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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红都延安有一家著名的“废话公司”,它是由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发起成立的,周恩来任“董事长”“总经理”,若干普通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愿成为“股东”或“董事”。公司“办公”地址在蓝家坪。
曾与周恩来有过多年近距离接触的师哲(曾担任任弼时的秘书,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在回忆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废话公司”的由来。原来,“废话公司”就是一个俱乐部,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周恩来是这里的常客,他把这里当作密切干群关系的最佳场所。在“废话公司”里,周恩来作为位高权重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没有官话、大话、套话,而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地与大家打交道,嘘寒问暖,常给大家讲一些趣闻轶事、意味深长的笑谈和故事。
对于有人把这种形式的交流戏称为“废话公司”,师哲大发感慨说:“恩来认为,辩证法是革命的,一切也都是辩证的。在闲谈中,大家不仅互相讨论各种问题,交流情况,取长补短,而且交流思想感情,使同志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在延安时,一般看不出谁是大干部,谁是小干部。特别是在恩来面前,大家更是无拘无束,什么话都敢讲……他永远像冬天的太阳,给人以温暖,使人愿意与他接近。”
延安时期,尽管并非完全是一片光明,也有阴暗面,丁玲写《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写《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现象,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干部确实如师哲记叙的那样,大都不像“大干部”,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
曾与周恩来有过多年近距离接触的师哲(曾担任任弼时的秘书,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在回忆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废话公司”的由来。原来,“废话公司”就是一个俱乐部,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周恩来是这里的常客,他把这里当作密切干群关系的最佳场所。在“废话公司”里,周恩来作为位高权重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没有官话、大话、套话,而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地与大家打交道,嘘寒问暖,常给大家讲一些趣闻轶事、意味深长的笑谈和故事。
对于有人把这种形式的交流戏称为“废话公司”,师哲大发感慨说:“恩来认为,辩证法是革命的,一切也都是辩证的。在闲谈中,大家不仅互相讨论各种问题,交流情况,取长补短,而且交流思想感情,使同志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在延安时,一般看不出谁是大干部,谁是小干部。特别是在恩来面前,大家更是无拘无束,什么话都敢讲……他永远像冬天的太阳,给人以温暖,使人愿意与他接近。”
延安时期,尽管并非完全是一片光明,也有阴暗面,丁玲写《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写《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现象,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干部确实如师哲记叙的那样,大都不像“大干部”,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