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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南麓经历了由纯草原生态环境到半农半牧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各历史时期的战争、历代政府的农牧业生产政策、区域人口的增加以及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等人类活动是该地区生态环境变迁过程的主要原因,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过程,有利于正确认识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促进该地区今后的生态环境建设。
[关键词]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K921/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05-04
一、 区域概况
祁连山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个巨大山系,由一系列北西—南东走向的平行山岭和谷地组成。具体而言,祁连山脉雄峙于河西走廊之南、青藏高原北缘,为古生代地槽型褶皱山系,其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西南的当金山口,与阿尔金山相接,东西绵长850多公里,南北宽80～240公里。山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海拔在3000～3500米以上。山体自然生态垂直带发育良好,其中森林草原带和高山灌丛草甸带为本区主要的水源涵养林带,这里分布着青海云杉、祁连山圆柏等高大乔木林和其他灌丛林带以及大片的草原植被。纵贯河西走廊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河系,皆源自祁连山区,并赖山区林草的涵养水源。据测定,山区各自然带产流的百分比为:山地草原带1.6%,森林灌丛带24.3%,亚高山草甸带39.2%,高山冰雪寒冻带34.9%。可见,祁连山系的森林、灌丛、草甸以及冰川雪岭等为河西走廊生态系统的命脉所系,同时也是青海省东部地区、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之源,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在历史上,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一直是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本文将以祁连山南麓(青海属界)为重点,初步探讨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情况。
在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经历了由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天然草原生态环境向半人工农田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在此,虽然有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过程,有利于正确认识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协调祁连山地区人地关系、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相关的历史借鉴。
二、 生态环境历史变迁过程
(一) 原始草原生态环境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公元前7世纪末)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的先民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20世纪80年代对柴达木盆地的考古发掘证明,在二三万年前,这里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有适宜于成群食草类动物生活的疏林草原环境,狩猎所得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由此可以推及,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整个青海高原的草原生态环境要比现在优越得多,当然也包括祁连山地区。
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青铜器时代诸文化,其中以卡约文化最为典型。据C14测定,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740年,但其延续时间因地区而异。该文化是青海境内分布面积最广、遗址数量最多的青铜时代文化,其北缘已延伸到祁连山南麓。卡约文化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存在因地而异的情况。河湟谷地农业较发达,高寒山区、草原地带如祁连山南麓则牧业所占比重大,青海湖沿岸又以渔猎为主。该时期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羊、牛、马等兽骨以及彩陶中多见羊纹图案等迹象表明,当时畜牧业生产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这与该时期青铜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及其带动社会生产力提高有很大关系,使人们得以将生存空间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牧业区(如祁连山地区)。该时期较大规模的畜牧业经济的产生,也是青海先民适应自然、征服自然能力提高的表现。青海广阔丰美的草场资源自此开始得到利用。进入青铜器时代,人们利用原始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弓箭进行简单的农牧业生产活动,如家畜驯化、狩猎等,这对野生物种势必有较大的影响;烧制青铜器也使祁连山南麓森林的生长受到一定影响。然而,畜数农耕仍未形成规模。人畜数量不多,且流动性大,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仍然处于“弱相关”的相互适应阶段。
(二) 草原生态环境、半农半牧生态环境交替阶段(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末)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祁连山的天然屏障作用,使得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里曾多次出现牧业和半农半牧经济与文化交替变换的现象,从而使得祁连山南麓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秦汉时期
