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0年夏天，胡乔木与季羡林同时考入清华大学，胡乔木考入物理系，后转读历史系，季羡林念外语系。当时胡乔木年方18，季羡林长他1年，也不到20，两人结下同窗之谊。后来两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是投身革命，然后是久赞枢机、管领意识形态；一个是自甘寂寞、矢志学问，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特别在解放后，胡乔木身居高位，季羡林仍一介书生，然而两人的友谊却保持了终生。
☆同在清华☆
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大地风云激荡，素以校风民主著称的清华园不是远离尘嚣的“象牙塔”，而成了各种角色都可以出场的“大戏台”。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就是这个戏台上比较活跃的一个角色。他当年在清华园，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入学半年后即于1930年底加入了共青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之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各项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还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里办起了一所工友子弟夜校，动员校内的工友参加学习。胡乔木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刻意隐蔽。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革命传单，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有一天夜里，胡乔木摸黑坐到季羡林的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羡林是真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但是对于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他的主要志趣在于追求知识。所以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他还是没有答应，只同意到胡乔木主办的工友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胡乔木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只读了一年书，就离开了。因为，不久胡乔木的身份暴露了。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学者。他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话：“清华大学好比大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塌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塌。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交出你的组织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胡乔木选择了后者，于1931年8月离开了学校，被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到社会上更大的戏台上担任角色了。
季羡林在清华4年，专心务学，获益良多。他兼收并蓄，学习了英文、德文和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开始笔耕，创作散文，从事翻译，并结识了许多知名学者和教授。毕业后，回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即赴德留学，一去就是10年。此时，胡乔木早已到了延安，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自此，这对清华同窗，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意外来信☆
1946年，季羡林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季羡林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以激动和欣喜的心情迎接新时期的来临。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信的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季羡林当然记得。当年的胡乔木面容清秀，说话慢条斯理，略带苏北口音，一副非常斯文的样子。同时，18年前那个清华园的深夜，胡乔木劝他参加革命被他婉拒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仿佛又看到了胡乔木那在黑暗中闪光的眼晴，仿佛又听到了胡乔木离去时那无奈的叹息，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心头。而现在的胡乔木不再是当年撒传单的革命青年，他已是毛主席的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然而胡乔木在信中没有一点官架子，而是十分客气地征询季羡林的意见。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季羡林是否愿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
季羡林当时是北大东语系主任。北大东语系是1946年创办的。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没有建系。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建系的基本条件具备了。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批准，再加上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季羡林刚入北大，正赶上东语系初建，他荣任该系主任。东语系初建时，是北大最小的系，除主任季羡林外，另有教师5位。学生的人数比教师的人数还少，在红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作为一系之主，季羡林做梦都想着东语系的发展和壮大，再加上在当时的革命高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是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所以，当他从胡乔木的信中看到中央有关北大东语系的打算后，顿时激动不已：这于国于民于己于北大都是一件大好事，正求之不得，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于是，这年暑假之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各一部分，奉令与北大东语系合并，北大东语系得到大大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规模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全北大最大的系。
北大东语系在季羡林的主持下，教学和科研等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有些成绩还受到毛泽东本人的赞誉。1951年初的一天，胡乔木亲自到翠花胡同看望季羡林，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考虑到季羡林当时可能还不习惯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样一个词。这个细节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
☆不忘故人☆
季羡林是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他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一向对“官”敬而远之。他最讨厌人摆官架子，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他说自己对爱摆官谱的人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同胡乔木几次接触下来，季羡林认定“乔木却决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说胡乔木：“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
