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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技术连锁董事具有技术创新偏好，掌握技术社会资本，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但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从技术创新动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角度，分析技术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进而以2012、201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经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技术连锁董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2）技术连锁董事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发挥更大的技术创新作用；（3）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大于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率先考察了技术连锁董事及其技术创新效应，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和连锁董事选聘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关键词：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独立技术连锁董事；执行技术连锁董事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5-0069-13；中图分类号：F27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连锁董事是指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董事职务的情况，这些公司通过连锁董事形成一种重要的社会网络关系——连锁董事网络（Mizruchi和Stearns，1988）[1]，连锁董事网络普遍存在于全球经济活动中，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连锁网络中的企业通过连锁董事获取资源，创新知识、技术和方法，创建竞争优势（Joakim等，2010）。[2]
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社会资本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企业的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共同推进技术创新（Yli-Renko等，2001；Gabbay和Zuckerman，1998；李新功，2007；韦影，2007；林洲钰和林汉川，2012）。[3][4][5][6][7]连锁董事网络是连锁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但连锁董事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仅有的几篇文献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段海艳，2012；朱金菊和段海艳，2013）。[8][9]连锁董事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取决于其带给企业的资源类型，如果连锁董事没有带来技术创新的相关资源，就不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已有文献已经证实有技术背景的董事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Baker，2002；Hambrick和Mason，1984；何强和陈松，2009；胡元木，2012）[10][11][12][13]，但有技术背景的连锁董事（以下简称技术连锁董事）① ①技术连锁董事（包括下文提到的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是我们首次使用的概念，如果某个连锁董事的职称为工程技术系列，或者主要从事技术研发、技术管理、生产制造等技术相关工作，则定义为技术连锁董事。是否也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或者有更强的技术创新效应？目前尚未发现类似的研究，本文拟探讨技术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论文接下来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性涵义。
二、文献综述
技术连锁董事是本文首次使用的概念，技术连锁董事兼具技术董事、连锁董事双重身份，因此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三类：一是董事背景特征与技术创新文献；二是连锁董事相关文献；三是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文献。
（一）董事背景特征与技术创新
技术推动、市场需求、政府作用、企业家创新偏好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各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相同时代的企业面临相似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因而企业家创新偏好就成为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动力（德鲁克，1985）。[14]
董事会是上市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的创新偏好就是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创新偏好；董事会实施集体决策机制，董事的创新偏好相互作用形成董事会的创新偏好；而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经历董事的创新偏好有所不同，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也表现出巨大差异。
Hambrick和Mason（1984）的背景特征模型认为，个人的年龄、教育、职业等背景特征是其价值取向和认知能力的决定性因素，[11]学者们围绕董事的这些个体背景特征研究其技术创新效应时得到了一些结论。（1）董事年龄与研发投入成反比，董事年龄越大，风险规避意识越强，就越追求任期内收益的稳定，不愿意进行高风险的研发投入（Baker和Mueller，2002； 刘运国和刘雯，2007）；[10][15]（2）董事会的学历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正相关，董事的平均学历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就越高（何强和陈松，2011）；[16]（3）研发、营销、设计专业背景的董事，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而制造、财务等专业背景董事倾向于减少研发支出（何强、陈松，2009）；[12]（4）技术董事促进产业链董事会形成协同治理机制，产生协同效应，技术董事的协同能力取决于技术协同的授权和信息的交流程度，理想的协同步长是技术董事的协同效率是否有效的关键（汪延明、杜龙政，2011）。[17]
独立董事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与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能够比较客观和公正地评价公司的研发决策（Boone等，2007）。[18]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独立董事的背景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王永明和宋艳伟（2010）从独立董事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独立董事的规模、薪酬、年龄以及任期等特征要素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运用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没有直接关系；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和任期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独立董事的年龄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负相关。[19]胡元木（2012）考察了技术独立董事对R&D产出效率的影响，发现技术独立董事可以提升企业的R&D产出效率，而且如果企业同时设置技术执行董事和技术独立董事，企业的R&D产出效率更高。[13] （二）连锁董事、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