祁连山南麓在汉以前为羌人牧地,秦汉时期祁连山地区的自然生态景观可从史书记载中窥见一斑。《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 “(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当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驱走匈奴,攻取河西走廊后,“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西河旧事》亦云: “(祁连山)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解酪得酥斗余。又有仙树,人行山中饥渴者,食之即饱。”由此可见,当时,在祁连山一带,不仅松柏五木、“仙树”生长良好,而且水肥草美,牛羊赖之充肥,为匈奴等游牧民族所依依眷恋。
秦末汉初,原居河西走廊的一部分月氏人遭匈奴沉重打击,退保南山(今祁连山)一带,史称“小月氏”,他们与祁连山地区羌人交错杂处,逐步发展了畜牧业,培育出优良畜种——犏牛和藏系羊。霍去病击败匈奴后,提倡当地羌人发展养马业,自此门源地区以盛产名马而著称于世。但随着汉王朝势力不断深入青海,祁连山地区的原始草原生态文化遂被逐步改变。自汉武帝河西建郡起,随着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开发的进行,祁连山区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积地砍伐破坏,该地区的森林景观一度遭到破坏。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在祁连山南麓浩门河(今大通河)、湟水流域一带屯田,两汉在此且耕且战,农业生产得以发展。而这些人类活动给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可想而知。此时,祁连山南麓虽出现了农耕文化的影子,但区域生态环境仍然为草原生态系统占主导。
2.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魏晋以来,特别是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祁连山南麓先后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吐谷浑等政权的交替统治。随着这些政权迅速更迭,战火频仍,祁连山南麓草原森林大量被毁。同时,这些政权也相继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农业政策,对包括祁连山南麓的广大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隋炀帝大破吐谷浑,将屯田制度从今青海一带向西推进了一大步。这些使得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开始由自然草原生态系统逐步向半自然农田生态系统演变,但比较缓慢。
另一方面,蒙古草原的鲜卑吐谷浑人的到来,引起了祁连山南麓游牧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他们不仅引进了蒙古草原先进的游牧方式和生产经验,也引进了蒙古草原的主要畜种蒙古马,引波斯种畜,改良牲畜质量,培育出良种马种“龙驹”和“青海骢”。至隋唐之际,这里成为隋唐政府马匹的主要供应地。但随着人畜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民族间战争的频繁发生,该地区的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草原承载力下降,迫使吐谷浑人和羌人大多内迁。
3.宋至元明时期
唐朝末年,祁连山南麓为河湟吐蕃唃斯啰的青唐政权所控制。宋代青唐时期,青海包括祁连山南麓自唐末五代以来因战乱遭受严重破坏的农牧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养马业尤为发达。因此,蒙古族再次从蒙古草原进入青藏高原,青海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南宋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占领青海北部地区。绍定二年(1229),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后,将青海、甘肃及河西走廊原属西夏国境界划归给其次子阔端,封为西凉王,又称永昌王,在门源县地皇城滩筑避暑行宫,名“斡尔朵城”。此地又叫黄城滩、大草滩,也曾是匈奴,和回鹘人的牧地。清人梁汾所著《秦边纪略》云:“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内地仅有。”藏族史诗《格萨尔》中说该草原是“黄金莲花草原”;而蒙古人称之为“夏日塔拉”,意为“黄金牧场”。
明代以来,因各类屯田的开展,青海地区以牧业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大多处在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的转化过程中。但在祁连山南麓,畜牧业仍居于主导地位。元明政府积极兴办官营牧场,发展茶马贸易,致使养马业得到空前发展。
(三) 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生态环境阶段(公元17世纪至今)
明清以来,回、汉民族不断移入祁连山南麓,垦殖业始有发展,至民国末年,形成了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的生产状况。
1.清朝至解放前夕
祁连山南麓农业垦殖,真正始于明代。明洪武六年(1373),实行“上马为军,下马为耕”的政策,首由军队屯驻垦殖,主要从事饲草料生产。继而,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首批回、汉民族入居,农业得到进一步开发。清顺治十六年(1659),蒙古族首领麦力干于此地大量开地伐木,大营宫室,使其长子南力木居之。南力木收集流亡400余人,在三角城(今门源克图口)——讨拉一带开荒种地,以后因战事,种植业几经荒废。罗布藏丹津事件后,门源设大通卫,该卫前总镇冯允忠在黄田一带拨兵试种,耕种尚未成功。至乾隆二十六年(1771),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才真正得到复苏。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游牧基地被开垦,耕种技术随之改进。
民国时期,祁连山南麓的农业生产规模较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垦种地域由川水地发展到浅、脑山地带。民国二十七年(1938),青海省政府推行垦务,驱使门源、大通、互助的壮丁及士兵,在门源地区的西滩簸箕湾等浅、脑山开垦荒地,后作价卖给当地平民。至1949年门源解放时,全县耕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粮油播种面积达15.5万亩。自明代至民国末年的570余年中,祁连山南麓农业经历了军屯转为民屯,以牧业为主—半农半牧—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里程。
2.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