胡乔木确实没有忘掉故人。1951年夏天，我国政府决定派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出国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旬。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时，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觉得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主任、印度语言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是代表团的理想成员，所以，他立即征求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当然非常愿意，因为他研究印度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可以弥补这一遗憾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成员，随团畅游了印度和缅甸。这是季羡林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以后曾多次出访，到过30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缅，但这第一次出访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使他毕生难忘。季羡林知道，他能有幸参加这次出访，同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所以，40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深情地说：“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自从恢复联系后，胡乔木始终记挂着季羡林。别人给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给季羡林一份，自己在北戴河休养期间买回来的大个儿海螃蟹，也总想着送一筐给季羡林尝鲜。对此，季羡林感激而歉疚，他觉得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自己应当回报点东西的，可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为此，季羡林还剖析过自己的心理：“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但胡乔木对此却从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老友。
☆推心晤谈☆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胡乔木有些着急，他想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但又不敢到北大去，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有一天，他通过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捎话给季羡林，说他想找季羡林谈谈，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季羡林也正为学生的事忧心如焚，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感情容易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听到胡乔木的邀请，立即答应了。于是胡乔木把自己的车派来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胡乔木全家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为了谈话方便，胡乔木把家人都打发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玩，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开宗明义，胡乔木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 季羡林是个聪明人，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在说话，胡乔木一直静静地听。季羡林说了很多，但其实要旨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与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意见，并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自己的意见能得到胡乔木的赞同，季羡林非常高兴。时至中午，胡乔木留季羡林吃饭。季羡林吃惊的是，胡乔林一家吃得竟是那样简单，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加了一份好感。
由于知识分子的那种“传统心理”，季羡林从不主动拜访胡乔木，而胡乔木却多次主动到季羡林家去看望他。胡乔木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胡乔木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和老伴谷羽一起去的。季承那天也回家了，陪着谷羽、秘书和司机在楼外闲聊。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老同学。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极为高大宽敞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的乱书房里。胡乔木仍用他那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季羡林感谢胡乔木签名送给他的诗集和文集。胡乔木高度赞扬季羡林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季羡林顿时感到惶恐不安，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的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最后一面☆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儿子季承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老友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60多年的老朋友，世上没有几个了，一想到这里，季羡林心里便难免一阵激动。
1992年八九月间，胡乔木委托老伴谷羽转告季羡林，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高大，但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智依然清楚，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季羡林心里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许诺。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祭奠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撒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黯然神伤。季羡林想到，与胡乔木相交60年，在胡乔木生前，自己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自己倒常常想起他，深有知己之感，愈来愈觉得胡乔木是了解自己的。这种知己之感加浓了季羡林对胡乔木的怀念。这种悲思，无疑在季羡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他常常一个人，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胡乔木去世一年后，1993年11月，季羡林提笔写了一篇题为《怀念乔木》的悼文，声情并茂，感人至深。文章开头写道：“乔木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决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文中，季羡林回忆了自己与胡乔木60年的交往过程，并说出了自己对胡乔木的认识和看法：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胡乔木和季羡林60年的交往，看似平淡，而细细品味其中的点点滴滴，就不能不敬重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胡乔木是季羡林的知己，因为胡乔木了解他“不是此道中人”，所以从不向他流露为“仕”的感受；知道他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从不苛求于他，交往中总是积极主动。其宽容与体贴，令人感动。反之，季羡林又何尝不是胡乔木的知己呢？人们只看到胡乔木严肃严谨的外表，只有季羡林读懂了他丰富的内心和正直的实质；人们只看到胡乔木政治生涯的荣耀和辉煌，只有季羡林知道他宦海沉浮60年的艰辛和不易，并勇于为他洗刷误解。一对老友相互理解之深之切，令人赞叹。清华园中一年同窗结缘，人生路上60年倾心相交，途殊心相通，位异神相似，胡乔木与季羡林是也。
☆同在清华☆
