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动荡，外需急剧下滑、内需依旧疲弱，此情此境下，中国近期推出的4万亿的庞大投资计划之于中国和世界都有了特殊的意义。而在中央政府的投资意向出台后，各地也纷纷表示跟进，广东、江苏、北京都相继透露了高达几千亿甚至万亿的投资计划。
　　我们认为，担心经济“硬着陆”是这些政策密集出台的背景，对基础设施尤其是公共交通的投资有助于舒缓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发展瓶颈，促进产业升级。亦可以吸收大量因为房地产市场投资停滞而伴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减少全社会的失业压力。同时也可能承接钢铁、水泥能源材料行业过剩的生产力，不至于使这些行业中的一些企业“猝死”。上世纪末期，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曾经就启动过一轮扩大公路投资举措，效果斐然。而对保障民生的投资格外关注亦是此次“拯救”计划的亮点，延续了本届政府“民生为先”的执政思路。
　　我们认为，鉴于财政收入持续的高增长会因为经济下滑戛然而止，延续以往的粗放式的投资模式断不可取。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必须伴以投融资体制和监管制度的创新，不然将会使中国再次进入高投资、低效率增长的陷阱。新投资还需要新思维。
　　投资空间大、投资率高是中国多年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秘诀，但其中效率低下，浪费宝贵资源的投资也比比皆是。各种各样的烂尾工程、面子工程、没有经过严格论证匆匆上马而不产效益的工程散落各地，甚至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考虑到多年来对环保、民生的投资欠账，这样的事实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同时，高额投资也催生了庞大的部门利益，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比如近期就有官员坦陈，30万公路管理收费人员的安置已经成为燃油税迟迟难以推行的重要阻滞。而其中酝酿的贪腐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历数近年来的重大的高级官员“落马”案件，多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腐败有关。因此，中国应当从多年来的大规模投资中汲取教训，严格监督每个项目的进程，清晰预算，防患于未然。
　　此外，新时期的投资还应该与投资体制创新相伴，即使稍有改进，也会效率倍增。在旧的模式下，基础设施的投资、获益主体多为铁板一块的垄断性国有企业，致使服务极端恶劣。而正是窥探到了上述这些弊端，过去20多年间，基础产业方面的公共投资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主要的措施集中在重组国有企业，使之能够按照商业规则自主运营并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政府部门的控制，将竞争性或可竞争性行为从自然垄断中剥离出来。
　　可以预期，即使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期望以财政投入、银行信贷等多管齐下的方式加大投资，但是由于投资周期长，变数多，仍然有可能没有足够的财力来继续支持这些行业的扩张。而如果没有足够的私人投资流入这些行业，没有良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配套，现在确定的目标就难以达到。考虑到当前并不有利的整体投资氛围，政府必须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尽力为投资者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以真正高效地提振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