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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新青年》发刊词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要给中国的青年们办本杂志。36岁的他已经把自己排除在“青年”之外,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也对中国中年以上的人失去信心——中国的希望只在青年身上。
1915年的中国,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已4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民国大总统,随后发生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陷于失败,袁氏将在这一年的年底宣布恢复帝制,当83天自封的“洪宪皇帝”。
而这时的陈独秀,早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革命的洪流里左突右冲,几经砥砺。他感到,是时候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行动方式了,要救中国,先要从思想革命开始,否则政治革命就只能是走形式,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却换上另一个独裁者就是例证。而进行思想革命,应先从舆论宣传办杂志开始,这正是自己的长项。寓居东京之时,他一面在《甲寅》杂志上写文章,一面在考虑,将来自己要办一个完全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杂志,他已经想好,在这本杂志上他要对国民们说些什么,怎样去说。
新青年的六大标准
1915年时,36岁的陈独秀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余年。
1897年(光绪二年),18岁的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落弟,从此人生发生根本转折,用他自己后来的总结来说,从此变成了“康(有为)党”,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之路,“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陈独秀做“康党”很短暂,但做反清的“乱党”做得轰轰烈烈。他不但写文章、做讲演、搞集会,而且还参与搞暗杀,他的“暗杀团”战友,包括了蔡元培、章士钊等诸多名流,他们企图用炸弹来推翻满清王朝。他组织了“岳王会”,这个组织后来整体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早期党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被安徽都督孙毓筠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又随着安徽政局的动荡几度离复职。后来,他起事参与讨伐袁世凯时,因斥责军队将领滥用暴力,竟被捆绑起来几乎被枪毙。反袁失败,陈独秀逃到上海,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成了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上的主力作者,也通过《甲寅》结识了另一位主笔、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李大钊。
回到上海,他的老友、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将他的妻子接来与他团聚,陈独秀终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直到一年半以后他受蔡元培之聘去北京。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做了一件他自己当时也未料到其对中国深远影响的大事:创办《新青年》。
他想办杂志的念头在日本就有了。这回,他对汪孟邹说,希望由亚东图书馆负责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只要有个十年八年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对这本杂志信心满满。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以后,这本杂志就在中国青年读者中有着如雷贯耳的巨大影响力,而自己一生的命运与事业都会与之相连。
新杂志起初被命名为《青年杂志》。虽然陈独秀说,《青年杂志》在十年八年内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汪孟邹看不出这本杂志能有多少经济效益。“亚东”是个小摊子,实在拿不出這笔开办费,汪就把杂志介绍给朋友开的“群益书社”。“群益”接受了,商定每月为新杂志付出200大洋的编辑费和稿费。就在新杂志于创刊之际,“群益”的老板收到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抗议信,说《青年杂志》与该会办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于是,“群益”的老板决定将新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汪一致同意。这个名字其实远比原来的名字响亮得多,陈独秀还在改名后的刊物上特作文说:“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
——《新青年》发刊词
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他要给中国的青年们办本杂志。36岁的他已经把自己排除在“青年”之外,他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也对中国中年以上的人失去信心——中国的希望只在青年身上。
1915年的中国,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已4年,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当上民国大总统,随后发生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陷于失败,袁氏将在这一年的年底宣布恢复帝制,当83天自封的“洪宪皇帝”。
而这时的陈独秀,早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革命的洪流里左突右冲,几经砥砺。他感到,是时候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行动方式了,要救中国,先要从思想革命开始,否则政治革命就只能是走形式,辛亥革命推翻皇帝却换上另一个独裁者就是例证。而进行思想革命,应先从舆论宣传办杂志开始,这正是自己的长项。寓居东京之时,他一面在《甲寅》杂志上写文章,一面在考虑,将来自己要办一个完全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杂志,他已经想好,在这本杂志上他要对国民们说些什么,怎样去说。
新青年的六大标准
1915年时,36岁的陈独秀的革命生涯已经十余年。
1897年(光绪二年),18岁的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落弟,从此人生发生根本转折,用他自己后来的总结来说,从此变成了“康(有为)党”,走上充满艰险的革命之路,“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陈独秀做“康党”很短暂,但做反清的“乱党”做得轰轰烈烈。他不但写文章、做讲演、搞集会,而且还参与搞暗杀,他的“暗杀团”战友,包括了蔡元培、章士钊等诸多名流,他们企图用炸弹来推翻满清王朝。他组织了“岳王会”,这个组织后来整体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早期党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被安徽都督孙毓筠任命为都督府秘书长,又随着安徽政局的动荡几度离复职。后来,他起事参与讨伐袁世凯时,因斥责军队将领滥用暴力,竟被捆绑起来几乎被枪毙。反袁失败,陈独秀逃到上海,又去了日本。在那里,他成了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上的主力作者,也通过《甲寅》结识了另一位主笔、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李大钊。
回到上海,他的老友、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将他的妻子接来与他团聚,陈独秀终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直到一年半以后他受蔡元培之聘去北京。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做了一件他自己当时也未料到其对中国深远影响的大事:创办《新青年》。
他想办杂志的念头在日本就有了。这回,他对汪孟邹说,希望由亚东图书馆负责杂志的印刷和发行,“只要有个十年八年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对这本杂志信心满满。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以后,这本杂志就在中国青年读者中有着如雷贯耳的巨大影响力,而自己一生的命运与事业都会与之相连。
新杂志起初被命名为《青年杂志》。虽然陈独秀说,《青年杂志》在十年八年内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汪孟邹看不出这本杂志能有多少经济效益。“亚东”是个小摊子,实在拿不出這笔开办费,汪就把杂志介绍给朋友开的“群益书社”。“群益”接受了,商定每月为新杂志付出200大洋的编辑费和稿费。就在新杂志于创刊之际,“群益”的老板收到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抗议信,说《青年杂志》与该会办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于是,“群益”的老板决定将新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汪一致同意。这个名字其实远比原来的名字响亮得多,陈独秀还在改名后的刊物上特作文说:“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