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如何提升绿色技术创新

来源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ouliangste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基于CH模型,测算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采用可以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以及其他因素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但市场分割通过扭曲本地市场的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第二,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第三,从区域角度看,下游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上游则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市场分割(即地方保护);且在存有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程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作用具有“倒U型”的特征。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绿色技术创新;长江经济带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时期。技术与创新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国家以及企业层面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迫切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众多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获得国际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之一,能够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有效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国际分工地位[1][2][3][4][5]。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特别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2016)显示,中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占全球份额已分别由2002年的0.45%和0.48%提升至2015年的13.5%和5.3%。值得注意的是,非金融类投资中80%来自地方企业,这说明地方企业已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要力量,而其中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地方企业表现最为活跃,其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但放眼全球,近年来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全球化进程受阻,由于东道国隐性制度及“逆全球化”思潮的影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走向、国际投资环境、战略区域分布以及投资规模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冲击。因此,针对作为全球化一员且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深入研究长江经济带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不仅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力,也能为政府的对外开放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
  现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顺梯度”角度。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源于两种考虑:一是利用当地市场,二是利用当地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和战略资产等[6]。为降低生产成本以及绕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发达国家把其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活动转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则主要留存熟练劳动密集型的活动,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就业结构中劳动力的比例,而且有助于该国的技术进步[7] 。二是“逆梯度”角度。众多学者认为不具有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国外R&D密集地区的专业化要素以及技术溢出效应,进而通过“子-母公司”的内部化机制,逆向促进国内母公司的技术进步[8],最终形成全国技术水平提升的局面。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9][10]。但他们尚未注意到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市场分割遏制技术进步。虽然有学者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分割问题[11],但这个问题仍然很严重。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着“以邻为壑”式的市场分割现象,市场分割不仅增加了本地要素流转的交易成本,导致无法发挥本地规模经济优势,进而导致扭曲性的本地生产效率,而且中间品的市场分割还会导致制造业行业的比较优势显著降低[12]。陆铭和陈钊(2009)[13]等学者已经意识到地区间的市场分割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之一。那么,市场分割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吸收逆向溢出技术的能力之间是否有相关性?市场分割是否扭曲了技术进步?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中国又应该如何保持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良性互动?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拓展了既有的研究领域。既有文献多数是从发达国家角度来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升级的作用,但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的经验研究相对匮乏,尤其缺乏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本文以中国的现实问题所阐述的理论机制以及所得到的经验证据,无疑为相关研究领域做出了一个有益的补充。(2)丰富了既有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这样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逆向技术溢出是对国内技术落后、创新不足的一种弥补途径。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大范围内存在以及市场分割普遍存在于各地区这一特征事实,尝试从市场分割视角去探究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升级的贡献,从而理解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而提供了与既有文献不尽相同的研究结论。(3)启发中国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方向。以往大部分研究主要以中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鲜有文献讨论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分别考察了市场分割度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渠道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技术进步在区际差别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将有何变化。这些经验证据为中国政府制定阶段性的对外政策和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提供了方向。
  二、理论机制:基于文献视角的讨论
  (一)原因与机理
