居民在居住社区内部和周边都很难获得适宜日常体育锻炼的场地，在到达适宜的体育锻炼场所需要花费较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降低体育锻炼的频率或完全放弃锻炼。在农村地区，缺乏适宜体育锻炼的场所对居民的日常体育锻炼形成了更大阻碍，在大多数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建设不完善的农村地区，对场地要求较高的球类等运动基本无法进行，也使原本具有积极性和浓厚兴趣的居民被迫放弃参与体育锻炼活动。因此，居住地周边缺乏适宜体育锻炼的场所也是阻碍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障碍。城市建设中使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农村建设中注重体育运动基础设施的规划将是改善这一现象的有效方式。 在研究中还发现，在体育锻炼频率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呈现出较大差异。虽然城市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总体上高于农村居民，但其受經济情况的影响也更为强烈，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城市中进行体育锻炼往往需要进入收费场地，对运动器材等方面的消费更大有关，而农村居民的运动方式选择相应较小，对经济方面的要求也不高。在当下城市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对场地和器材要求较小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如广场舞、集群行走等。这些低成本、对场所要求不高的锻炼方式的出现是居民对适应暂时难以改变的锻炼环境条件、在降低经济投入的情况下进行更多体育锻炼的自发调整。
在体育锻炼行为的男女差异上，男性比女性要更频繁地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这一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通常对体育运动具有更大兴趣，出发点则偏向通过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因此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也很少受经济状况的影响。笔者认为，男性对体育锻炼的喜好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社会对男性气质的期待，一个喜好运动的男性也更容易实现社会融入和人际交往。但对女性而言，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保持身体健康，她们更注重对身材的塑造和保持而选择瑜伽、舞蹈等专业性较强的锻炼形式，因此也可能需要更多的经济投入，导致经济状况对其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
[1][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杨淑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李骁天，邢晓燕.社会分层视角下中国城市社区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9）：17-26.
[3]彭大松.体育锻炼中的分层：现象、机制与思考[J].体育科学，2012（5）：24-33.
[4]江崇明.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分析[J].体育科学，2009（3）：12-20.
[5]冷晓春，张策，张明记.城市农民工体育健身的社会支持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院报，2009（6）：47-49.
[6]王甫勤.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J].社会，2012（2）：125-143.
[7]马江涛.中国居民参与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的次序逻辑回归分析[J].成都体育学院院报，2014（9）：12-18.
[8]赵峰.《有闲阶级论》的理论成就[J].青年研究，2011（6）：83-92.
[9]刘青健.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状况分析[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26-28.
关键词：体育锻炼；影响因素；社会分层；个人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4-0099-04
引言
体育锻炼作为生活方式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个人增强体质、培养健康体魄的愿望具有直接联系，也是居民日常休闲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健康生活意识的提升，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普及性不断增强并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态势。
对于具有深厚的计划经济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国家力量的推动对近二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参与产生了较强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存在何种差异？本文将借鉴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后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分析，并尝试比较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差异，通过个体为单位的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和群众性体育运动发展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一、文献回顾
根据社会学理论的传统，个体的生活方式选择并非完全由自我意志决定，社会结构、社会潮流、与他人的互动都会影响个体的行动选择。根据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动是依据行动者眼中自身所处的环境、别人的行为以及该环境存在的客体来决定的[1]；涂尔干则认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都必然受到集体意识的影响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人们在决定是否进行体育锻炼及体育锻炼的频率时，不仅受自身状况的影响，诸多社会性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一些个体的生理因素：如性别、年龄等，也因社会观念的建构转化为社会性因素对个体的体育锻炼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因此，体育社会学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注重对社会性因素的分析，阶层、性别、身份、家庭与社区等的影响都是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分层视角
在学界对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现有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采用了社会分层视角探究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但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重点及结果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在社会阶层划分上，除了傳统理论中韦伯提出的以职业结构作为阶层分类的基本架构，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郑杭生等学者也提出需要对管理权威、技术能力和文凭资格等因素予以考虑。在社会学理论中，亦有对体育运动的阶层性和其与个人空间关系的经典解释：布迪厄从不同阶级对体育运动选择的偏好差异将其作为阶层划分的重要依据；齐美尔则将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分析它从上层阶级开始如何向整个社会蔓延并最终成为一种“时尚”。