20世纪30年代的中华大地风云激荡，素以校风民主著称的清华园不是远离尘嚣的“象牙塔”，而成了各种角色都可以出场的“大戏台”。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就是这个戏台上比较活跃的一个角色。他当年在清华园，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入学半年后即于1930年底加入了共青团，这是他正式走上红色之路的起点。之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各项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学校的读书会，宣传进步思想，还和几个同学在学校里办起了一所工友子弟夜校，动员校内的工友参加学习。胡乔木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刻意隐蔽。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发现革命传单，是手抄油印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有一天夜里，胡乔木摸黑坐到季羡林的床头，劝他参加革命活动。季羡林是真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但是对于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他的主要志趣在于追求知识。所以尽管胡乔木苦口婆心，反复劝说，他还是没有答应，只同意到胡乔木主办的工友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胡乔木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只读了一年书，就离开了。因为，不久胡乔木的身份暴露了。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博士。虽说他后来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但此时仍是一位自由主义学者。他把胡乔木找去，说了一番颇为风趣的劝告话：“清华大学好比大戏台，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演出一番，不过，如果戏台塌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了。你现在演的戏太危险，会使戏台倒塌。我作为校长，只能提出两种方案供你选择：一是交出你的组织名单，保证在学校里不进行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二是离开清华大学。”胡乔木选择了后者，于1931年8月离开了学校，被调到共青团北平市委担任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到社会上更大的戏台上担任角色了。
季羡林在清华4年，专心务学，获益良多。他兼收并蓄，学习了英文、德文和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开始笔耕，创作散文，从事翻译，并结识了许多知名学者和教授。毕业后，回到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教了一年书，即赴德留学，一去就是10年。此时，胡乔木早已到了延安，成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自此，这对清华同窗，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意外来信☆
1946年，季羡林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季羡林和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以激动和欣喜的心情迎接新时期的来临。就在这年的春夏之交，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来的信。信的开头就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季羡林当然记得。当年的胡乔木面容清秀，说话慢条斯理，略带苏北口音，一副非常斯文的样子。同时，18年前那个清华园的深夜，胡乔木劝他参加革命被他婉拒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仿佛又看到了胡乔木那在黑暗中闪光的眼晴，仿佛又听到了胡乔木离去时那无奈的叹息，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心头。而现在的胡乔木不再是当年撒传单的革命青年，他已是毛主席的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然而胡乔木在信中没有一点官架子，而是十分客气地征询季羡林的意见。胡乔木在信中告诉季羡林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季羡林是否愿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
季羡林当时是北大东语系主任。北大东语系是1946年创办的。北大早就有成立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想法，只是因为条件不成熟，主要是缺少能够讲授东方语言文学的教师，一直没有建系。194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内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一批知名学者，建系的基本条件具备了。于是，经校长胡适、代理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批准，再加上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的推动，东方语言文学系终于诞生了。季羡林刚入北大，正赶上东语系初建，他荣任该系主任。东语系初建时，是北大最小的系，除主任季羡林外，另有教师5位。学生的人数比教师的人数还少，在红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就可以开全系大会了。作为一系之主，季羡林做梦都想着东语系的发展和壮大，再加上在当时的革命高潮中，季羡林正为自己是一介书生，满腔热血，报国无门而苦恼，所以，当他从胡乔木的信中看到中央有关北大东语系的打算后，顿时激动不已：这于国于民于己于北大都是一件大好事，正求之不得，岂有拒绝之理？他立即回信，表示完全同意。于是，这年暑假之后，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和中央大学边政系、边疆学院各一部分，奉令与北大东语系合并，北大东语系得到大大发展。1952年院系调整阶段，东语系规模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全北大最大的系。
北大东语系在季羡林的主持下，教学和科研等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有些成绩还受到毛泽东本人的赞誉。1951年初的一天，胡乔木亲自到翠花胡同看望季羡林，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胡乔木是个细心人，他考虑到季羡林当时可能还不习惯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样一个词。这个细节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表现出胡乔木对季羡林的尊重。
☆不忘故人☆
季羡林是完全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他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一向对“官”敬而远之。他最讨厌人摆官架子，认为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他说自己对爱摆官谱的人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了面也不打招呼。”同胡乔木几次接触下来，季羡林认定“乔木却决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说胡乔木：“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
胡乔木确实没有忘掉故人。1951年夏天，我国政府决定派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大型出国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旬。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时，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觉得季羡林是北大东语系主任、印度语言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是代表团的理想成员，所以，他立即征求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当然非常愿意，因为他研究印度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可以弥补这一遗憾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成员，随团畅游了印度和缅甸。这是季羡林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以后曾多次出访，到过30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缅，但这第一次出访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使他毕生难忘。季羡林知道，他能有幸参加这次出访，同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所以，40多年后，回想起这段经历，他深情地说：“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自从恢复联系后，胡乔木始终记挂着季羡林。别人给他送了上好的大米，他要送给季羡林一份，自己在北戴河休养期间买回来的大个儿海螃蟹，也总想着送一筐给季羡林尝鲜。对此，季羡林感激而歉疚，他觉得按照中国的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自己应当回报点东西的，可自己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为此，季羡林还剖析过自己的心理：“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但胡乔木对此却从不介意，一如既往地关心照顾老友。