连锁董事网络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通过连锁董事网络，企业获得重要的相关资源渠道，提高自身的资源应用能力，提高经济效率。西方学者发展的连锁董事理论，如资源依赖理论、财务控制理论、互惠理论和阶层领导理论等（Richardson，1987；Fich和White，2005；Yeo等，2003），本质上都是从连锁董事掌握的资源特征来考察其作用。[20][21][22]对我国连锁董事的研究业已开始，任兵等（2004，2007）以广东和上海两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公司经营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他们认为当公司治理失灵时，连锁董事通过连锁董事网络操纵公司，实现管理层的个人利益，进而导致企业绩效降低；[23][24]卢昌崇和陈士华（2006）使用上海地区14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连锁董事理论，他们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资源依赖理论，部分证实了金融控制理论和管理控制理论；[25]田高良等（2013）选择2000—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研究连锁董事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发现并购双方的连锁董事关系会减损并购公司、目标公司以及并购后实体的并购绩效，而并购公司的公司治理质量可以减缓这种减损作用。[26]
一些学者用规范范式研究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有技术创新效应（吴晓波等，2004；魏亚平等，2013）；[27][28]实证研究的文献同样也证实了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韦影（2007）用调查问卷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我国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企业的社会资本在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三个水平上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6]程聪等（2013）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来构建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916家民营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的内外部社会资本都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社会资本在其业务网络关系和技术创新绩效中间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29]
尽管连锁董事网络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但是直接研究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很少，将连锁董事和技术创新一起考察的中文文献只有朱金菊和段海艳（2013）文章，其以深交所中小板 698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连锁董事薪酬、连锁董事学历、连锁董事规模和连锁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显著正相关。[9]另外，段海艳（2012）还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广东、上海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连锁董事的度中心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强连锁董事数量和连锁董事的地域趋同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8]
尽管已有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但作为重要社会资本的连锁董事网络的技术创新效应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尤其是技术连锁董事及其技术创新效应目前没有相关研究，直接涉及连锁董事和技术创新的文献也只是将连锁董事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没有对连锁董事进行细分，实际上不同背景的连锁董事对公司的贡献可能有不同的侧重，如技术连锁董事在公司的技术创新方面会有更大的作用。本文率先定义了技术连锁董事，并考察其技术创新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技术董事和连锁董事的交集为技术连锁董事，在技术创新方面，技术连锁董事兼具二者的优势，分别通过提高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动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如图1所示。
按照Hambrick和Mason（1984）的背景特征理论，职业、教育、年龄等背景特征决定董事的创新价值观和认知能力，创新价值观和认知能力决定其创新偏好，其中职业背景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技术董事往往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偏好，更倾向于技术创新（何强、陈松，2009、2013）。[11][12][30]因此，相对于其他连锁董事，技术连锁董事具有创新偏好优势，可以提升董事会创新偏好，增强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动力。
社会资本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企业通过整合内外部社会资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李宏贵等，2011；严成樑，2012；Nahapiet和Ghoshal，1998；Hansen，1999），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连锁董事网络使得网络内企业可以通过连锁董事获取创新资源，获取利于技术创新的知识，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相对于其他技术董事，技术连锁董事具有社会资本优势，可以为企业带来技术社会资本，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31][34]
技术连锁董事既可以通过提高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偏好来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又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是说技术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有叠加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技术连锁董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连锁董事虽然可以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偏好不如技术连锁董事，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连锁董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低于技术连锁董事。
（二）独立技术连锁董事、执行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企业通过连锁董事从外部获取资源，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实施企业战略（Pfeffer，1972；Williamson，1984），因此，董事代表的资源特征决定着其对企业战略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董事对企业的战略具有不同的作用。[35][36]独立技术连锁董事是公司的独立董事，其技术资源主要来自公司外部，执行技术连锁董事是公司的内部董事，其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内部。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带来的技术资源更具稀缺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更高，更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独立技术董事与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可以更客观地判断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研发活动（胡元木，2012）。[13]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 法律连锁董事（Law_Interlock）。如果某个连锁董事具有律师资格，或者主要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则定义为法律连锁董事。
经管连锁董事（EM_ Interlock）。如果某个连锁董事的职称为经济系列，或者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相关工作，则定义为经管连锁董事。
国有控股（State_Owned）。哑变量，国有控股公司则为0，非国有控股则为1。
3.控制变量