  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一国的经济和技术带来的核心推动作用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由于市场分割阻碍了母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升,导致中国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下降[14],中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市场分割问题[15]。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一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即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内生性因素,它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在国内提高对研发活动的重视,以研促产,即技术创新;二是经由对外开放过程中的经济活动获取先进技术,即技术转移与引进。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主要为: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具体来说,在国际贸易方面,通过出口贸易与国际市场接触,出口部门就可以获得新技术、新设计以及从国外消费者处获得关于改进产品质量的建议等,进而提升出口贸易产品的技术水平,提高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16];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其在多个途径对技术扩散有着较为突出的作用,包括企业间竞争、示范效应等。此外,跨国公司的进入激发了市场竞争活力,对于东道国市场份额的抢占等也对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技术进步主要来自技术扩散效应、模仿效应等途径的正向溢出[17]。在此,本文着重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针对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分割三者间的联系,既有研究的结论如下:首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母国获取跨国子公司在东道国内吸收的技术阶段和国内母公司对子公司已获得的技术进行吸收转化阶段[18]。目前针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否获得显著逆向技术溢出,以及能否提高本国生产效率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果。董大全和黎峰[19]等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生产效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刘鹏[20]认为,企业进行ODI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且Bitzer&Kerekes[21]等的研究认为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并未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其次,市场分割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Young[22]的研究开始就进入学者们的视野。陆铭和陈钊[13]、张杰和张培丽[23]的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导致地区间进入成本存在差异,且阻碍了区际关键要素的流动,继而加剧了市场分割,造成本土企业生产率更加低下,并且创新能力受抑制的后果。但是也有学者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受市场分割影响后大体呈现“倒U型”的特征,即市场分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上升-平稳-回落”,说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 [15]。
  (二)结果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以及制度政策的干扰,且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市场分割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为复杂。首先是促进效应。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本国企业主要通过国内和国外两种途径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来提高生产效率。然而,由于存在市场分割现象,国内较高的市场分割度会使得本国技术在不同地区之间流转的成本提高、难度增大,进而本土企业就难以利用技术扩散来提高生产率,转而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过程来获得先进技术。研究表明,出于技术寻求的动机,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的R&D密集地或者高新技术产业,以此吸收知识、吸引人才和引进先进技术,从而达到技术进步、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竞争力扩大的目的。因此,市场分割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来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技术创新。其次是抑制效应。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出于效率寻求的动机,一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转移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进而优化本国资源配置,提高本国生产率;然而国内较高的市场分割程度却阻碍了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增加了不同地區之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质量差异与价格差异,这种差异化趋势使得企业在国内利用不同区域市场的比较优势选择最佳经营策略,这使一些企业受惠,从而削弱了这些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内优化配置资源的原始动力。由于这一点,市场分割一定程度抑制企业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能力。由此可见,市场分割对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对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却产生了抑制效应,而技术获取和优化资源配置正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创新的途径。综上所述,市场整合程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交互作用,共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尽可能合理且稳健地检验市场分割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作用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以下三个步骤来构建计量模型。
  第一步,参照Coe和Helpman(1995)[24]给出的国际研发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作用的计量模型,来考量技术溢出的三种渠道,
  (1)式中,TFPit作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地区i在t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样本包括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OFDIit代表地区i在t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研发溢出存量,由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始于2003年,因此本文选取的样本期为2003-2016年。FDIi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IMit代表进口贸易渠道获取的研发技术溢出存量。HCit代表人力资本水平;openit代表对外经济开放程度;rgdgpit代表经济发展水平;rdgdpit代表国内研发水平。δi和νt分别指控制了的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εit指随机扰动项。另外,为使数据更具可比性,本文对各变量均做对数处理,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第二步是建立加入市场分割变量后各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变化的计量方程。从研究文献来看,OFDI溢出效应与市场分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所以在回归模型中又引入其交互项。基于此研究思路和方法,
