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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来看，“新旧”能源间利益与责任博弈的结果，
必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从长远来看，
所有人都会从可再生能源中受益，因为我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
??沿着京张高速向西北方向行驶20公里，进入北京延庆县，如果天气不错的话，你可以看见一片片白色的风车矩阵，这些雪白的风车犹如身披战衣的未来战士一般，驻守在狭长的官厅水库两岸，这就是北京的官厅风电场。峡谷内，风机转速很快，但风电发展之路却并不像转动的风机那样顺畅。
经历5年大跃进
官厅风电场项目是2006年8月得到的核准，由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落实《申奥项目》中的绿色能源类项目。土建工程开始于2007年年初，到2008年1月18日正式并网发电，整个建设工期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官厅风电场平均每天可向电网输送绿色电力30万度，满足10万户家庭生活用电需求。根据测算，官厅风电场启用后，北京市相当于全年减排二氧化碳10万吨、二氧化硫782吨、一氧化碳11吨、氮氧化物444吨，同时节约煤炭5万吨。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后，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部分开始有了长足地发展。但在我国，直到2005年前后，由于相继有利好政策释出，中国的风电产业才迎来发展良机，其中最为重要的利好之一当属2006年国家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
该法要求，电网企业应当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并且新能源发电的上网电价比传统电源要高。产多少就能卖多少，这无疑给了风电投资者们极强的信心。
??“当时的电价和造价等结合起来，是有盈利的，只要商业模式成熟，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 北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辉就亲历了这一场“大跃进”。
“从2005到2008年，四年不到，国内的风机制造厂就达到了100多家，许多人是从国外买回一张图纸，图纸还没看懂就投标去了。不管是谁只要有风机，只要你敢跟我签合同就可以建风机厂。”李明辉说。“五年前，内蒙的省际大道两旁还基本没什么风机，现在你一路开车过去，看到的全是风机。”
可以说我国风电用5年多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15年的发展历程，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统计，2012年底我国风电并网总装机6083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一；风电发电量1004亿千瓦时，首超核电，成为继火电和水电后我国第三大主力电源。
尽管发展迅速，但风电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2年，风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全国平均为1890小时，较2011年下降30小时，个别省（区）甚至下降到1400小时左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同时也加剧了环境矛盾。
尴尬的“弃风潮”
经历了5年时间的“大跃进”，风力发电发展遭遇瓶颈。“弃风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迅猛。”李明辉说。
我国风力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电力负载极不匹配，传统的“三北”地区（西北、东北、华北）有着丰富的风力资源，但电力负荷主要集中在沿海等经济区。近年来，高度集中在“三北”的风电开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就地消纳能力有限、电网送出能力与发电量无法平衡等问题，“弃风”现象开始凸显。
根据去年9月发布的《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全国弃风超过100亿千瓦时，弃风比例超过12%，相当于330万吨标准煤的损失。风电企业因为限电弃风损失达50亿以上，约占风电行业盈利水平的50%。
“电是无法储存的，用户用多少电就得发多少电，多余的电如果输送不出去就是浪费。”李明辉在一张内蒙电网图上给记者解释，“例如整个蒙西电网火电装机容量3300万千瓦，其中供热机组1780万千瓦，占火电装机的53%，风电装机987万千瓦，电源结构比较单一，加之地区负荷增长缓慢，供热期电网调峰能力严重不足。但如果要送到华北电网，目前就只有两个通道，而这两个通道的容量不到400万千瓦，所以说风电弃风较多。”
由于风机大规模的建立，但是电网设备没能及时跟上，因此部分风场会被强制限制发电量。李明辉告诉记者，从2009年开始限电，到去年可以说达到了近年来的一个高峰，实际的弃风比例可能比见诸报道的要高，仅京能这几年每年限电量损失就高达几个亿。
电网接入受限只是导致“弃风”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有一部分阻力来自于传统火电项目背后的利益链条。
风电如果上网多了，火电肯定就要受到挤压。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节能减排是坚决恪守的原则，《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规定了鼓励并扶持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电，而非化石能源发电。但实际情况是，风电不但没有享受到《可再生能源法》所赋予的全额保障性收购的权利，甚至还要为火电厂的计划电量“调峰”、“让路”。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施鹏飞建议，我国应将风电纳入电力系统统筹规划，对电源、电网、蓄能、负荷配置等综合规划，将火电、水电、风电打捆外送，利用抽水蓄能和天然气作为调峰电源，同时推出大功率输出的调度预测。