不同公司之间在资产规模、管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差异，为了控制公司特征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选择公司规模（Size）、利润水平（ROA）、股权集中度（CR5）、董事会规模（Board）作为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的代表变量通常有资产规模、营业收入等，由于我们使用研发投入的营业收入占比来替代技术创新，因此我们以资产规模作为公司规模的变量；基于业绩压力，上市公司往往会进行盈余管理，以规避监管风险和市场波动风险，这样企业当期利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研发投入，因此，我们将当期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公司的股权结构会影响公司的决策管理模式，股权集中公司和股权分散公司的决策模式显著不同，因此，我们将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方和作为控制变量；连锁董事通过董事会参与决策，连锁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直接影响其影响力，因而我们将董事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2。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
按照我们的统计，2012年A股上市公司共有连锁董事1933名，其中技术连锁董事376名，占比195%，财务连锁董事764名，占比395%，法律连锁董事232名，占比12%，经管连锁董事323名，占比167%，其他专业的连锁董事238名，占比123%。2011年的分布情况与2012年基本一致，具体数据见表3。
2012年，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拥有193个连锁董事，最大值为8。如果按照连锁强度统计，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连锁强度为337，最大值为14。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拥有038名技术连锁董事，最多拥有3名技术连锁董事，技术连锁董事占比较低，大约只有20%的连锁董事是技术连锁董事，具体数据见表4。
（二）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通过表5的模型II可以发现，技术连锁董事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拥有的技术连锁董事数量越多，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越高（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有力支持了假设1。
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背景特征造就其技术创新偏好，可以提高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偏好，其带来的社会资本主要涉及技术领域，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因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
我们也考察财务、法律、经管等专业背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财务、法律、经管等专业背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表5的模型IV、V、VI）。从回归系数看，虽然财务、法律、经管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但是回归系数却基本为负，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即这些连锁董事可能逆向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与技术连锁董事相比，非技术连锁董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是技术创新偏好，二是技术资源。非技术连锁董事的非技术背景导致其技术创新偏好低于技术连锁董事；非技术连锁董事主要从事非技术工作，不熟悉企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带给企业的社会资源主要是非技术资源。因此，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显著。
（三）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我们的研究没有发现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表5中的回归模型I表明，连锁董事强度对技术创新的总体影响是负向影响，但是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使用连锁董事数量替代连锁董事强度，结果没有变化。由于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显著，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显然低于技术连锁董事，因此，实证结果部分支持假设2。
技术连锁董事和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共同作用形成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虽然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但是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显著，而且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数量占连锁董事数量的80%以上。因此，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被非技术连锁董事的影响所掩盖，因而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四）独立、执行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通过表6中的模型VII可以发现，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不过二者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影响程度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影响程度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总体来看，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区别在于独立董事身份和执行董事身份。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外部，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内部，来自集团外部的技术资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边际影响可能更高；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独立董事身份使其可以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评价公司的研发决策，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执行董事身份使其更关注当期收益或者当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的平衡，减弱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因此，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要大于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这验证了假设3。
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交互项系数为负，虽然显著性系数不显著，但是体现了替代效应的趋势，这部分验证了假设4b，拒绝了假设4a。
（五）控股类型对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
我们的实证数据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见表6模型VIII）。非国有控股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这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处于市场竞争行业有关，市场竞争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假设5得到了有力的验证。
我们在回归模型中通过增加技术连锁董事与控股类型交叉项来检验控股类型对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通过表6中的模型VIII可以发现，技术连锁董事与控股类型交叉项的系数为负，说明非国有企业中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低于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回归系数不显著，但T值为-132，也说明了这样的趋势。假设6通过了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控股类型对技术董事创新效应的影响，我们分别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回归分析（表6模型IX、X）。在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技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1%），而在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技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显著性水平大大降低。这表明控股类型确实影响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
