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是南中国海,远处的帆,在黑夜被自动点亮的灯塔。
　　下雨了。哪儿也去不了。
　　坐在窗前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颓败的喷泉,摇摇欲坠的老宅邸,废弃的百年煤气厂,清真寺剥落的古墙,被常青藤和梧桐树遮蔽的旧木屋,这些都是偶然性的美。但若想在废墟中发现城市的灵魂,你就得踏上布满历史偶然性的迷宫长径。
　　本雅明说,外人看一座城市,感兴趣的是异国情调或美景。而对一个把故乡当异乡的人来说,却始终掺杂着参差对照的回忆。这种回忆里总是有一种优美而忧伤的气质。
　　站在窗前,下雨时海上的天空,好像中国画的大泼墨,这一笔,那一笔,五彩斑斓,亦有工笔的线条勾勒,颇有乾隆年间钱大昕的笔触意味,楷法写枝干,行草写花叶。
　　在上海,小时候站在海鸥饭店的窗前,也曾见到过这样的图案,轮船、烟囱、屋顶、天际线,拖长的汽笛,有跌宕清索的深挚。
　　海上的灯塔亮了起来,雨很细,很密,悄无声息,是上海秋天冷雨清索的样子。两行足印,蜿蜒地爬行在黄昏的海滩上,宛如布满历史偶然性的迷宫长径。
　　在异地,我常常会在午睡的时候梦到上海的一条弄堂和认识的一个人。那个人住在康平路,他每天都要踩着自行车从康平路滑入一条弄堂,经过蜿蜒地、伸缩变化的一长段弄堂之旅,由淮海中路1857弄的另外一个出口滑出,每每那刻,他仿佛经历过一小场奇妙的仪式,更卖力地将车踩向华山路上班的地方。
　　我最初知道淮海中路1857弄,仅仅是因为那个人。后来他搬走了。
　　中学时代每天步行换车,天天路过宋庆龄故居,都不曾留意到隔壁那条弄堂,那个入口实在太容易被错过了,任何路人走过朝里看一眼,都会以为左侧灰色高墙与篱笆的尽头,将无路可走。
　　这是上海最幽深、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条弄堂,它像一行冷艳的俳句,也如一道洞口的弧光,你沿着墙慢吞吞地往下走,不知道会遇见什么。连绵在视线里依次绽露的,是一栋又一栋风格迥异的楼房,每一栋看起来都布满灰尘,却有不同的底色,各自门洞外的泥墙上镶嵌着碧绿的邮箱,以及窗口晒着的陈旧棉毛衫,暗示你那房子里还是有人住的。哪怕你是在双休日的白天去那里逛,也会发现四下静得出奇,只听见不知道哪一栋房子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狗叫。再往里走一段,又有诵经一般的鸽子“咕噜”声,掺和了翅膀拍打的声音,虽然看不见一只鸽子,但是在这样的听觉里,被午后的太阳恩惠着,你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不由自主停下脚步站个一分钟。真不知道生活在如此沉穆的场景里的人,会是什么样子的。
　　有大块的空地,冷不防有扭着腰的粗壮梧桐横在路的中间。梧桐的后面,某个孤独的小孩子在跳绳,或者两个年轻人,在打羽毛球,弄堂里的大树参天,茂盛的叶子长成了一张天然的顶蓬,没有什么风,正适合打羽毛球。弄堂的宽度与弯度非常随性地变化着,仿佛是不定的变奏。在你刚刚想着“这里可以开车进来”之后,它忽然情绪化地收缩成只容得下一个人行走的羊肠小道。这里能让你在静谧中体会被时间与空间的牵引,有一点未知的神秘所带来的兴奋感。
　　又一片篱笆进入眼帘的时候,恍如隔世,你会终于忍不住想:“这是个适合拍摄电影的场景。”事实上,八十年代初郭凯敏与张瑜主演的电影《小街》,就是在这里拍摄的,仿佛能看见满脸泪痕的张瑜被红卫兵追赶着穿过篱笆下的小道。
　　就在你还企图发现一点什么的时候,那戏剧感的周遭渐渐打开,已经走到了康平路的出口,弄堂口有家幼儿园。宛平路上还有一个出口,仿佛埋在草堆里更不起眼。