于是有专家建议，建立补偿调节机制，以保证整体收益水平。去年底，东北电监局和内蒙古经信委就联合下发《蒙东地区风火替代交易暂行办法》，就是让风电企业自掏腰包补偿为它让路的火电，以此终结风火“恩怨”。
但尚处成长过程中的风电，其运营模式、发展空间肯定不及火电成熟，让本来就效益不高的风电给有利可图的火电买单，完全忽略化石能源发电带来的污染成本，这对发展中的风电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
风电发展只欠“东风”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目标，规定到2015年，全国累计并网运行的风电装机容量要达到1亿千瓦，年发电量达到1900亿千瓦时。年初，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承诺将包括风电在内的分布式电源并入国家电网。
这些无疑都将推动解决风电发展的瓶颈。然而，作为新兴产业，风电行业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和市场规模，还有赖于更为细致完善的支持。
去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讨论稿）》就被看做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强心针。其基本思路是：国家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提出约束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要求。即强制要求发电企业承担可再生能源发电义务，强制要求电网公司承担购电义务，强制要求各省市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以北京市为例，草案中规定2015年北京实际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需达113亿千瓦，北京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只有29亿千瓦，也就意味着剩余84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消纳量需跨省输入。
其实作为北京来说，本身并不具备大规模开发风能和太阳能的条件。
“一是没有特别适合的地块建风电厂和太阳能电站；二来，北京的光资源、风资源并不充足，如果建起来，发电量不高，效益也比较低，所以只能考虑向周边省市借调，这反过来也会加速周边电网基建的跟进。”李明辉解释说。
但目前，出台一年多的草案修改却始终难有进展，主要是围绕指标的分配，各省和发电企业存在争议。而且，对于办法的落实，特别是指标的考核，也成为修改的最大难点。但李明辉认为，草案的落实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如何，短时间来看，这场利益与责任博弈的结果，必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从长远来看，所有人都会从可再生能源中受益，因为我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
展望未来，李明辉坦言，风力发电在中国已经步入正轨，今后将会有更大发展前途。■
必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从长远来看，
所有人都会从可再生能源中受益，因为我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
??沿着京张高速向西北方向行驶20公里，进入北京延庆县，如果天气不错的话，你可以看见一片片白色的风车矩阵，这些雪白的风车犹如身披战衣的未来战士一般，驻守在狭长的官厅水库两岸，这就是北京的官厅风电场。峡谷内，风机转速很快，但风电发展之路却并不像转动的风机那样顺畅。
经历5年大跃进
官厅风电场项目是2006年8月得到的核准，由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落实《申奥项目》中的绿色能源类项目。土建工程开始于2007年年初，到2008年1月18日正式并网发电，整个建设工期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表示，官厅风电场平均每天可向电网输送绿色电力30万度，满足10万户家庭生活用电需求。根据测算，官厅风电场启用后，北京市相当于全年减排二氧化碳10万吨、二氧化硫782吨、一氧化碳11吨、氮氧化物444吨，同时节约煤炭5万吨。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后，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部分开始有了长足地发展。但在我国，直到2005年前后，由于相继有利好政策释出，中国的风电产业才迎来发展良机，其中最为重要的利好之一当属2006年国家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法》。
该法要求，电网企业应当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并且新能源发电的上网电价比传统电源要高。产多少就能卖多少，这无疑给了风电投资者们极强的信心。
??“当时的电价和造价等结合起来，是有盈利的，只要商业模式成熟，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 北京京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明辉就亲历了这一场“大跃进”。
“从2005到2008年，四年不到，国内的风机制造厂就达到了100多家，许多人是从国外买回一张图纸，图纸还没看懂就投标去了。不管是谁只要有风机，只要你敢跟我签合同就可以建风机厂。”李明辉说。“五年前，内蒙的省际大道两旁还基本没什么风机，现在你一路开车过去，看到的全是风机。”
可以说我国风电用5年多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15年的发展历程，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统计，2012年底我国风电并网总装机6083万千瓦，跃居世界第一；风电发电量1004亿千瓦时，首超核电，成为继火电和水电后我国第三大主力电源。