  (2)式中,segmallit表示市场分割指数。市场分割通过扭曲市场交易成本间接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预测其系数符号为负。进一步地,若OFDI与市场分割确实互相替代,即市场分割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则交互项估计系数为负值。
  第三步是考察在不同市场分割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本文在前两步的基础上,借助Hansen(1999)[25]提出的非线性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通过将市场分割指数设定为影响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变量,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以往研究通常结合吸收能力指标,将经济技术水平、环境支持度等指标设为门槛变量[26]。因此,本文还将选择吸收能力指标,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研发投入分别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不同吸收能力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作用。依据(2)式,本文先设定存在“单门槛效应”,故构建OFDI逆向技术溢出偏向效应的单门槛模型如下:
  式(3)中,OFDI为受到门槛变量影响的解释变量,qit为门槛变量,鉴于门槛变量外生性的假定,本文中qit值均采用相应门槛变量取对数值来表示。φ为待估的具体门槛变量值,为指标函数,根据面板数据门槛回归理论,φ越接近真实的门槛水平,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φ)越小,即最优门槛值应为φ∧=argminS(φ)。γ1、γ2分别表示门槛变量在qit≤φ1以及qit>φ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此外,双重门槛及多重门槛效应模型均可以在式(3)的基础上扩展得到。   由于各变量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可将公式(1)-(3)中的变量归纳为3大类:
  1.被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TFP)。本文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度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指标。通过DEAP2.1软件对各省市环境约束下①  ①考虑环境约束就是在利用DEA方法计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时加入“坏产出”的成分,包括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SO2和COD)的排放量。 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MI)进行测算,之后以各省市为单独生产决策单位,然后经相应变换从MI得到TFP。具体测算时,产出变量和投入变量定义如下:产出变量(Y)以2003年为不变价格折算为实际GDP来表示;资本投入量(K)由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劳动力投入变量(L)采用各省市年末就业人员数。以上相关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主要解释变量: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FDI和IM。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OFDI)的计算公式为:SOFDIjt=∑(OFDIitYjt)Sjt,其中,Sjt表示我国t时期对外投资目标国j的R&D资本,OFDIit表示我国t时期对j国的投资存量,Yjt代表t时期j国的GDP。然后,加入各地区的投资权重,得到我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外R&D溢出,公式为:SOFDIit=SOFDIt×(OFDIit∑iOFDIit),OFDIit表示i地区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相关数据选取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②  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研发资本存量主要取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丹麦、匈牙利、爱尔兰、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共16个国家。。此外,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提高了本地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所以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各省市每年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16国的贸易额作为代表,按相应年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平均价换算成人民币为单位进行统计,且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折算,预测其系数符号为正。进口贸易总值(IM)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同样通过当年的中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再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平减,预期其与TFP指数正相关。
  3.控制变量:HC、rgdgp、open和rdgdp。参考Barro和Lee(1993)[27],用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方法来近似计算人力资本水平,各省市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数据均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预测其系数符号为正。人均GDP(rgdgp)表示各省市經济发展水平,以各省市每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除以每年年末的总人口数得到,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预测其与TFP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开放程度(open)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得到外贸与外资依存度两指标的权重,再依相应准则综合两指标,从而求出主成分指标。外贸依存度为各省市历年进出口总额占其相应年份的GDP比重,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国内R&D投入占GDP比重(rdgdp),通过永续盘存法得到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的研发资本存量后,求出其与当年GDP的比值,由于随着资本投入比重的提高往往给生产率带来促增,故其系数符号预期为正。
  (二)市场分割指标的测算
  关于具体测算市场分割指标的实际方法,现存已有详尽研究成果。以“冰川成本”模型[28]为参照,国内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利用相对价格去估算市场分割程度,即由于固有交易成本,商品价值在贸易过程中似冰川消融般遭受一定损耗,故即便两地产品市场整合程度很高,相对价格也会在一定的区间里上下波动。若在一定的空间及时间内,同一商品的区际相对价格方差变小,就说明交易成本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市场分割程度减小。本文在此基础上借鉴陆铭和陈钊[13]的思路,将9类商品零售价格指数①  ①本文采用2004—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长江经济带11个沿线省市的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主要涵盖9类商品,具体包括粮食、鲜菜、饮料烟酒、服装鞋帽、中西药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和燃料。 作为价格指标,并用其相对价格的一阶差分来估算各省之间的相对价格方差。
  最后,以Var(qkijt)来代表相对价格中变动部分的方差,表征由市场分割因素所导致的相对价格波动,其中qkijt主要与地区间市场分割因素和一些随机因素有关联。本文的目的是探究市场分割如何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本文将相邻地区间指数归并,最终得到各地区市场分割指数。