☆推心晤谈☆
1986年冬天，北大的学生有一些爱国活动，有一点“不稳”。胡乔木有些着急，他想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但又不敢到北大去，怕学生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有一天，他通过季羡林的儿子季承捎话给季羡林，说他想找季羡林谈谈，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季羡林也正为学生的事忧心如焚，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感情容易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听到胡乔木的邀请，立即答应了。于是胡乔木把自己的车派来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胡乔木全家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为了谈话方便，胡乔木把家人都打发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去玩，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开宗明义，胡乔木首先声明：“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 季羡林是个聪明人，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季羡林一个人在说话，胡乔木一直静静地听。季羡林说了很多，但其实要旨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与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最后，胡乔木说话了。他说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意见，并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自己的意见能得到胡乔木的赞同，季羡林非常高兴。时至中午，胡乔木留季羡林吃饭。季羡林吃惊的是，胡乔林一家吃得竟是那样简单，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由此，季羡林对胡乔木又增加了一份好感。
由于知识分子的那种“传统心理”，季羡林从不主动拜访胡乔木，而胡乔木却多次主动到季羡林家去看望他。胡乔木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胡乔木最后一次到季羡林家，是和老伴谷羽一起去的。季承那天也回家了，陪着谷羽、秘书和司机在楼外闲聊。屋子里，只剩下他们两个老同学。季羡林不禁回忆起几年前胡乔木接他到中南海的情景，同是会面，环境迥异。在胡乔木家里，会见是在极为高大宽敞的大厅里。而现在却是在低矮窄小的乱书房里。胡乔木仍用他那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说话。季羡林感谢胡乔木签名送给他的诗集和文集。胡乔木高度赞扬季羡林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季羡林顿时感到惶恐不安，对胡乔木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的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胡乔木没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他们谈了许久许久，但话好像还是没有说完。胡乔木终于起身告辞，季羡林目送他的车转过小湖，才慢慢回家，他没有想到，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到他家来。
☆最后一面☆
1991年，季羡林听说胡乔木患了不治之症，大吃一惊，仿佛当头挨了一棍：“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他心里想，难道天道真就是这个样子吗？他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寄希望于万一。这时，季羡林真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他。但是，儿子季承转达胡乔木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让看他。季羡林只好服从老友的安排，但心里总是惦念着他。60多年的老朋友，世上没有几个了，一想到这里，季羡林心里便难免一阵激动。
1992年八九月间，胡乔木委托老伴谷羽转告季羡林，希望季羡林到医院里去看他。季羡林十分了解他的心情，这是要做最后诀别了。季羡林怀着沉重的心情，到了胡乔木住的医院。医院的病房，同胡乔木在中南海的住房一样宽敞高大，但季羡林的心情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同进中南海那一次相比，他是来与老友诀别的。重病的胡乔木，这时仰面躺在病床上，嘴里吸着氧气。看到老朋友来了，胡乔木显得有点激动，抓住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松开。胡乔木知道这是最后一次握老朋友的手，但神态依然安详，神智依然清楚，一点也没有痛苦的表情。胡乔木仍像平常一样慢声慢语地说话，提到季羡林在《人物》杂志上发表的《留德十年》里的一些文章，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季羡林此时此刻百感交集，答应全书出版后，一定送他一本。季羡林心里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空洞的许诺。
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留德十年》出版之后，季羡林觉得该到胡乔木的坟上去焚烧一本，祭奠他的在天之灵。但是，遵照胡乔木的遗嘱，他的骨灰都撒到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了，连一个骨灰盒都没有留下，真正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这对于季羡林来说，是极难排遣的。面对着《留德十年》，他泪眼模糊，黯然神伤。季羡林想到，与胡乔木相交60年，在胡乔木生前，自己有意回避，绝少主动与他接近，这是天性使然，无法改变的。胡乔木逝世之后，自己倒常常想起他，深有知己之感，愈来愈觉得胡乔木是了解自己的。这种知己之感加浓了季羡林对胡乔木的怀念。这种悲思，无疑在季羡林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他常常一个人，怅望着苍天，想得很远很远。
胡乔木去世一年后，1993年11月，季羡林提笔写了一篇题为《怀念乔木》的悼文，声情并茂，感人至深。文章开头写道：“乔木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我曾多次想提笔写点怀念的文字，但都因循未果。难道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位青年时代的朋友感情不深、怀念不切吗？不，不，决不是的。正因为我怀念真感情深，我才迟迟不敢动笔，生怕亵渎了这一份怀念之情。到了今天，悲思已经逐步让位于怀念，正是非动笔不行的时候了。”
文中，季羡林回忆了自己与胡乔木60年的交往过程，并说出了自己对胡乔木的认识和看法：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胡乔木和季羡林60年的交往，看似平淡，而细细品味其中的点点滴滴，就不能不敬重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胡乔木是季羡林的知己，因为胡乔木了解他“不是此道中人”，所以从不向他流露为“仕”的感受；知道他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从不苛求于他，交往中总是积极主动。其宽容与体贴，令人感动。反之，季羡林又何尝不是胡乔木的知己呢？人们只看到胡乔木严肃严谨的外表，只有季羡林读懂了他丰富的内心和正直的实质；人们只看到胡乔木政治生涯的荣耀和辉煌，只有季羡林知道他宦海沉浮60年的艰辛和不易，并勇于为他洗刷误解。一对老友相互理解之深之切，令人赞叹。清华园中一年同窗结缘，人生路上60年倾心相交，途殊心相通，位异神相似，胡乔木与季羡林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