尽管发展迅速，但风电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12年，风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全国平均为1890小时，较2011年下降30小时，个别省（区）甚至下降到1400小时左右，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同时也加剧了环境矛盾。
尴尬的“弃风潮”
经历了5年时间的“大跃进”，风力发电发展遭遇瓶颈。“弃风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迅猛。”李明辉说。
我国风力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电力负载极不匹配，传统的“三北”地区（西北、东北、华北）有着丰富的风力资源，但电力负荷主要集中在沿海等经济区。近年来，高度集中在“三北”的风电开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就地消纳能力有限、电网送出能力与发电量无法平衡等问题，“弃风”现象开始凸显。
根据去年9月发布的《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1年全国弃风超过100亿千瓦时，弃风比例超过12%，相当于330万吨标准煤的损失。风电企业因为限电弃风损失达50亿以上，约占风电行业盈利水平的50%。
“电是无法储存的，用户用多少电就得发多少电，多余的电如果输送不出去就是浪费。”李明辉在一张内蒙电网图上给记者解释，“例如整个蒙西电网火电装机容量3300万千瓦，其中供热机组1780万千瓦，占火电装机的53%，风电装机987万千瓦，电源结构比较单一，加之地区负荷增长缓慢，供热期电网调峰能力严重不足。但如果要送到华北电网，目前就只有两个通道，而这两个通道的容量不到400万千瓦，所以说风电弃风较多。”
由于风机大规模的建立，但是电网设备没能及时跟上，因此部分风场会被强制限制发电量。李明辉告诉记者，从2009年开始限电，到去年可以说达到了近年来的一个高峰，实际的弃风比例可能比见诸报道的要高，仅京能这几年每年限电量损失就高达几个亿。
电网接入受限只是导致“弃风”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有一部分阻力来自于传统火电项目背后的利益链条。
风电如果上网多了，火电肯定就要受到挤压。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节能减排是坚决恪守的原则，《可再生能源法》中明确规定了鼓励并扶持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电，而非化石能源发电。但实际情况是，风电不但没有享受到《可再生能源法》所赋予的全额保障性收购的权利，甚至还要为火电厂的计划电量“调峰”、“让路”。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施鹏飞建议，我国应将风电纳入电力系统统筹规划，对电源、电网、蓄能、负荷配置等综合规划，将火电、水电、风电打捆外送，利用抽水蓄能和天然气作为调峰电源，同时推出大功率输出的调度预测。
于是有专家建议，建立补偿调节机制，以保证整体收益水平。去年底，东北电监局和内蒙古经信委就联合下发《蒙东地区风火替代交易暂行办法》，就是让风电企业自掏腰包补偿为它让路的火电，以此终结风火“恩怨”。
但尚处成长过程中的风电，其运营模式、发展空间肯定不及火电成熟，让本来就效益不高的风电给有利可图的火电买单，完全忽略化石能源发电带来的污染成本，这对发展中的风电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平。
风电发展只欠“东风”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目标，规定到2015年，全国累计并网运行的风电装机容量要达到1亿千瓦，年发电量达到1900亿千瓦时。年初，国家电网公司发布了《关于做好分布式电源并网服务工作的意见》，承诺将包括风电在内的分布式电源并入国家电网。
这些无疑都将推动解决风电发展的瓶颈。然而，作为新兴产业，风电行业要保持一定的增速和市场规模，还有赖于更为细致完善的支持。
去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管理办法（讨论稿）》就被看做是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强心针。其基本思路是：国家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提出约束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要求。即强制要求发电企业承担可再生能源发电义务，强制要求电网公司承担购电义务，强制要求各省市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以北京市为例，草案中规定2015年北京实际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需达113亿千瓦，北京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只有29亿千瓦，也就意味着剩余84亿千瓦的可再生能源消纳量需跨省输入。
其实作为北京来说，本身并不具备大规模开发风能和太阳能的条件。
“一是没有特别适合的地块建风电厂和太阳能电站；二来，北京的光资源、风资源并不充足，如果建起来，发电量不高，效益也比较低，所以只能考虑向周边省市借调，这反过来也会加速周边电网基建的跟进。”李明辉解释说。
但目前，出台一年多的草案修改却始终难有进展，主要是围绕指标的分配，各省和发电企业存在争议。而且，对于办法的落实，特别是指标的考核，也成为修改的最大难点。但李明辉认为，草案的落实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如何，短时间来看，这场利益与责任博弈的结果，必将是有人欢喜有人忧，但从长远来看，所有人都会从可再生能源中受益，因为我们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
展望未来，李明辉坦言，风力发电在中国已经步入正轨，今后将会有更大发展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