  (三)样本数据
  由于数据缺失和统计口径等原因本文的实证分析最后采用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②  ②长江经济带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2个直辖市。。所有计算TFP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比其他使用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来研究本文主题的文献,本文样本使用在环境问题制约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中国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真实的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更为合适。
  将模型中多个变量相对应的统计性描述陈列于表1。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环境约束下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对数有正有负,且均值为负,最大值为0.136,最小值为-0.138,波动较大,这就意味着省市的技术水平差距确实存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均值的对数为5.858,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距很大,可见各省市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技术溢出并不平衡。市场分割指数在样本省市的数值相差无几,因此各省市的市场分割程度大体一致。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的预期符号为正,市场分割的预测符号为负,所以它们的交互项的符号尚需验证,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市场分割并不存在替代关系,则交互项系数为正值。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绝对值的均值是FDI溢出效应对数的均值的3.28倍,这表明相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中国主要依靠的是进口贸易的正向溢出效应,并因此得到生产效率的促进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人均GDP与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的均值分别高达10.048和8.524,表明人均GDP及人力资本都是影响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而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与国内R&D投入占GDP比重的均值分别仅为0.401和0.003,数值都很小,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较低且国内研发资金投入尚且不足。   四、经验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样本层面实证检验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中来自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首先,由于中国的发展特征,即地区差异性和改革阶段性,本文選取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进行回归,采用OFDI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在模型(1)中控制了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即回归模型中的δi和νt)。其次,选用逐步回归法对每个模型分别进行回归,模型1-模型5逐步增加主要解释变量,模型6再加入全部控制变量。通过不断加入变量可以发现,模型1到模型6的R2逐渐增大,说明伴随解释变量个数的增加,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不断改善,模型准确度也得到了提升,且模型6总体的显著性较好,拟合优度最高。Anderson正则相关性检验和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结果在1%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零假设,说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
  根据全样本实证回归结果(表2),可以发现如下几点:第一,各个模型的回归估计结果中,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逆向技术溢出与预期符号一致,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一发现表明,从整体范围来看,现阶段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引致的技术吸收,这与当前中国进入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特征相符。第二,在模型2-6中,segmall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统计特征,均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segmall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分割对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存在抑制作用。从整体范围来看,地区之间市场分割度越高则对技术进步越不利,其原因可能是,在市场分割度高的环境内,本土企业受利于当地政府异常优惠的发展政策,进而丧失了进行技术创新以及吸收逆向技术溢出动力,从而导致在整体范围的产业层面上呈现出了市场分割度抑制了逆向技术溢出的现象。第三,在模型3-6中,交互项lnOFDI·segmall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样的结果验证了在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下,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进而提高生产效率。换言之,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促进效应,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影响。第四,从模型4-6的回归结果可以观察出,通过外商直接投资、进口贸易获取的R&D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就表明,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贸易依旧是中国获取国外专业化生产要素、先进知识和领先技术的重要途径。此外,lnIM的回归系数大于lnFDI的回归系数进一步验证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尤其是服务贸易,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手段。
  (二)稳健性检验
  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等问题往往在面板数据的估计中有一定干扰,又因为生产率往往具有持续性特征。因此,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滞后项设定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考虑到本文研究目的和内容,本文将采用系统GMM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报告于表3。表3最后几行列出了主要的模型设定检验结果:AR(2)统计量检验结果都不显著,表明模型水平方程误差项并不存在序列相关,而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本文采用Sargan检验,其结果显现出对原假设的拒绝,因此选取的工具变量整体有效。