解放前,作为生产资料的牲畜和草原绝大多数被牧(地)主、部落头人及寺院占有,而人数占90%以上的贫苦牧民只占有牲畜的10～20%,且没有固定草场。畜牧业长期处于逐水草游牧、粗放、乱牧的原始状态。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 “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全面发展生产”的政策,逐步对牧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引导牧民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对牧主采取赎买政策,建立公私合营牧场。解放初推行四季轮牧。50年代后期,由于草场剧减,牧区实行冬春、夏秋二季轮牧。牧区冬春草场由10月上旬至第二年6月中旬,放牧285天左右。夏秋草场放牧6月中旬至10月中旬,放牧120天左右。针对冬春草场放牧时间长,超载量过重的情况,采取上午吃残、下午吃鲜、逐日蚕食的办法节约用草。“文革”后又采取了围建草库伦的围栏保护措施,较好地保护了植被。但在1958年“以粮为纲”的路线指引下,盲目毁草毁林开荒,草原面积急剧缩减。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实行“政治工分”、“标兵工分”,禁止群众个人养畜,使群众的畜牧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推行“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归户,户有户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冬春草场的使用权固定到户,夏秋草场按圈窝落实到户,农业区的各类草场落实到社、村,实现了牲畜、草场双层承包责任制,使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近几十年来,祁连山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水源涵养功能减退、草地退化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展、荒山秃岭面积增大、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威胁、种群数量不断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政府将祁连山森林划定为水源涵养林并作出停止采伐森林的决定后,祁连山森林资源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由于祁连山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严酷,其生态环境表现为整体虽有好转、局部仍有恶化的趋势。为保护和治理好祁连山区的生态环境,青海省正全面启动对祁连山南麓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三、 生态环境历史变迁原因探讨
(一)战争因素
从祁连山南麓由纯草原生态环境变迁为半农半牧生态环境的历史可以看出,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祁连山南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北方各游牧民族为争夺草场而相互征战;中原各封建王朝也常对这些民族政权发动征剿,这些都使祁连山南麓的自然草原生态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政策因素
各民族政权的农牧生产政策也是影响自然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汉将霍去病提倡当地羌人发展养马业,到赵充国在浩门河屯田,再到前凉、前秦、后凉等政权在此地的交替统治,以及鲜卑吐谷浑人的到来所引起的游牧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无一不影响着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人文景观的变化,致使草原景观变迁为农牧交替景观。解放至今60年来,各级政府在各时期的牧业政策、农业政策也影响了该地区农牧业的发展进程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完善了牲畜、草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理调整了产业结构,牧业区立草为业,兴草兴畜,大搞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区农畜结合,畜禽并重,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之出现的草地退化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展等问题又成为区域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人口因素
人口波动是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自然变量。如汉初,部分月氏人退避祁连山,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和民族融合;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祁连山地区所经历的各民族政权,同样带来了大幅度的人口波动和民族交融;元蒙古人口的移入、明清时屯兵及回汉民族的大举移入,最终形成了六个世居民族在此交错杂居的稳定格局,无疑极大地影响着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
(四)生产生活方式因素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民族结构的不断变化,不同的农耕生产方式或游牧文化对本地区生态景观的变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草原生态系统为主—草原、半农半牧生态系统交替—半农半牧生态系统为主的生态变迁模式,成为祁连山南麓历史生态环境变化的主流与基本过程。
四、结论
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南麓频繁的战争,人口的增多,过度地采伐开垦、放牧等人类活动,导致该地区原始草原生态逐渐消失,而变迁为今日农牧交替的生态格局。目前,一些人为的不利因素仍然制约着区域生态环境的稳定,如草场退化、土地沙化、工业污染等。因此,今后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优化,仍需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目的地逐步解决所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使这种农牧交替、各自为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序发展。
[注 释]
转引自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