　　这里的人都没声响,好似海滩上两行被时刻冲刷着的足印,但你知道他们都正住在这里。
　　1944年,张爱玲上街买菜。街道,空气,味道,骑车撒开把欢呼的少年,篮子里的青菜和豆腐,她竟然是喜欢的!生活在高压下的平民百姓,也只有这些小小的团圆了。
　　在张爱玲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作家很少有人如张爱玲这般钟情上海,自觉地使用上海经验进行写作,倒是白先勇、施叔青、李欧梵、李碧华等一批海外作家,前赴后继,在别处奋力书写上海。晚年的张爱玲,出版的最后一本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也还是上海故事。她是还没有离开就已经想念了。
　　2002年,春节,下雪。我从美国回来,站在曾经每天都要经过的街角,我迷路了。同外祖父一起听唱片的晒台,弄堂对过夏天冷气开放的电影院,买纸杯冰淇凌的食品店,吃罗宋汤的上咖,集体消失了。我像一个忘记带钥匙的小孩,站在自家的门口,不知所措。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个人历史是隐匿在这个城市的皱襞里的,它在,我在。那一晚,我躺在我被移到城市另一个角落的童年小床上做了一个梦……坐在26路电车上,婆娑的阳光,温暖的雨,电车驶过成排的梧桐树,树的背后是木制百叶窗紧闭的阳台,我认出那是我家的窗口。我大叫,停,停车,我要下去。可是我呼喊时没有声音,胸口哽咽疼痛,醒来,泪流满面。
　　醒转来,问自己,天堂是不是在自家的后院,悔不迭的,用碎片的方式,荒腔走板地开始了上海主体的拼贴和复制,像所有人正在做的那样。上海咖啡,上海老歌,上海老电影,上海女人,上海男人……一个巨型的时尚Monogram,一席移动的盛宴,一个不散的怀旧派对。我和他们都复制拼贴得如此无力,这是为什么?
　　就这样,突然有一天,走在路上,脚步却慢下来,慢下来,等着我们的童年,等着我们的青春追杀上来,等着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等着我们的城市追上来。
　　游记作家舒治国在描述纽约的时候写了最好的“在别处”的文字,他说,若选择住,我不会选纽约。他说,除了上述的太多重复外,树太少、楼太高、人太多也算是随手可以拈来的偷懒式理由,但最主要的是它太抽象。是的,便是这个字,太抽象。我常想,有人喜欢它,便因为她抽象;这是纽约了得之处,太多的城市做不到它这一点。而我,还没学会抽象。
　　上海不是纽约,但亦是一座“别处感”很强的城市,能把这里当家的,除了那些科班弄堂出生、贫富贵贱不论都被叫着“小赤佬”长大的孩子以外,也只有那些能够在每一张床榻上入睡,在每一种灯光里迷醉,同时也能应付各种未知与变数的人,他们才能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除此以外热爱与怀念上海,永远也不要身临其境才好,用看一部默片的距离与她时时刻刻地接近,太近了渐变成生疏,总构不成完整的画面。生活在这里,生命却始终鲜活在别处。大概只有同时绕开上海和当年,才能抵达我这描述的自由。让上海不经意地成为某出戏剧的开场白。
　　这番开场白的主题是“回来”。跑道已经很远很远,但仍能听到当初起飞时引擎的轰鸣。回头看看登机口,走的时候是一个人,回的时候是一个人。
　　此刻,在夜空漆黑的天涯海角,雨越下越大。我起身走向异地的窗子,用指尖,蘸了雨水,在窗玻璃上画了一个阳台,阳台后面半开的百叶窗,露滴梧桐,蔷薇烟红,是难以描画的,远处一个小孩,穿着套鞋打着伞,提着孤独的一根跳绳,企图寻找那条弄堂——来时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