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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1859-1916)，奉命调往直隶，接替不久前去世的李鸿章出任总督。直隶处于拱卫京师要地，直督历来为各省督抚之首，袁世凯这一升迁，用当下时尚的语言，可以说是其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拐点”。
此时的天津，已是仅次于上海的北方最大的商埠，但刚刚遭受八国联军的破城洗劫，烧杀抢掠，瓦砾遍地，已是一片废墟；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商家、官府的银两被侵略军抢掠达数百万吨；市场萧条，物价飞涨，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尚不稳定。初来天津到任的袁世凯，颇觉“受命于危难之中”。面对此情此景，要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任务十分艰巨繁重。作为官府，曾有人形容已是“库无银，档无册，书房无吏”的惨淡局面。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因制钱(辅币)奇缺，竟然出现用纸条、竹签来代替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
曾在山东协助袁世凯创建山东大学堂，并首任学堂总办的周学熙(1866-1947)，因其父周馥接任山东巡抚，依朝廷定例，父子不得在同地为官，于是也来到天津，继续在袁世凯手下效力。周学熙接受的头一项任务，便是被袁世凯委派，出任银圆局总办，铸造铜圆，以应市面之急。袁在赴保定前对周说：“我月余归来，冀见鼓铸成功。”
周学熙迅速行动，选定大悲院残址，招募技师、工匠，又在机器东局废墟中“搜求机器”，“精心构思，设法修配，昼夜兼营”，仅用70天，“房屋机器，一律告成”。袁世凯自保定归来，“诧其神速，推(周)为当代奇才”。同年12月，便已铸成“当十铜圆”150万枚，于是“市面赖以接济，物价顿平，人心大定”。因其式样新颖，便于携带，颇受欢迎，至1907年3月底，所铸成“一文、当五、当十、当二十四”各种铜圆，折合“当十”面值铜圆达68218万枚之多。
铜圆的问世，不但满足了市面的需要，更带来了出乎意料的丰厚利润。据史料记载，北洋银圆局自1902年开铸铜圆，至1907年3月底，不到5年的时间，共获利银193.4万多两。这就为袁世凯主政直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财力。当年，正值朝廷推行“新政”，练新军、办学堂、振兴实业，无一不需要财力支持，而朝廷于“庚子事变”后，承受巨额赔款，自顾不暇，地方事项多赖自筹，银圆局的盈利，正适得其时。在上述近200万两白银的盈利中，约三分之二被用做扩建军警，小站练兵成为袁氏“北洋军”日后称雄中国的基石；约三分之一用于创建工艺总局、各类学堂等。而这一切，又得力于周学熙办事“廉介自持，身为表率”，“极力节省”。据此，袁世凯以周“心精力果，为守兼优”考语，呈奏朝廷“留省序补”。也如周本人所言，“蒙袁公深赏，遂逢知遇，叠绾要差”。此后，周学熙一路顺风，先后出任过淮军银钱所会办、工艺总局总办、北洋支应局总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多项要职；在袁的支持下，创建了启新洋灰、滦州煤矿两个大公司，并亲任总理。奋力周旋于官、商两个舞台。
1905年，周学熙被袁委派兼任天津官银号督办。官银号原本是省金库，即地方财政部门，创建于1902年7月，初始，承担发行新铸铜圆任务，换回银两以续购铸铜圆的原料；同时负责监管市面金融。
周学熙于1903年曾奉袁世凯委托，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见识了近代银行业务的经营。因此，出任官银号督办后便着手制定《天津官银号总章程》，整顿改组，把银号引向近代商业银行方向发展。《章程》定名它为“天津银号”，以“维持市面，振兴实业”为“宗旨”；资本额400万两，分两次筹集；规定省内公家官款必须在此入存，“官款所得息银”只准“督宪(即袁世凯)提用”；以及改革人事、薪俸制度……等。此后，又创办了“博济储蓄银号”，吸揽民间零散钱款，扩大了资金来源；增设“官栈”，方便客户抵押物品存放，降低放贷风险。这样，就使“死钱”变为“活钱”，支持了实业的发展。它的放贷借垫，既有对启新洋灰、滦州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等每笔四五十万元(两)的巨额款项，也有对造胰公司、牙粉公司一二千元(两)的借款。特别是官银号还为袁世凯扩建北洋新军，发行了债票银480万两，以6年为期，连同息银140余万两，均由官银号汇总、收发、拨兑。如此巨额的公债，由省级举办，在当年还属首创，它为袁世凯解决了扩军经费的大问题。
天津银号还曾印发包括银两票、银圆票、铜钱票等纸币，都为它充实了资金，也接济了市面的需要。
这里要说明的是，它所借垫的启新洋灰、滦州煤矿等大公司，也都有袁世凯的股份，但在他生前不列名，由其同乡、幕僚王筱汀出面代理，袁世凯死后才转到其家族子女名下。另外，按当年“行规”，如启新等大公司所获得的利润，要以“报效北洋”名义，为袁世凯主政直隶提供特殊的资金支持。
作为省财政，自然还有包括田赋、盐税、关税……等数十种捐税收入，但上述“北洋银圆局”、“天津银号”则称得上是袁世凯主政直隶，有别于其它省份的两个特殊的、丰厚的“钱柜”。使得袁的“北洋新政”干得最为出色，以至于成为全国的“模范”。正因其“政绩突出”，数年后便奉调入都，升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至于尔后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祸国殃民，则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正是周学熙于直隶辅佐袁所表现的出色理财才干，当辛亥改元，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后，“征召频频，函电纷至，策使临问”，两度任命周为财政总长。幸好，周学熙“大事不糊涂”，当袁世凯野心称帝时，周“坚不附和”，与袁分道扬镳。不久，袁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周学熙也离开官场，专心经营他的实业去了。