我们的数据表明控股类型显著影响技术创新投入，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非国有企业中技术连锁董事的创新效应被抑制，为此，我们考察了控股类型对技术连锁董事数量的影响。通过表7可以发现，控股类型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聘用的连锁董事数量，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聘用更多的连锁董事，聘用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
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技术创新不足，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相对较高；第二，国有控股公司聘用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第三，非国有控股公司重视技术创新，其他董事也有较高的技术创新偏好和动力，掩盖了技术连锁董事的作用。
（六）控制变量与技术创新
我们选择董事会规模、CR5指数、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董事会规模、CR5指数对公司的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显著影响公司的技术创新水平。
公司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技术创新，可能是由于我们以研发投入的营业收入占比作为技术创新的变量，而公司规模越大，相应的营业收入就越高，相应地降低了研发投入的营业收入占比。总资产收益率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可能是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盈利管理双重作用的结果。税法规定研发投入可以作为所得税的扣除项，高新技术企业甚至可以加计扣除，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上市公司有盈利压力，需要维持盈利增长，在利润较高时，增加研发投入可以降低税负，利润较低时，减少研发投入可以维持报表利润，因而利润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技术研发投入。
六、稳健性检验
我们以2011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表8列示了以2011年数据为样本的回归结果，通过表8可以发现，连锁董事没有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技术连锁董事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高于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更高，这与来自2012年数据的结论完全一致。这表明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七、结论及政策性涵义
我们的主要结论包括：（1）技术连锁董事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2）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大于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3）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强，因为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有更高的技术创新共识，掩盖了技术连锁董事的作用，同时也在于国有控股公司意识到了技术创新不足聘用了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另外，也是由于国有控股公司技术创新不足使得技术连锁董事的边际技术创新效应相对提高；（4） 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技术连锁董事比例较低，非技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掩盖了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
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性涵义：第一，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偏好较强，并带来技术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企业在选聘连锁董事时，应选聘一定比例的技术连锁董事，通过技术连锁董事获取技术创新资源，提高企业创新偏好，实现技术创新。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作为大型骨干企业的国有控股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但是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边际效应更高。因此，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通过选聘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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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 萧敏娜 常明明
关键词：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独立技术连锁董事；执行技术连锁董事
文章编号：2095-5960（2015）05-0069-13；中图分类号：F27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连锁董事是指一个人同时担任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董事职务的情况，这些公司通过连锁董事形成一种重要的社会网络关系——连锁董事网络（Mizruchi和Stearns，1988）[1]，连锁董事网络普遍存在于全球经济活动中，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连锁网络中的企业通过连锁董事获取资源，创新知识、技术和方法，创建竞争优势（Joakim等，2010）。[2]
技术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而社会资本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企业的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共同推进技术创新（Yli-Renko等，2001；Gabbay和Zuckerman，1998；李新功，2007；韦影，2007；林洲钰和林汉川，2012）。[3][4][5][6][7]连锁董事网络是连锁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但连锁董事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并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仅有的几篇文献也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段海艳，2012；朱金菊和段海艳，2013）。[8][9]连锁董事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取决于其带给企业的资源类型，如果连锁董事没有带来技术创新的相关资源，就不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已有文献已经证实有技术背景的董事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Baker，2002；Hambrick和Mason，1984；何强和陈松，2009；胡元木，2012）[10][11][12][13]，但有技术背景的连锁董事（以下简称技术连锁董事）① ①技术连锁董事（包括下文提到的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是我们首次使用的概念，如果某个连锁董事的职称为工程技术系列，或者主要从事技术研发、技术管理、生产制造等技术相关工作，则定义为技术连锁董事。是否也能够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或者有更强的技术创新效应？目前尚未发现类似的研究，本文拟探讨技术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论文接下来做如下安排：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与回归模型，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与分析，第六部分是稳健性检验，最后是研究结论和政策性涵义。