  结果的逻辑与表2基本一致,从表3报告的各列回归结果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在所有各栏的回归估计结果中,滞后一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解释变量对当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正影响,这一结果意味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持续性”特征确实存在。第二,在显著性和符号方面,关键解释变量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和segmall的回归系数均未发生显明变化,仍为稳健。虽然在模型6中segmall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且较为显著,但其原因可能是市场分割确保了地方优势资源的内部利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总体上本文依然可以认为市场分割抑制了企业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第三,两个主要解释变量的交互项lnOFDI·segmall的系数在模型3-6中显著为正,这一结果既进一步说明了前文检验的稳健性,也表明对于吸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引致的技术来说,市场分割起着促进作用。换言之,出于有差别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寻求动机,市场分割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这两方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交叉作用是十分复杂的。第四,其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大体一致,且lnHC与rdgdp的回归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推断前文的检验分析稳健。
  (三)进一步讨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然而仍存在地区差异,OFDI规模以及由此引致的技术吸收也呈现出地区差异并且较为显著。此外,国内各地政府出于增加财税收入、吸引就业的目标,以长久经济增长为宗旨的基础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造成市场分割现象愈发明显[23],基于此,本文认为需要从区域层面区分OFDI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因此经过前文的回归分析,本文再将11个省市的市场细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部分①  ①长江上中下游划分为:河源—湖北宜昌为上游;湖北宜昌—江西湖口为中游;江西湖口以下为下游。,并分别加以检验。
  三大区域的实证回归结果可见表4,分区域的回归结果显示了各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空间差异。首先,在下游市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存在显著促增,而在中上游市场其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引致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下游地区较之于中上游更为突出。其次,下游地区的segmall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中游和上游地区作用显著为正或不显著,所以市场分割显著激发了中上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在下游地区则恰好相反。这可能是因为,下游地区相对市场分割表现为程度较深,这就导致了该地区的产业竞争力被削弱,从而导致地区产业升级成为难事,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提高,这与盛丹、王永进(2011)[29]的结论相符。相反,中、上游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原本处于较低水平,获取的动态比较优势有利于提高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再者,各地区的进口贸易R&D溢出、人力资本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都对上、中、下游三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此外,在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要素,而在中、上游地区则恰好相反。最后,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不显著。   五、原因分析:基于市场分割调节作用的解释
  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一些国家或地区可以更好地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并凭借其优良的消化、吸收、创新能力和雄厚的经济技术基础越过经济社会发展的门槛,在这些国家发生的对外投资会显著促进技术创新水平。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国家或地区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缺乏大量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所以这些国家尚不能迈过经济发展的门槛,此时它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甚至可能导致国内企业R&D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使得本国自身R&D能力下降,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的确会引致逆向的技术溢出,但针对这种溢出的吸收能力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门槛特征”,当一国或地区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越过某一水平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溢出效应会呈现出跃升性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厘清在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对市场分割指数进行了门槛效应检验。首先,确定市场分割指数的门槛个数。由于对门槛的个数并不明确,因此本文采取自抽样检验依次基于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以及三重门槛的假设进行验证,其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表中结果,本文最终确定后文对市场分割指数的分析将基于双重门槛模型。其次,估计市场分割指数的门槛值。确定了门槛个数之后,本文继续对门槛值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6所示,可以确定较小的门槛值是0.012%,较大的门槛值是0.019%。。
   接着,本文基于门槛模分析不同市场分割度条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如表6第2列所示。具体来看,市场分割度segmall可分为:低水平市场分割指数(segmall≤0.012%)、中等水平市场分割指数(0.012%≤segmall≤0.019%)和高水平市场分割指数(segmall≥0.019%)。由表可知,第一,在不同市场分割度水平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同。当地区的市场分割度较低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且每当其提高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则显著提升0.002%;随着市场分割度的不断提高,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且呈上升态势;但是当市场分度继续提高,跨越门槛值0.019%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系数已下降(从0.010变为-0.003),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第二,交互项lnOFDI·segmall的系数较大,在5%显著性水平上得值为0.903,因此可以认为在考虑市场分割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提高生产效率具有促进效应;且其偏效应进一步表明在不同市场分割度的地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并不保持一致。此外,本文将其他影响因素,如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研发投入也进行了门槛检验,结果可见表6第3-6列。
  总体来说,在某地区市场分割度程度较低时,该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具有正的促进效应;而当某地区的市场分割度原本就处于较高水平,继续提高市场分割程度,就会对经济运行机制造成扭曲,使得市场信号失真,限制了区际分工,阻碍了区际产业组织效率的提升,从而使得技术进步难上加难。这就意味着,在考虑市场分割度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影响效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陆铭和陈钊(2009)[13]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即市场分割对逆向技术吸收的影响具有“倒U型”的阶段性特征。
  六、结论
