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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最早由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他在1969年那篇著名论文《最优货币量》（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中打了比方说：
现在假设有一天有一架直升機飞过这个社区，从空中撒下1000美金的票子，小区的人们当然会匆匆将其收入囊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捡到钱的每个人肯定都会认为这是百年不遇的偶然事件……。
弗里德曼的本意是想借此阐明通货膨胀和货币持有成本的货币政策效果，而不是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但直升机撒钱这种简明形象的比喻却启发了所有的政策经济学家，让他们借用这个概念思考中央银行在遭遇“零利率下限”或“流动性陷阱时”如何选择政策工具去增加总需求。
在2002年11月的一次关于预防通缩的演讲中，伯南克第一次提到了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2016年4月11日，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博客的文章里又一次阐述了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概念。他认为，直升机撒钱可以证明是一种有价值的政策工具，它可以用货币融资型财政计划（Money-Financed Fiscal Program，或MFFP）来概括替代，在那些经济资源严重闲置或出现明显通缩趋势的国家，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备选的宏观调控工具。他认为欧洲和日本在目前的情况下都应该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这里引用伯南克的观点说明刺激政策的工具选择问题时有几个基本前提应当说明：
一是当经济出现下行或通缩趋势时要不要运用宏观政策工具进行刺激？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靠市场自身去自动恢复均衡要经历很长时间，如果经济中出现失业停滞等现象严重时往往会影响一国政局的稳定，所以就要由政府出面用看得见的手来逆对经济风向实施调节，想方设法增加总需求，用以拉升经济增长率。如果一国政府无所作为任由经济下滑、收入损失那就有管理失当之嫌。
二是谁来拉升总需求？在政府的宏观工具篮子里有货币政策有财政政策，具体到政策工具方面有存款准备金、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税率、预算支出、补贴等等，从工具的性质说有数量型工具也有价格型工具。从社会总需求角度说，有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通常只有最终需求的实质增长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拉升作用，而最终需求的增加通常只有一个途径即货币供给存量的增加，从这一点来说，由于中央银行是货币供给的最终源头，所以拉升总需求最终要靠中央银行。
三是拉升总需求的具体途径有哪些？一般人看到这个问题很容易想到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票据、各类金融衍生品等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中的确有一些具有准货币或近似货币功能，但这仅仅是在其被广泛接受的意义上说是如此。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无论这些金融工具的被喜爱程度如何，从增加货币存量的角度看，只有中央银行直接对政府实施赤字融资才算是增加货币供给存量实际拉升了社会总需求。而股票、债券类金融工具，由于其购买者是企业、家庭部门或商业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金融工具发行或交易无论其数量多寡，其实质意义不过是一笔钱从这个微观主体的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微观主体口袋而已，实际上全社会的货币存量并没有增加，从而社会总需求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有在政府进行赤字融资，而政府债券的购买主体是中央银行时，全社会的货币存量才真正增加，社会总需求才真正得到了刺激，这就是所谓的MFFP。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虽然做法各不相同，但其实质就是MFFP的一种翻版。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中国。
2016年一季度数据尚未公布时，张高丽副总理曾经用“开门红”一词来描述今年头三个月的中国经济表现，从投资消费出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工业利润到物价似乎都有一种表现超预期的意思，那么，这种经济回暖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在4月18日晚上给廊坊银行500名中层以上干部讲课时曾做过一个初步分析，那就是：（1）2015年很多未开工大项目，2016年集中动工；（2）今年3月两会上中央政府宣布将赤字占GDP的比重从去年的2.3%提升至3%；（3）中央银行所谓稳健货币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微妙变化，2016年1月份信贷增加达2.51万亿元，一季度信贷新增4.61万亿元，M2增长达13.4%。说白了，还是货币存量的快速增加从而拉升了社会总需求。没有货币存量的快速增加就没有社会总需求的实质拉升，仅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种空洞的口号是换不来一季度“开门红”的好形势的。
