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知道，这是个一辈子都绕不开的名字。
　　80年代中期，我在安徽芜湖读初中，被姐姐带坏了，疯狂地爱上了听歌。那时候，内地是没什么资讯的，我只能天天趴在阳台上，伸长耳朵听楼下邻居放歌，了解世界的发展。1986年，我考上中专，以学英语的名义骗我妈花126元买了一台小收录机，终于可以不用趴在阳台上练习特技了。在还没发育周全之前，我模糊地喜欢过邓丽君，那时候感觉她的歌声像汤圆一样，又软又滑，但她圆圆的脸也像汤圆一样，实在不耐看。
　　难道就没有骨感一点的姐姐吗？
　　中专时，我们班男同学7个，女同学32个。男生被其他班戏称为“七仙女”。可这“七仙女”都属于“七不”产品：不帅、不富、不会混、不善辞令、无家底、没什么特长更没什么野心。我们眼睁睁瞅着漂亮女同学被其他班甚至小班级的男生掳走了。不漂亮的女生每天中午和我们“拱猪”、“斗地主”。邻座的鲁玉洁是个胖女生，很喜欢唱歌，唱粤语歌时特别有味道。有一天，她买了一盘梅艳芳的磁带，国内音像公司引进的。那时，我早就从《电影世界》画报上发现了这个名字。磁带封面上，梅艳芳穿着垫肩大西服，戴墨镜。她长得很怪，脸部轮廓像刀刻出来一样，嘴唇很厚。一般男生是不敢把这种类型作为梦中情人的，但在我眼里，她全身有股说不出的魔力。她的风情是埋伏在骨子里的。仅仅是那些照片，她在舞台上的造型就已无人能比，那干瘦如芦柴棒的手臂像充满了高压电。我那时就想，这个女人的演唱会该是怎样一个场面啊？
　　鲁玉洁家的录音机肯定比我家的还破，她给我翻录的磁带明显音量不平衡，音质魔幻到像从风箱里拉出来的，听得我痛苦不堪。但周围找不到喜欢梅艳芳的人了，1987年，全中国都在放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那张专辑的第三首歌是《似水流年》，它应该算是我平生第一首喜欢的粤语歌。80年代中期，在内地听粤语歌可说是“反人类”的，可我总喜欢找刺激的事干。每次坐在黑夜里听她的歌，都是一种温暖的交流。她把难堪的人生一首首碾碎了，变成了痴爱。那盘梅艳芳的翻录带我听了无数年，一直舍不得扔掉，后来还带到了广州。
　　梅艳芳和张国荣是终生挚友，我在80年代就知道了。但他们1987年合演的《胭脂扣》，我到2007年才第一次看。那是部百看不厌的电影，梅艳芳在其中奠定了一种品格，她对情的专一、对爱的坦荡，至今让人不忍多想。还记得2003年张国荣自杀后的一则新闻，梅艳芳独自躲在房间里“哭叫如狂”。那样的友谊，这世间能有几回？
　　梅艳芳是个苦命人，至死没能找到她的亲密爱人。2003年秋，在得知自己患了子宫颈癌后，她决定筹备人生最后一场演唱会。当时她的身体已虚弱无比，据服装设计师刘培基回忆，“她连喝一杯牛奶的力气都没有，但一站到舞台上，就浑身充满了力量。”演唱会上，她披着婚纱，对歌迷说，“我把自己嫁给了舞台，嫁给了你们。”
　　1989年4月，梅艳芳第一次回内地开唱，在广州天河体育馆连唱5场，那时，我还在家乡逃课。1994年，我来到广州，但一直没等到她的演唱会。2004年开放香港自由行，内地人终于可以去香港看一看了。为了去一次香港，我办证花了700块。坐在维港的轮渡上望着那片海景时，梅艳芳的歌再度响起，“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一个歌艺和人品俱佳的歌手，喜欢了几十年，但始终没能抵达现场，也许是种遗憾。2007年，黎小田演唱会在红馆举行，我坐在山顶，谁也没记住，只记住了不是歌手的余安安。48岁的她唱梅艳芳24岁时唱红的《胭脂扣》，歌迷在现场忘情高喊“Anita”，声怆全场。快10年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至今惦记这个人呢？
　　2010年，经李文枫中转，我和中专同学姚晓红在失去联系21年后终于又接上了头。她告诉我，鲁玉洁不想在芜湖呆了，准备出来找工作。女人到了这个年龄，还能有这个勇气，我很佩服她。那个时代，我们都没有什么好的专业可选，现在，我靠写乐评混饭，饿不死，也买不了楼，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不用人到中年还背井离乡找工作。在那个摸石头过河的年代，谁也没点透我们干什么才是最有出息的，我们于是光荣地担负起试验品的角色，一切都是凭自己的想象甚至怨气横冲直撞。在广州夜宵界闯荡了30年的传奇之人，人称“夜市妖姬”、“广州梅艳芳”的炒螺明，应该也是和我一样把梅艳芳视为人生榜样的。他风餐露宿养家，被老婆视为“丢人现眼”，跟他离婚。他含辛茹苦供女儿读大学，女儿却觉得在同学面前“丢份”。这一切并没影响他对生活的乐观。
　　几乎每年都会写一两篇梅艳芳的文章，有时是媒体需要，有时是自发的。父亲提醒我，“不要总写死人的文章，多写点活人的。写多了死人，会影响人的心情的。”我知道父亲是为我着想，但我也知道，人的心情是可以超越生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