二、文献综述
技术连锁董事是本文首次使用的概念，技术连锁董事兼具技术董事、连锁董事双重身份，因此相关文献主要涉及三类：一是董事背景特征与技术创新文献；二是连锁董事相关文献；三是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文献。
（一）董事背景特征与技术创新
技术推动、市场需求、政府作用、企业家创新偏好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各种动力因素综合作用，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相同时代的企业面临相似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因而企业家创新偏好就成为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最重要动力（德鲁克，1985）。[14]
董事会是上市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的创新偏好就是上市公司的企业家创新偏好；董事会实施集体决策机制，董事的创新偏好相互作用形成董事会的创新偏好；而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经历董事的创新偏好有所不同，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也表现出巨大差异。
Hambrick和Mason（1984）的背景特征模型认为，个人的年龄、教育、职业等背景特征是其价值取向和认知能力的决定性因素，[11]学者们围绕董事的这些个体背景特征研究其技术创新效应时得到了一些结论。（1）董事年龄与研发投入成反比，董事年龄越大，风险规避意识越强，就越追求任期内收益的稳定，不愿意进行高风险的研发投入（Baker和Mueller，2002； 刘运国和刘雯，2007）；[10][15]（2）董事会的学历与企业的研发投入正相关，董事的平均学历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就越高（何强和陈松，2011）；[16]（3）研发、营销、设计专业背景的董事，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而制造、财务等专业背景董事倾向于减少研发支出（何强、陈松，2009）；[12]（4）技术董事促进产业链董事会形成协同治理机制，产生协同效应，技术董事的协同能力取决于技术协同的授权和信息的交流程度，理想的协同步长是技术董事的协同效率是否有效的关键（汪延明、杜龙政，2011）。[17]
独立董事不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与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更注重公司的长远发展，能够比较客观和公正地评价公司的研发决策（Boone等，2007）。[18]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独立董事的背景特征如何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王永明和宋艳伟（2010）从独立董事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独立董事的规模、薪酬、年龄以及任期等特征要素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并运用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投资没有直接关系；独立董事的薪酬激励和任期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正相关；独立董事的年龄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负相关。[19]胡元木（2012）考察了技术独立董事对R&D产出效率的影响，发现技术独立董事可以提升企业的R&D产出效率，而且如果企业同时设置技术执行董事和技术独立董事，企业的R&D产出效率更高。[13] （二）连锁董事、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
连锁董事网络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通过连锁董事网络，企业获得重要的相关资源渠道，提高自身的资源应用能力，提高经济效率。西方学者发展的连锁董事理论，如资源依赖理论、财务控制理论、互惠理论和阶层领导理论等（Richardson，1987；Fich和White，2005；Yeo等，2003），本质上都是从连锁董事掌握的资源特征来考察其作用。[20][21][22]对我国连锁董事的研究业已开始，任兵等（2004，2007）以广东和上海两地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公司经营绩效具有负向影响，他们认为当公司治理失灵时，连锁董事通过连锁董事网络操纵公司，实现管理层的个人利益，进而导致企业绩效降低；[23][24]卢昌崇和陈士华（2006）使用上海地区141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连锁董事理论，他们的实证结果证实了资源依赖理论，部分证实了金融控制理论和管理控制理论；[25]田高良等（2013）选择2000—2011年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研究连锁董事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发现并购双方的连锁董事关系会减损并购公司、目标公司以及并购后实体的并购绩效，而并购公司的公司治理质量可以减缓这种减损作用。[26]
一些学者用规范范式研究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有技术创新效应（吴晓波等，2004；魏亚平等，2013）；[27][28]实证研究的文献同样也证实了社会资本的技术创新效应，韦影（2007）用调查问卷数据，使用多元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我国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企业的社会资本在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三个水平上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6]程聪等（2013）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来构建理论模型，并以珠三角916家民营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企业的内外部社会资本都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社会资本在其业务网络关系和技术创新绩效中间起到中介变量的作用。[29]
尽管连锁董事网络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但是直接研究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很少，将连锁董事和技术创新一起考察的中文文献只有朱金菊和段海艳（2013）文章，其以深交所中小板 698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连锁董事薪酬、连锁董事学历、连锁董事规模和连锁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显著正相关。[9]另外，段海艳（2012）还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以广东、上海两地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连锁董事的度中心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强连锁董事数量和连锁董事的地域趋同性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8]
尽管已有研究证实了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但作为重要社会资本的连锁董事网络的技术创新效应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尤其是技术连锁董事及其技术创新效应目前没有相关研究，直接涉及连锁董事和技术创新的文献也只是将连锁董事笼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没有对连锁董事进行细分，实际上不同背景的连锁董事对公司的贡献可能有不同的侧重，如技术连锁董事在公司的技术创新方面会有更大的作用。本文率先定义了技术连锁董事，并考察其技术创新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技术董事和连锁董事的交集为技术连锁董事，在技术创新方面，技术连锁董事兼具二者的优势，分别通过提高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动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如图1所示。
按照Hambrick和Mason（1984）的背景特征理论，职业、教育、年龄等背景特征决定董事的创新价值观和认知能力，创新价值观和认知能力决定其创新偏好，其中职业背景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而技术董事往往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偏好，更倾向于技术创新（何强、陈松，2009、2013）。[11][12][30]因此，相对于其他连锁董事，技术连锁董事具有创新偏好优势，可以提升董事会创新偏好，增强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动力。