  本文利用2003—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的研究入手,得到如下有意义的发现:(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然而在存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交易成本被扭曲,间接地遏制了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且经过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对外直接投资与市场分割二者间存在此起彼伏的关系。(2)分地区而言,市场分割只在中游地区有着明显促增,而在下、上游地区表现为负向作用或不显著,可见市场分割提高我国生产效率的作用大部分聚焦于中游地区,而在下游体现为较明显的抑制影响;通过市场分割的调节,中、上游对外直接投資产生的技术溢出对于引致国内技术升级是不利的,然而在下游地区这种技术溢出却明显促进了技术吸收。(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溢出所产生的本土技术升级在表现上有明显“门槛效应”,且以市场分割度为门槛变量时发现,这种技术吸收存在区际差异[30]。当地区的市场分割度较低时,市场分割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显著推动作用;当市场分割度跨过第一个门槛值时,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吸收正向作用于绿色生产效率时直观呈现为上升态势;而当跨越第二个门槛值时,逆向技术溢出系数变为负,也就是以市场分割度为门槛变量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呈现出一种倒U关系。同样地,以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研发投入水平分别作为门槛变量时,各自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
  本文所针对的主题研究有着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1)出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高获得持续发展的目的,中国应当合理运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优化目标实现的环境。国内发展较为成熟的跨国企业应通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方式,去学习效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思路,从而达到以技术吸收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目的。(2)针对国内目前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这一现实,应当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下游地区,政府应减少地区保护,同时应继续加大其对外投资的力度,给予政策便利,争取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下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而对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上游地区,加大地区保护则显得更为重要,此时政府应主要倾向于通过进口贸易的R&D溢出来带动当地的技术进步,同时配合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的促进作用以促使当地创新水平的提升。(3)针对不同市场分割度的地区而言,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不同的,中国政府应注意将中国整体的政府干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借此举措可将从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引致而来的技术溢出最大化,并促进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Rivera-Batiz L A, Romer P M.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531-555.
  [2]霍忻, 刘黎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动态效果探究——基于主成分分析和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 31(5): 81-94.
  [3]杜江,袁昌菊,宋跃刚.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了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吗[J].现代日本经济,2017(1):1-14.
  [4]隋广军,黄亮雄,黄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7(1):32-43.
  [5]李骥宇,李宏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一带一路”战略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8(5):9-16.
  [6]崔岩,于津平. “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7 (5): 135-152.
  [7]Passakonjaras S. Thailan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the Garment Industry[J].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012, 29(2): 101-115.
  [8]Herzer D. The Long-Run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1, 47(5): 767-785.
  [9]高文玲,李涛.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高技术产业创新——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3(1):56-61.
  [10]姚战琪.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7(5):11-24.
  [11]步丹璐,屠长文,罗宏. 产业政策能否缓解市场分割?——基于企业异地股权投资视角的实证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 2017 (6): 75-88.
  [12]吕越,吕云龙,高媛. 中间品市场分割与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 2017, (5): 51-61.
  [13]陆铭,陈钊.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J].经济研究, 2009, (3): 42-52.
  [14]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15]聂爱云, 陆长平. Ofdi、市场分割与国际贸易——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6(2): 115-121.
  [16]杨成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视角[J].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 2017 (6): 6-16.
  [17]孔群喜, 王晶, 王紫绮. 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解释[J]. 财经问题研究, 2018, (10): 105-113.
  [18]尹东东, 张建清.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16 (1): 109-120.
  [19]董大全, 黎峰.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民营企业成长——兼议“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8, (1): 159-172.
  [20]刘鹏.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吗?——基于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视角[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大学学报), 2017(10): 3-10.
  [21]Bitzer J, Kerekes M.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Technology across Borders? New Evidence[J]. Economics Letters, 2008, 100(3): 355-358.
  [22]Young A.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 1091-1135.
  [23]張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J].经济研究, 2010(8): 29-41.