祁连山系各山脉走向和排列在东、中、西三段很不规则,因而其南、北麓分野不甚清晰。按解放后的省界线来说,祁连山北麓指甘肃一侧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全部或大部及山丹、民乐两县的南部。但从水系分界(分水岭)来看,严格意义上的祁连山北麓还包括青海一侧的祁连县、天峻县和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本文从前一界定和普遍认同,因此将祁连县、门源回族自治县等作为祁连山南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崔永红等:《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门源回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门源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第131页、第171页。
[关键词]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历史变迁
[中图分类号]K921/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8-0005-04
一、 区域概况
祁连山是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一个巨大山系,由一系列北西—南东走向的平行山岭和谷地组成。具体而言,祁连山脉雄峙于河西走廊之南、青藏高原北缘,为古生代地槽型褶皱山系,其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西南的当金山口,与阿尔金山相接,东西绵长850多公里,南北宽80～240公里。山势西高东低,大部分海拔在3000～3500米以上。山体自然生态垂直带发育良好,其中森林草原带和高山灌丛草甸带为本区主要的水源涵养林带,这里分布着青海云杉、祁连山圆柏等高大乔木林和其他灌丛林带以及大片的草原植被。纵贯河西走廊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河系,皆源自祁连山区,并赖山区林草的涵养水源。据测定,山区各自然带产流的百分比为:山地草原带1.6%,森林灌丛带24.3%,亚高山草甸带39.2%,高山冰雪寒冻带34.9%。可见,祁连山系的森林、灌丛、草甸以及冰川雪岭等为河西走廊生态系统的命脉所系,同时也是青海省东部地区、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的生命之源,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在历史上,这里气候凉爽、水草丰美,一直是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园。本文将以祁连山南麓(青海属界)为重点,初步探讨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情况。
在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经历了由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天然草原生态环境向半人工农田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在此,虽然有区域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变化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研究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过程,有利于正确认识人类生产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协调祁连山地区人地关系、促进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相关的历史借鉴。
二、 生态环境历史变迁过程
(一) 原始草原生态环境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公元前7世纪末)
据考古发现,在距今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青海的先民就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20世纪80年代对柴达木盆地的考古发掘证明,在二三万年前,这里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有适宜于成群食草类动物生活的疏林草原环境,狩猎所得是当时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由此可以推及,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整个青海高原的草原生态环境要比现在优越得多,当然也包括祁连山地区。
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是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青铜器时代诸文化,其中以卡约文化最为典型。据C14测定,其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740年,但其延续时间因地区而异。该文化是青海境内分布面积最广、遗址数量最多的青铜时代文化,其北缘已延伸到祁连山南麓。卡约文化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存在因地而异的情况。河湟谷地农业较发达,高寒山区、草原地带如祁连山南麓则牧业所占比重大,青海湖沿岸又以渔猎为主。该时期墓葬中大量出土的羊、牛、马等兽骨以及彩陶中多见羊纹图案等迹象表明,当时畜牧业生产比前代有了很大发展。这与该时期青铜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及其带动社会生产力提高有很大关系,使人们得以将生存空间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牧业区(如祁连山地区)。该时期较大规模的畜牧业经济的产生,也是青海先民适应自然、征服自然能力提高的表现。青海广阔丰美的草场资源自此开始得到利用。进入青铜器时代,人们利用原始的青铜生产工具和弓箭进行简单的农牧业生产活动,如家畜驯化、狩猎等,这对野生物种势必有较大的影响;烧制青铜器也使祁连山南麓森林的生长受到一定影响。然而,畜数农耕仍未形成规模。人畜数量不多,且流动性大,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仍然处于“弱相关”的相互适应阶段。
(二) 草原生态环境、半农半牧生态环境交替阶段(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16世纪末)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祁连山的天然屏障作用,使得这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里曾多次出现牧业和半农半牧经济与文化交替变换的现象,从而使得祁连山南麓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秦汉时期