社会资本已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企业通过整合内外部社会资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李宏贵等，2011；严成樑，2012；Nahapiet和Ghoshal，1998；Hansen，1999），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形式，连锁董事网络使得网络内企业可以通过连锁董事获取创新资源，获取利于技术创新的知识，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因此，相对于其他技术董事，技术连锁董事具有社会资本优势，可以为企业带来技术社会资本，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31][34]
技术连锁董事既可以通过提高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偏好来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又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就是说技术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有叠加效应，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
假设1：技术连锁董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连锁董事虽然可以增加企业的社会资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但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偏好不如技术连锁董事，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
假设2：连锁董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低于技术连锁董事。
（二）独立技术连锁董事、执行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企业通过连锁董事从外部获取资源，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实施企业战略（Pfeffer，1972；Williamson，1984），因此，董事代表的资源特征决定着其对企业战略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董事对企业的战略具有不同的作用。[35][36]独立技术连锁董事是公司的独立董事，其技术资源主要来自公司外部，执行技术连锁董事是公司的内部董事，其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内部。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带来的技术资源更具稀缺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更高，更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独立技术董事与公司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可以更客观地判断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的研发活动（胡元木，2012）。[13]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 法律连锁董事（Law_Interlock）。如果某个连锁董事具有律师资格，或者主要从事法律相关工作，则定义为法律连锁董事。
经管连锁董事（EM_ Interlock）。如果某个连锁董事的职称为经济系列，或者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相关工作，则定义为经管连锁董事。
国有控股（State_Owned）。哑变量，国有控股公司则为0，非国有控股则为1。
3.控制变量
不同公司之间在资产规模、管理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差异，为了控制公司特征差异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我们选择公司规模（Size）、利润水平（ROA）、股权集中度（CR5）、董事会规模（Board）作为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的代表变量通常有资产规模、营业收入等，由于我们使用研发投入的营业收入占比来替代技术创新，因此我们以资产规模作为公司规模的变量；基于业绩压力，上市公司往往会进行盈余管理，以规避监管风险和市场波动风险，这样企业当期利润的高低会直接影响研发投入，因此，我们将当期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公司的股权结构会影响公司的决策管理模式，股权集中公司和股权分散公司的决策模式显著不同，因此，我们将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平方和作为控制变量；连锁董事通过董事会参与决策，连锁董事在董事会的占比直接影响其影响力，因而我们将董事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定义见表2。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
按照我们的统计，2012年A股上市公司共有连锁董事1933名，其中技术连锁董事376名，占比195%，财务连锁董事764名，占比395%，法律连锁董事232名，占比12%，经管连锁董事323名，占比167%，其他专业的连锁董事238名，占比123%。2011年的分布情况与2012年基本一致，具体数据见表3。
2012年，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拥有193个连锁董事，最大值为8。如果按照连锁强度统计，平均每家上市公司的连锁强度为337，最大值为14。平均每家上市公司拥有038名技术连锁董事，最多拥有3名技术连锁董事，技术连锁董事占比较低，大约只有20%的连锁董事是技术连锁董事，具体数据见表4。
（二）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通过表5的模型II可以发现，技术连锁董事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拥有的技术连锁董事数量越多，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越高（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有力支持了假设1。
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背景特征造就其技术创新偏好，可以提高董事会的技术创新偏好，其带来的社会资本主要涉及技术领域，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因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
我们也考察财务、法律、经管等专业背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财务、法律、经管等专业背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表5的模型IV、V、VI）。从回归系数看，虽然财务、法律、经管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不显著，但是回归系数却基本为负，这表明了一种趋势，即这些连锁董事可能逆向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与技术连锁董事相比，非技术连锁董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是技术创新偏好，二是技术资源。非技术连锁董事的非技术背景导致其技术创新偏好低于技术连锁董事；非技术连锁董事主要从事非技术工作，不熟悉企业的技术发展趋势，带给企业的社会资源主要是非技术资源。因此，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显著。
（三）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我们的研究没有发现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表5中的回归模型I表明，连锁董事强度对技术创新的总体影响是负向影响，但是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使用连锁董事数量替代连锁董事强度，结果没有变化。由于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显著，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显然低于技术连锁董事，因此，实证结果部分支持假设2。
技术连锁董事和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共同作用形成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虽然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但是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显著，而且非技术连锁董事的数量占连锁董事数量的80%以上。因此，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被非技术连锁董事的影响所掩盖，因而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四）独立、执行技术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