  [24]Coe D T, 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5): 859-887.   [25]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2): 345-368.
  [26]朱陈松,张晓花,朱昌平,施昊哲.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企业研发强度:基于门槛效应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15): 75-80.
  [27]Barro R J, Lee J-W.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3, 32(3): 363-394.
  [28]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54, 36(4): 387-389.
  [29]盛丹,王永进.市场化、技术复杂度与中国省区的产业增长[J].世界经济, 2011 (6): 26-47.
  [30]张诚,赵刚.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升级[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6):52-65.
  Abstract:Based on the CH model,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environmentally-constrained level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16, and investigates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erse technology by using the system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which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endogeneity problems. The impact of spillover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other factors on regional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revealed that: First, Chinese enterprise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ut market segmentation indirectly hinders green by distorting transaction costs in the local marke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condly, when considering the role of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impact of Chinese technolog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the absorption capacity of technology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ird,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downstream productivity The improvement is mainly due to the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le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rely on market segmentation to a greater extent; and in the case of inter-regional differential market segmentation,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externally Direct investment for China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責任编辑:张士斌
其他文献
摘要:本文使用CEPII中BACI-HS02的微观贸易数据库,运用“质量-调整”价格法测算了中国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并选取2007-2016年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借助OLS法以及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别分析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将通过技能溢价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扩大工
期刊
摘 要:知识溢出高度依赖于地理邻近性,知识溢出效应的高低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Griliches-Jaffe知识生产函数,选用研发支出、人力资本、专利水平三种知识存量替代变量,借助SEM空间误差模型实证测度和分析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知识存量变量具有显著的知识空间溢出效应,Jacbos效应、Porter效应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各地区,特别是
期刊
摘 要: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
期刊
摘 要: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探讨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是如何影响其面临的生计风险以及如何作出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发现规避生计风险、选择合适生计策略的基础是提升优化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进而达到生计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应从政策层面想方设法提升生态移民的生计资本数量,尤其是提升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量。  关键词:生态移民;生计资本;生計风险;生计策略  文章编号:2095-5960(20
期刊
摘 要:以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为视角,研究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偏好,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业绩相关性问题。运用因子分析、Logistic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等方法,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权特征不同,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偏好会受到影响,进而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相同;相同股权激励模式下,国有绝对控股上市公司与国有相对控股上市公司的激励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产权性质;股权激励
期刊
摘 要:中国社会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逐年放缓。采用索罗-斯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调整与下行压力并存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经济发展向消费驱动转型时,必然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不能因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而放弃经济转型。我国
期刊
摘 要: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多数反对延迟退休,但是延迟退休挤占了劳动人口福利吗?秉着回答这一科学问题,采用动态优化模型进行模拟研究后发现:相比不延迟退休,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不仅没有挤占当前和未来的劳动人口福利,相反改善了劳动人口福利,并且这个结果对于参数和养老制度的改变是稳健的,而其中的机制是,延迟退休通过提高未来的人均产出和降低单个劳动人口的抚养和赡养负担,进而提高劳动人口福利水平。文章的
期刊
摘 要:基于1993-2017年中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矩统计法、探索性空间数据法和动态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研究了中国省际就业格局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省际就业格局演进具有两极化、空间依赖和空间分层特征,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驱动因素都是工业偏离、人户偏离和经济差距,工业、农业、出口和城镇化等虽说会影响格局,但不会导致失衡。为实现省际经济充分平衡发展,关键要实施户籍匹配工业布局、加快
期刊
摘 要:基于中国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会增加其破产概率,但是,基于动态性检验可发现,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滞后的正效应;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政治级别越高的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越大;相对于非上市
期刊
摘 要:基于科技政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熵权法分析方法,以2013年以来安徽合肥创建和实施推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政策绩效为研究对象,实证测算2013—2017年科技政策的评价绩效得分。从创新载体建设、人才计划、科技项目、财税金融、科技成果产出、技术转移与产业化等方面对政策实施效果及其薄弱环节进行分析,并就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科技政策的优化与完善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科技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