祁连山南麓在汉以前为羌人牧地,秦汉时期祁连山地区的自然生态景观可从史书记载中窥见一斑。《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西河旧事》: “(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余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当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驱走匈奴,攻取河西走廊后,“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西河旧事》亦云: “(祁连山)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夏泻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好,一解酪得酥斗余。又有仙树,人行山中饥渴者,食之即饱。”由此可见,当时,在祁连山一带,不仅松柏五木、“仙树”生长良好,而且水肥草美,牛羊赖之充肥,为匈奴等游牧民族所依依眷恋。
秦末汉初,原居河西走廊的一部分月氏人遭匈奴沉重打击,退保南山(今祁连山)一带,史称“小月氏”,他们与祁连山地区羌人交错杂处,逐步发展了畜牧业,培育出优良畜种——犏牛和藏系羊。霍去病击败匈奴后,提倡当地羌人发展养马业,自此门源地区以盛产名马而著称于世。但随着汉王朝势力不断深入青海,祁连山地区的原始草原生态文化遂被逐步改变。自汉武帝河西建郡起,随着大规模移民实边、屯垦开发的进行,祁连山区的天然植被被大面积地砍伐破坏,该地区的森林景观一度遭到破坏。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军在祁连山南麓浩门河(今大通河)、湟水流域一带屯田,两汉在此且耕且战,农业生产得以发展。而这些人类活动给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可想而知。此时,祁连山南麓虽出现了农耕文化的影子,但区域生态环境仍然为草原生态系统占主导。
2.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魏晋以来,特别是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祁连山南麓先后经历了前凉、前秦、后凉、南凉、西秦、北凉、吐谷浑等政权的交替统治。随着这些政权迅速更迭,战火频仍,祁连山南麓草原森林大量被毁。同时,这些政权也相继积极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农业政策,对包括祁连山南麓的广大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意义。隋炀帝大破吐谷浑,将屯田制度从今青海一带向西推进了一大步。这些使得祁连山地区生态环境开始由自然草原生态系统逐步向半自然农田生态系统演变,但比较缓慢。
另一方面,蒙古草原的鲜卑吐谷浑人的到来,引起了祁连山南麓游牧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他们不仅引进了蒙古草原先进的游牧方式和生产经验,也引进了蒙古草原的主要畜种蒙古马,引波斯种畜,改良牲畜质量,培育出良种马种“龙驹”和“青海骢”。至隋唐之际,这里成为隋唐政府马匹的主要供应地。但随着人畜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民族间战争的频繁发生,该地区的草原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草原承载力下降,迫使吐谷浑人和羌人大多内迁。
3.宋至元明时期
唐朝末年,祁连山南麓为河湟吐蕃唃斯啰的青唐政权所控制。宋代青唐时期,青海包括祁连山南麓自唐末五代以来因战乱遭受严重破坏的农牧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养马业尤为发达。因此,蒙古族再次从蒙古草原进入青藏高原,青海草原重新焕发生机。南宋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所部蒙古军占领青海北部地区。绍定二年(1229),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即汗位后,将青海、甘肃及河西走廊原属西夏国境界划归给其次子阔端,封为西凉王,又称永昌王,在门源县地皇城滩筑避暑行宫,名“斡尔朵城”。此地又叫黄城滩、大草滩,也曾是匈奴,和回鹘人的牧地。清人梁汾所著《秦边纪略》云:“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内地仅有。”藏族史诗《格萨尔》中说该草原是“黄金莲花草原”;而蒙古人称之为“夏日塔拉”,意为“黄金牧场”。
明代以来,因各类屯田的开展,青海地区以牧业为主的各少数民族大多处在向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类型的转化过程中。但在祁连山南麓,畜牧业仍居于主导地位。元明政府积极兴办官营牧场,发展茶马贸易,致使养马业得到空前发展。
(三) 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生态环境阶段(公元17世纪至今)
明清以来,回、汉民族不断移入祁连山南麓,垦殖业始有发展,至民国末年,形成了半农半牧、农牧结合的生产状况。
1.清朝至解放前夕
祁连山南麓农业垦殖,真正始于明代。明洪武六年(1373),实行“上马为军,下马为耕”的政策,首由军队屯驻垦殖,主要从事饲草料生产。继而,随着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首批回、汉民族入居,农业得到进一步开发。清顺治十六年(1659),蒙古族首领麦力干于此地大量开地伐木,大营宫室,使其长子南力木居之。南力木收集流亡400余人,在三角城(今门源克图口)——讨拉一带开荒种地,以后因战事,种植业几经荒废。罗布藏丹津事件后,门源设大通卫,该卫前总镇冯允忠在黄田一带拨兵试种,耕种尚未成功。至乾隆二十六年(1771),为畜牧业服务的种植业才真正得到复苏。乾隆至嘉庆年间(1736～1820),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游牧基地被开垦,耕种技术随之改进。
民国时期,祁连山南麓的农业生产规模较清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垦种地域由川水地发展到浅、脑山地带。民国二十七年(1938),青海省政府推行垦务,驱使门源、大通、互助的壮丁及士兵,在门源地区的西滩簸箕湾等浅、脑山开垦荒地,后作价卖给当地平民。至1949年门源解放时,全县耕地面积达28万亩,其中粮油播种面积达15.5万亩。自明代至民国末年的570余年中,祁连山南麓农业经历了军屯转为民屯,以牧业为主—半农半牧—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里程。
2.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