说到增加财政赤字，说到信贷高速增长，说到大项目集中开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年底出台的那个“4万亿刺激计划”，即使是当年给温政府唱赞歌的一些学者现在也大多成了诟病反对派，但若仔细研究一下1929～1933年美国大危机，看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的各国对策，再看看中国县县通高速和近2万公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铁线路，我们也许就不会再认为4万亿刺激计划是错误决策了。我倒是认为，中国近两年来经济下行趋势所以难以扭转，不是结构性原因也不是周期性因素导致，问题的症结在决策在有没有敢为刺激决策承担责任的人在能不能找出无衰退调整的有效办法。
在中国，有一群特有忧患意识的文人，经济下行的趋势明明还没有扭转，PPI已连续49个月下降，产能过剩产品过剩的现象依然普遍，CPI因为猪周期刚刚超过2%，他们就眨眼间变成了反通胀斗士，著名媒体人胡舒立撰文说商业银行降房贷首付门槛是“加杠杆”；财经观察家刘晓博在凤凰网发表文章说中国2016年一季度通胀指数不是2.3%而是6.7%，因为一季度M2增速是13.4%而GDP增速为6.7%，二者之差为6.7%，这才是中国的“实际通胀率”。刘晓博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而且，其分析方法来源似乎也与我们推崇的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渊源。我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弗里德曼在提出货币政策单一规则建议时就是用GDP增速与目标通胀率之和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刘晓博的计算只是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主张作了些项目位置变换而已。不知刘晓博是否涉猎过美国货币政策实践方面的史实资料，众所周知，曾高举货币主义大旗的保罗·沃尔克在入主美联储半年之后，就把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扔进了废纸篓。因为，所谓单一规则或简单规则已简单到根本无法执行的地步，现实世界、美国经济当然也包括中国经济，实在是太复杂了。
那么，中国现在应当用直升机撒钱吗？或者换句话说，中国需要MFFP吗？当然需要。我总感觉中国的财政政策时常显得小气，减税不够豪爽，预算支出也不够大方，近年来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的赤字率也常常会突破3%，中国应当从各国的宏观调控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不要听国外的内行人怎么说，他们的话十之八九是隔靴搔痒，当然也不要听国内的外行人怎么说，他们的话基本是无的放矢。始终把稳增长放在首位，在稳增长的前提下调结构搞三去一降一补，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现在假设有一天有一架直升機飞过这个社区，从空中撒下1000美金的票子，小区的人们当然会匆匆将其收入囊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捡到钱的每个人肯定都会认为这是百年不遇的偶然事件……。
弗里德曼的本意是想借此阐明通货膨胀和货币持有成本的货币政策效果，而不是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但直升机撒钱这种简明形象的比喻却启发了所有的政策经济学家，让他们借用这个概念思考中央银行在遭遇“零利率下限”或“流动性陷阱时”如何选择政策工具去增加总需求。
在2002年11月的一次关于预防通缩的演讲中，伯南克第一次提到了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2016年4月11日，伯南克在布鲁金斯学会博客的文章里又一次阐述了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概念。他认为，直升机撒钱可以证明是一种有价值的政策工具，它可以用货币融资型财政计划（Money-Financed Fiscal Program，或MFFP）来概括替代，在那些经济资源严重闲置或出现明显通缩趋势的国家，它都可以成为一个备选的宏观调控工具。他认为欧洲和日本在目前的情况下都应该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来刺激经济。
这里引用伯南克的观点说明刺激政策的工具选择问题时有几个基本前提应当说明：
一是当经济出现下行或通缩趋势时要不要运用宏观政策工具进行刺激？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靠市场自身去自动恢复均衡要经历很长时间，如果经济中出现失业停滞等现象严重时往往会影响一国政局的稳定，所以就要由政府出面用看得见的手来逆对经济风向实施调节，想方设法增加总需求，用以拉升经济增长率。如果一国政府无所作为任由经济下滑、收入损失那就有管理失当之嫌。
二是谁来拉升总需求？在政府的宏观工具篮子里有货币政策有财政政策，具体到政策工具方面有存款准备金、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税率、预算支出、补贴等等，从工具的性质说有数量型工具也有价格型工具。从社会总需求角度说，有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通常只有最终需求的实质增长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拉升作用，而最终需求的增加通常只有一个途径即货币供给存量的增加，从这一点来说，由于中央银行是货币供给的最终源头，所以拉升总需求最终要靠中央银行。