此时的天津，已是仅次于上海的北方最大的商埠，但刚刚遭受八国联军的破城洗劫，烧杀抢掠，瓦砾遍地，已是一片废墟；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商家、官府的银两被侵略军抢掠达数百万吨；市场萧条，物价飞涨，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尚不稳定。初来天津到任的袁世凯，颇觉“受命于危难之中”。面对此情此景，要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任务十分艰巨繁重。作为官府，曾有人形容已是“库无银，档无册，书房无吏”的惨淡局面。就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因制钱(辅币)奇缺，竟然出现用纸条、竹签来代替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
曾在山东协助袁世凯创建山东大学堂，并首任学堂总办的周学熙(1866-1947)，因其父周馥接任山东巡抚，依朝廷定例，父子不得在同地为官，于是也来到天津，继续在袁世凯手下效力。周学熙接受的头一项任务，便是被袁世凯委派，出任银圆局总办，铸造铜圆，以应市面之急。袁在赴保定前对周说：“我月余归来，冀见鼓铸成功。”
周学熙迅速行动，选定大悲院残址，招募技师、工匠，又在机器东局废墟中“搜求机器”，“精心构思，设法修配，昼夜兼营”，仅用70天，“房屋机器，一律告成”。袁世凯自保定归来，“诧其神速，推(周)为当代奇才”。同年12月，便已铸成“当十铜圆”150万枚，于是“市面赖以接济，物价顿平，人心大定”。因其式样新颖，便于携带，颇受欢迎，至1907年3月底，所铸成“一文、当五、当十、当二十四”各种铜圆，折合“当十”面值铜圆达68218万枚之多。
铜圆的问世，不但满足了市面的需要，更带来了出乎意料的丰厚利润。据史料记载，北洋银圆局自1902年开铸铜圆，至1907年3月底，不到5年的时间，共获利银193.4万多两。这就为袁世凯主政直隶，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财力。当年，正值朝廷推行“新政”，练新军、办学堂、振兴实业，无一不需要财力支持，而朝廷于“庚子事变”后，承受巨额赔款，自顾不暇，地方事项多赖自筹，银圆局的盈利，正适得其时。在上述近200万两白银的盈利中，约三分之二被用做扩建军警，小站练兵成为袁氏“北洋军”日后称雄中国的基石；约三分之一用于创建工艺总局、各类学堂等。而这一切，又得力于周学熙办事“廉介自持，身为表率”，“极力节省”。据此，袁世凯以周“心精力果，为守兼优”考语，呈奏朝廷“留省序补”。也如周本人所言，“蒙袁公深赏，遂逢知遇，叠绾要差”。此后，周学熙一路顺风，先后出任过淮军银钱所会办、工艺总局总办、北洋支应局总办、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多项要职；在袁的支持下，创建了启新洋灰、滦州煤矿两个大公司，并亲任总理。奋力周旋于官、商两个舞台。
1905年，周学熙被袁委派兼任天津官银号督办。官银号原本是省金库，即地方财政部门，创建于1902年7月，初始，承担发行新铸铜圆任务，换回银两以续购铸铜圆的原料；同时负责监管市面金融。
周学熙于1903年曾奉袁世凯委托，赴日本“考察工商币制”，见识了近代银行业务的经营。因此，出任官银号督办后便着手制定《天津官银号总章程》，整顿改组，把银号引向近代商业银行方向发展。《章程》定名它为“天津银号”，以“维持市面，振兴实业”为“宗旨”；资本额400万两，分两次筹集；规定省内公家官款必须在此入存，“官款所得息银”只准“督宪(即袁世凯)提用”；以及改革人事、薪俸制度……等。此后，又创办了“博济储蓄银号”，吸揽民间零散钱款，扩大了资金来源；增设“官栈”，方便客户抵押物品存放，降低放贷风险。这样，就使“死钱”变为“活钱”，支持了实业的发展。它的放贷借垫，既有对启新洋灰、滦州煤矿、京师自来水公司等每笔四五十万元(两)的巨额款项，也有对造胰公司、牙粉公司一二千元(两)的借款。特别是官银号还为袁世凯扩建北洋新军，发行了债票银480万两，以6年为期，连同息银140余万两，均由官银号汇总、收发、拨兑。如此巨额的公债，由省级举办，在当年还属首创，它为袁世凯解决了扩军经费的大问题。
天津银号还曾印发包括银两票、银圆票、铜钱票等纸币，都为它充实了资金，也接济了市面的需要。
这里要说明的是，它所借垫的启新洋灰、滦州煤矿等大公司，也都有袁世凯的股份，但在他生前不列名，由其同乡、幕僚王筱汀出面代理，袁世凯死后才转到其家族子女名下。另外，按当年“行规”，如启新等大公司所获得的利润，要以“报效北洋”名义，为袁世凯主政直隶提供特殊的资金支持。
作为省财政，自然还有包括田赋、盐税、关税……等数十种捐税收入，但上述“北洋银圆局”、“天津银号”则称得上是袁世凯主政直隶，有别于其它省份的两个特殊的、丰厚的“钱柜”。使得袁的“北洋新政”干得最为出色，以至于成为全国的“模范”。正因其“政绩突出”，数年后便奉调入都，升任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至于尔后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祸国殃民，则是当时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
正是周学熙于直隶辅佐袁所表现的出色理财才干，当辛亥改元，袁世凯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后，“征召频频，函电纷至，策使临问”，两度任命周为财政总长。幸好，周学熙“大事不糊涂”，当袁世凯野心称帝时，周“坚不附和”，与袁分道扬镳。不久，袁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周学熙也离开官场，专心经营他的实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