解放前,作为生产资料的牲畜和草原绝大多数被牧(地)主、部落头人及寺院占有,而人数占90%以上的贫苦牧民只占有牲畜的10～20%,且没有固定草场。畜牧业长期处于逐水草游牧、粗放、乱牧的原始状态。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 “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全面发展生产”的政策,逐步对牧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引导牧民群众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对牧主采取赎买政策,建立公私合营牧场。解放初推行四季轮牧。50年代后期,由于草场剧减,牧区实行冬春、夏秋二季轮牧。牧区冬春草场由10月上旬至第二年6月中旬,放牧285天左右。夏秋草场放牧6月中旬至10月中旬,放牧120天左右。针对冬春草场放牧时间长,超载量过重的情况,采取上午吃残、下午吃鲜、逐日蚕食的办法节约用草。“文革”后又采取了围建草库伦的围栏保护措施,较好地保护了植被。但在1958年“以粮为纲”的路线指引下,盲目毁草毁林开荒,草原面积急剧缩减。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实行“政治工分”、“标兵工分”,禁止群众个人养畜,使群众的畜牧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推行“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牧畜作价归户,户有户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将冬春草场的使用权固定到户,夏秋草场按圈窝落实到户,农业区的各类草场落实到社、村,实现了牲畜、草场双层承包责任制,使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近几十年来,祁连山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水源涵养功能减退、草地退化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展、荒山秃岭面积增大、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威胁、种群数量不断减少等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政府将祁连山森林划定为水源涵养林并作出停止采伐森林的决定后,祁连山森林资源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由于祁连山地域辽阔、自然条件严酷,其生态环境表现为整体虽有好转、局部仍有恶化的趋势。为保护和治理好祁连山区的生态环境,青海省正全面启动对祁连山南麓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三、 生态环境历史变迁原因探讨
(一)战争因素
从祁连山南麓由纯草原生态环境变迁为半农半牧生态环境的历史可以看出,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祁连山南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北方各游牧民族为争夺草场而相互征战;中原各封建王朝也常对这些民族政权发动征剿,这些都使祁连山南麓的自然草原生态景观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政策因素
各民族政权的农牧生产政策也是影响自然环境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汉将霍去病提倡当地羌人发展养马业,到赵充国在浩门河屯田,再到前凉、前秦、后凉等政权在此地的交替统治,以及鲜卑吐谷浑人的到来所引起的游牧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无一不影响着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人文景观的变化,致使草原景观变迁为农牧交替景观。解放至今60年来,各级政府在各时期的牧业政策、农业政策也影响了该地区农牧业的发展进程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完善了牲畜、草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合理调整了产业结构,牧业区立草为业,兴草兴畜,大搞草原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区农畜结合,畜禽并重,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随之出现的草地退化严重、沙漠化面积扩展等问题又成为区域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人口因素
人口波动是历史变迁过程中的一个自然变量。如汉初,部分月氏人退避祁连山,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和民族融合;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祁连山地区所经历的各民族政权,同样带来了大幅度的人口波动和民族交融;元蒙古人口的移入、明清时屯兵及回汉民族的大举移入,最终形成了六个世居民族在此交错杂居的稳定格局,无疑极大地影响着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
(四)生产生活方式因素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民族结构的不断变化,不同的农耕生产方式或游牧文化对本地区生态景观的变化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草原生态系统为主—草原、半农半牧生态系统交替—半农半牧生态系统为主的生态变迁模式,成为祁连山南麓历史生态环境变化的主流与基本过程。
四、结论
短暂的人类历史时期,祁连山南麓频繁的战争,人口的增多,过度地采伐开垦、放牧等人类活动,导致该地区原始草原生态逐渐消失,而变迁为今日农牧交替的生态格局。目前,一些人为的不利因素仍然制约着区域生态环境的稳定,如草场退化、土地沙化、工业污染等。因此,今后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优化,仍需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目的地逐步解决所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最终使这种农牧交替、各自为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序发展。
[注 释]
转引自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
祁连山系各山脉走向和排列在东、中、西三段很不规则,因而其南、北麓分野不甚清晰。按解放后的省界线来说,祁连山北麓指甘肃一侧的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的全部或大部及山丹、民乐两县的南部。但从水系分界(分水岭)来看,严格意义上的祁连山北麓还包括青海一侧的祁连县、天峻县和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一部分。本文从前一界定和普遍认同,因此将祁连县、门源回族自治县等作为祁连山南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崔永红等:《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门源回族自治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门源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第131页、第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