通过表6中的模型VII可以发现，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不过二者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影响程度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影响程度在10%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总体来看，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区别在于独立董事身份和执行董事身份。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外部，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企业集团内部，来自集团外部的技术资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边际影响可能更高；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独立董事身份使其可以更加客观和公正地评价公司的研发决策，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执行董事身份使其更关注当期收益或者当期收益与长期收益的平衡，减弱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因此，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要大于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这验证了假设3。
独立技术连锁董事和执行技术连锁董事交互项系数为负，虽然显著性系数不显著，但是体现了替代效应的趋势，这部分验证了假设4b，拒绝了假设4a。
（五）控股类型对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
我们的实证数据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见表6模型VIII）。非国有控股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技术创新，这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处于市场竞争行业有关，市场竞争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假设5得到了有力的验证。
我们在回归模型中通过增加技术连锁董事与控股类型交叉项来检验控股类型对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通过表6中的模型VIII可以发现，技术连锁董事与控股类型交叉项的系数为负，说明非国有企业中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低于国有控股企业，虽然回归系数不显著，但T值为-132，也说明了这样的趋势。假设6通过了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控股类型对技术董事创新效应的影响，我们分别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进行回归分析（表6模型IX、X）。在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技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1%），而在非国有控股公司样本中，技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显著性水平大大降低。这表明控股类型确实影响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
我们的数据表明控股类型显著影响技术创新投入，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水平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非国有企业中技术连锁董事的创新效应被抑制，为此，我们考察了控股类型对技术连锁董事数量的影响。通过表7可以发现，控股类型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聘用的连锁董事数量，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国有控股公司聘用更多的连锁董事，聘用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
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的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显著，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国有控股公司技术创新不足，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的边际效应相对较高；第二，国有控股公司聘用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第三，非国有控股公司重视技术创新，其他董事也有较高的技术创新偏好和动力，掩盖了技术连锁董事的作用。
（六）控制变量与技术创新
我们选择董事会规模、CR5指数、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作为控制变量，董事会规模、CR5指数对公司的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公司规模、总资产收益率显著影响公司的技术创新水平。
公司规模显著负向影响技术创新，可能是由于我们以研发投入的营业收入占比作为技术创新的变量，而公司规模越大，相应的营业收入就越高，相应地降低了研发投入的营业收入占比。总资产收益率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可能是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盈利管理双重作用的结果。税法规定研发投入可以作为所得税的扣除项，高新技术企业甚至可以加计扣除，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上市公司有盈利压力，需要维持盈利增长，在利润较高时，增加研发投入可以降低税负，利润较低时，减少研发投入可以维持报表利润，因而利润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技术研发投入。
六、稳健性检验
我们以2011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表8列示了以2011年数据为样本的回归结果，通过表8可以发现，连锁董事没有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技术连锁董事显著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高于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更高，这与来自2012年数据的结论完全一致。这表明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七、结论及政策性涵义
我们的主要结论包括：（1）技术连锁董事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2）独立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大于执行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3）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强，因为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会有更高的技术创新共识，掩盖了技术连锁董事的作用，同时也在于国有控股公司意识到了技术创新不足聘用了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另外，也是由于国有控股公司技术创新不足使得技术连锁董事的边际技术创新效应相对提高；（4） 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在于技术连锁董事比例较低，非技术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掩盖了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效应。
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性涵义：第一，技术连锁董事技术创新偏好较强，并带来技术社会资本，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企业在选聘连锁董事时，应选聘一定比例的技术连锁董事，通过技术连锁董事获取技术创新资源，提高企业创新偏好，实现技术创新。第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作为大型骨干企业的国有控股企业，技术创新动力明显低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但是技术连锁董事的技术创新边际效应更高。因此，国有控股企业可以通过选聘更多的技术连锁董事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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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 萧敏娜 常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