李骁天、彭大松、冷晓春等学者都认为社会阶层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有：李骁天研究认为个体层次的自变量和高层次自变量对城市社区居民的体育锻炼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前者包括个人周工作时、学历、个人年收入、个人经济社会等级与年龄世代，后者则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所居住的社区类型[2]。彭大松认为我国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社会分层情况既有个人因素影响，也存在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前者包括个人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工作时间等因素，后者包括城乡和区域差异，并指出在体育锻炼行为上城市和农村存在着不同的分层机制[3]。在城乡和区域差异问题上，江崇明认为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依然存在，且其中城乡差异更大[4]。冷晓春指出城市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呈现出阶层越高，闲暇时间越多，运动意识越强的趋势[5]。王甫勤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生活方式，即社会阶层越高的群体的体育锻炼参与性越强[6]。而学者马江涛的研究指出经济状况和婚姻状况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不显著[7]，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先前的实证研究成果，对社会分层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观点形成了质疑。
（二）个人空间变化的视角
学界在关注与社会分层相关的因素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之外，也有学者将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个人空间的变化纳入影响因素的考虑之列。个人空间指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各种社会角色所赋予自己的任务之外的空余时间，个体所担负的社会角色越多、任务越繁重，个人空间就相应变得越小。凡勃伦对“有闲阶级”的描述中，将对体育运动的参与作为“有闲”的一种表现[8]。因此，个体参与体育锻炼需要以一定的闲暇时间为前提，只有在个人空间较为充足的情况下个体才会选择体育锻炼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现有研究中个人空间变化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主要着重于对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机会受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双重挤压的研究。国外学者丸山富雄、凯尼恩、戴维森认为体育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家庭、家庭经济状况影响[8]。
此外，刘青健认为“缺乏时间”“没有场地”和“没有兴趣”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三大主要因素[9]。在体育锻炼的项目选择上，我国城乡居民多以一些对器材场地要求不高、开展较好的项目为主。因此，个人对体育运动的主观兴趣和外界环境对体育锻炼行为的选择会造成一定影响，在研究中也需要将个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以及在居住地周围展开体育运动的适宜程度纳入考虑。
（三）总结
根据现有研究，认同社会分层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在个体层次变量的选择上具有相似的意见，但笔者认为将工作时长纳入个人空间进行考虑更为合适。根据日常经验，工作时间越长，个体受职业生涯的挤压越严重，个人空间也相应减小。总的来说，现有研究从社会分层、个人空间等视角说明了在个体层面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但尚缺乏以较新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为基础的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实证研究和对家庭、社区等非个体因素的综合考察，本研究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这些缺陷进行探索和补充。 二、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与研究方法选择
本研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 2010）数据，总样本量为11 783个。但由于被调查者对问题敏感性的考虑，该数据存在一些缺失值，剔除变量中存在缺失值之后的有效样本量为3 072个，其中城市样本1 771个，农村样本1 301个，男性样本1 549个，女性样本1 523个。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OLS）模型进行分析。經过VIF检验，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全部放入统一模型进行分析。
（二）变量与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居民体育锻炼参与频率”，选取CGSS 2010问卷中与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相关的问题为“您一周进行至少几次20分钟以上的体育锻炼，这里指的是那些会让您出汗或呼吸加快的运动”一项具体包括（1）每天锻炼；（2）一周几次；（3）一月几次；（4）一年几次甚至更少；（5）我不锻炼，根据频率高低分别赋值5-1分，分值越高表明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越高。
2.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和笔者意图研究的可能是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对城乡总体状况进行建模时选取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三类自变量进行分析。个体层面的自变量分为：居住地、婚姻状况、个人周工作时、个人年收入、个人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家庭层面的自变量分为：家庭年收入、家庭社会地位；社区层面自变量为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的适宜程度。在本研究中，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假设
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和理论，本研究对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因素做出如下假设。
第一，个人的社会阶层状况对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二，家庭的社会阶层状况对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三，个人空间受挤压程度对城乡居民的体育锻炼行为有显著影响。
第四，个人对体育运动兴趣越大，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越频繁。
第五，个人居住地周围越适宜体育锻炼，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越频繁。
第六，个人身体健康程度越好，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越频繁。
三、研究结果分析
模型结果显示，与社会分层有关的自变量中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个人受教育程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正向影响，该结果基本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类似。该结果显示出即使在《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实施近二十年后，我国当代城乡社会中体育锻炼仍显示出一定的阶级性：居民在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越好的情况下进行体育锻炼越频繁；在教育程度上也呈现出学历越高的居民进行体育锻炼越频繁。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处于较高的社会阶层的居民对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较为重视，尤其是居民中的高学历群体在对体育锻炼的重视程度上与低学历群体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
在与个人空间有关的自变量中婚姻状况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从城乡社会居民的总体来看，家庭生活对个人体育锻炼的影响较小，但个人周工作时间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体育锻炼行为具有负向影响，说明居民的职业生涯对个人空间的挤占严重影响了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