三是拉升总需求的具体途径有哪些？一般人看到这个问题很容易想到五花八门的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票据、各类金融衍生品等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中的确有一些具有准货币或近似货币功能，但这仅仅是在其被广泛接受的意义上说是如此。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看来，无论这些金融工具的被喜爱程度如何，从增加货币存量的角度看，只有中央银行直接对政府实施赤字融资才算是增加货币供给存量实际拉升了社会总需求。而股票、债券类金融工具，由于其购买者是企业、家庭部门或商业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金融工具发行或交易无论其数量多寡，其实质意义不过是一笔钱从这个微观主体的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微观主体口袋而已，实际上全社会的货币存量并没有增加，从而社会总需求也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有在政府进行赤字融资，而政府债券的购买主体是中央银行时，全社会的货币存量才真正增加，社会总需求才真正得到了刺激，这就是所谓的MFFP。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量化宽松政策（QE）虽然做法各不相同，但其实质就是MFFP的一种翻版。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中国。
2016年一季度数据尚未公布时，张高丽副总理曾经用“开门红”一词来描述今年头三个月的中国经济表现，从投资消费出口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工业利润到物价似乎都有一种表现超预期的意思，那么，这种经济回暖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在4月18日晚上给廊坊银行500名中层以上干部讲课时曾做过一个初步分析，那就是：（1）2015年很多未开工大项目，2016年集中动工；（2）今年3月两会上中央政府宣布将赤字占GDP的比重从去年的2.3%提升至3%；（3）中央银行所谓稳健货币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微妙变化，2016年1月份信贷增加达2.51万亿元，一季度信贷新增4.61万亿元，M2增长达13.4%。说白了，还是货币存量的快速增加从而拉升了社会总需求。没有货币存量的快速增加就没有社会总需求的实质拉升，仅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种空洞的口号是换不来一季度“开门红”的好形势的。
说到增加财政赤字，说到信贷高速增长，说到大项目集中开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8年年底出台的那个“4万亿刺激计划”，即使是当年给温政府唱赞歌的一些学者现在也大多成了诟病反对派，但若仔细研究一下1929～1933年美国大危机，看看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的各国对策，再看看中国县县通高速和近2万公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铁线路，我们也许就不会再认为4万亿刺激计划是错误决策了。我倒是认为，中国近两年来经济下行趋势所以难以扭转，不是结构性原因也不是周期性因素导致，问题的症结在决策在有没有敢为刺激决策承担责任的人在能不能找出无衰退调整的有效办法。
在中国，有一群特有忧患意识的文人，经济下行的趋势明明还没有扭转，PPI已连续49个月下降，产能过剩产品过剩的现象依然普遍，CPI因为猪周期刚刚超过2%，他们就眨眼间变成了反通胀斗士，著名媒体人胡舒立撰文说商业银行降房贷首付门槛是“加杠杆”；财经观察家刘晓博在凤凰网发表文章说中国2016年一季度通胀指数不是2.3%而是6.7%，因为一季度M2增速是13.4%而GDP增速为6.7%，二者之差为6.7%，这才是中国的“实际通胀率”。刘晓博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而且，其分析方法来源似乎也与我们推崇的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有渊源。我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弗里德曼在提出货币政策单一规则建议时就是用GDP增速与目标通胀率之和决定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刘晓博的计算只是将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主张作了些项目位置变换而已。不知刘晓博是否涉猎过美国货币政策实践方面的史实资料，众所周知，曾高举货币主义大旗的保罗·沃尔克在入主美联储半年之后，就把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扔进了废纸篓。因为，所谓单一规则或简单规则已简单到根本无法执行的地步，现实世界、美国经济当然也包括中国经济，实在是太复杂了。
那么，中国现在应当用直升机撒钱吗？或者换句话说，中国需要MFFP吗？当然需要。我总感觉中国的财政政策时常显得小气，减税不够豪爽，预算支出也不够大方，近年来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的赤字率也常常会突破3%，中国应当从各国的宏观调控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来，不要听国外的内行人怎么说，他们的话十之八九是隔靴搔痒，当然也不要听国内的外行人怎么说，他们的话基本是无的放矢。始终把稳增长放在首位，在稳增长的前提下调结构搞三去一降一补，这才是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