本模型还发现居民的健康状况也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了其体育锻炼行为。笔者认为，健康状况和体育锻炼之间的因果性关系较难确定，根据经验来说，二者之间具有双向的正面影响，假设6得到验证：居民越注重体育锻炼，其身体健康素质越好；而身体健康素质越好的居民日常生活中比其他人更注重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越能意识到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另外，个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大小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个人对体育运动的兴趣越大，亲自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也就越高。
考虑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适宜程度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是本文不同于先前其他学者研究的创新之处。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的适宜程度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根据beta值，它在所有自变量中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最高，假设5得到验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居民的体育锻炼频繁程度与其居住地周围进行体育锻炼的环境条件存在极大关系，环境条件越便利，他们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也就越高。考虑到现实状况，许多居民可能意图进行体育锻炼，但在城市空气污染、马路交通状况复杂、居住地离对公众开放的场馆较远的情况下，居民对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很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如果其居住的社区中就拥有条件良好的运动场所和健身器材，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和积极性也会极大上涨。
在该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居民的居住地（城市或农村）、性别、年龄和政治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体育锻炼行为。居民随年龄增长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更高，可能因为年龄越大，其个人生活受学业、职业生涯的挤压越小，可供参与体育锻炼活动的闲暇时间也越多；而党员比非党员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高则有可能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中处于较高阶层，具有更高的收入和文化水平，既有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又能对体育锻炼进行一定投资。此外，本模型还发现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更高、男性比女性的体育锻炼频率更高，年龄越大体育锻炼频率越高，并通过相似的分析方法对城乡差异、男女差异进行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根据CGSS 2010数据对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先前做出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在包括所有居民样本的总体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中，体育锻炼显示出一定的阶级性，那些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较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更偏好将频率较高的体育锻炼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也拥有更强的经济能力。对体育的兴趣也是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重要因素，那些经常观看体育比赛、对体育运动具有浓厚兴趣的居民通常也拥有更强地对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在推行体育锻炼作为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的重要方式的过程中，要重视如何提高居民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促使其自发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之中。此外，本研究中加入了“居住地周围体育锻炼适宜程度”的变量来考察居住地周围环境对居民体育锻炼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这一因素显著影响了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认为居住地周边体育锻炼环境一般至完全不适宜的居民占到了总样本量的43.1%，其中城市居民中的38.9%、农村居民中的48.7%反映了这种情况。在城市由于环境污染、公共建设和交通拥堵挤压了社区居民享有的公共空间，即使是对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材要求极低的慢跑也很难实现。同时，在大多数城市中免费向市民开放的体育场馆较少，居民在居住社区内部和周边都很难获得适宜日常体育锻炼的场地，在到达适宜的体育锻炼场所需要花费较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降低体育锻炼的频率或完全放弃锻炼。在农村地区，缺乏适宜体育锻炼的场所对居民的日常体育锻炼形成了更大阻碍，在大多数公共设施和公共场所建设不完善的农村地区，对场地要求较高的球类等运动基本无法进行，也使原本具有积极性和浓厚兴趣的居民被迫放弃参与体育锻炼活动。因此，居住地周边缺乏适宜体育锻炼的场所也是阻碍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一个重要障碍。城市建设中使居民享有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农村建设中注重体育运动基础设施的规划将是改善这一现象的有效方式。 在研究中还发现，在体育锻炼频率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不同年龄段的居民都呈现出较大差异。虽然城市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频率总体上高于农村居民，但其受經济情况的影响也更为强烈，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城市中进行体育锻炼往往需要进入收费场地，对运动器材等方面的消费更大有关，而农村居民的运动方式选择相应较小，对经济方面的要求也不高。在当下城市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对场地和器材要求较小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如广场舞、集群行走等。这些低成本、对场所要求不高的锻炼方式的出现是居民对适应暂时难以改变的锻炼环境条件、在降低经济投入的情况下进行更多体育锻炼的自发调整。
在体育锻炼行为的男女差异上，男性比女性要更频繁地参与体育锻炼活动。这一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性通常对体育运动具有更大兴趣，出发点则偏向通过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因此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也很少受经济状况的影响。笔者认为，男性对体育锻炼的喜好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社会对男性气质的期待，一个喜好运动的男性也更容易实现社会融入和人际交往。但对女性而言，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不一定是为保持身体健康，她们更注重对身材的塑造和保持而选择瑜伽、舞蹈等专业性较强的锻炼形式，因此也可能需要更多的经济投入，导致经济状况对其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变得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
[1][美]乔治·瑞泽尔.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M].杨淑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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