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圻暢在31岁时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饱尝了与亲人分隔两岸的痛苦。于是，他用自己租来的狭小屋子作办公室，在香港创办了一间“博爱事务所”，希望帮更多人实现寻找亲人的心愿。在往来上万封信之后，终于为上千人找到了失散的亲人，还亲手安排了600多个家庭的团聚……
　　
　　30年未谋父亲面
　　
　　田圻畅的父亲在和他母亲结婚仅7天后就跟随国民党离开北平，前往上海，不久便去了台湾。1948年出生在北平的田圻畅，一直到结婚生子都没有见过海峡那一边的父亲。在30年的时间里，他只能通过母亲和长辈的描述，想象父亲的模样。
　　1979年1月1日，是田圻畅人生的转折点。“《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爸爸！”今年60岁的田圻畅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依然很激动，“当我从香港亲戚那里得知父亲还活着时，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但那个时候，父亲没法到大陆来，我也不能到台湾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香港见面。”
　　1979年10月，31岁的田圻畅携妻带子，历经周折辗转到香港。“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接机大堂里，玻璃门打开了，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走了出来，亲戚说，这就是你爸爸！我马上跑上前去扑进爸爸的怀抱，我们俩都哭成了泪人。爸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我对不起你，我是罪人。”
　　7天之后，父亲的签证到期，便与台湾太太一同回台湾去了。根据当时的政策，田圻畅无法跟随父亲前往台湾。后来，他和妻子、儿子一起在香港生活了下来。
　　
　　上万飞鸿见证思亲泪
　　
　　“那时，很多在台湾的人都想寻找在大陆的亲人。”田圻畅很希望能帮更多的人寻找亲人，但因为还要打工，时间有限，“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件事情，就不能再打工了。”1983年，田圻畅以个人名义注册了一家“博爱事务所”，专门帮助分隔两岸的同胞寻找亲人。
　　“博爱事务所”的地址就是田圻畅的家，一间租来的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正式员工只有他一人。
　　注册之后，他给大陆各省的统战部、香港移民局、台湾侨委会、出入境管理局都发去信件，介绍事务所的目的。后来，到“博爱事务所”来寻亲的人越来越多，在寻亲的人中，有80%都来自台湾。
　　每次往大陆寄出一封信，田圻畅都会在信封背面写上这样一句话:“邮递员先生，这是一封替台湾同胞寻找失散多年的大陆亲人的信，请您一定设法协助，如找不到，请交当地政府，多谢！”就是这一封又一封信，在祖国大陆各地辗转，给上千人带去了失散多年的亲人的消息。
　　“通常一封信寄到大陆都要半个月，有时候要几个月才能找到收信人。”田圻畅说，他经手的信一共有上万封，有些信被退了回来，“不过大部分还是找到了。”
　　
　　自掏腰包辗转安排亲人相见
　　
　　寻找到亲人后，安排他们见面又是一件大事。田圻畅回忆说:“我先让他们各自去办申请，台湾进香港的签证大概半年有效，所以我就让台湾这边先把办好的香港签证寄给我，我把它复印好。同时让台湾这边写一封邀请函，说明他们邀请大陆亲人在香港见面，最后事务所还会出具一份证明，证明大陆这边的人来香港，一切费用由我承担。然后，我把这三样东西寄给大陆，然后大陆这边再一级一级地办，有时候一办就是几个月。大陆这边办好后我再通知台湾那边，然后先让大陆的亲人出来，算好火车快到的时间，就通知台湾那边可以买机票了。”
　　田圻畅说，通常他都会先到深圳去接来香港见亲人的人，“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到香港，什么都不知道，过一次关经常要七八个小时。”
　　
　　相见:或抱头痛哭或相对无言
　　
　　接到人后，田圻畅又会陪他们一起去机场接台湾的亲人，田圻畅说，两岸亲人见面，有时候是抱头痛哭，有时是相对无言，也有人一见面就晕了过去。
　　“有个台湾的刘先生带着自己的台湾太太来，在机场见到大陆来的太太和儿子，大陆太太一直没有嫁人，儿子也一直住在乡下，没读过什么书。这位刘先生当时在机场捶胸顿足，甚至一度口吐白沫，后来用急救车把他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两岸亲人在机场相见后，田圻畅把他们一起带回自己租的房子。在这个两室一厅中，不知留下了多少两岸亲人的欢笑与泪水。
　　田圻畅把两间卧室腾出来给客人住，自己和妻子则睡在客厅里的一张大床上。
　　田圻畅还负责给客人做饭，有时下点面条，或者大家一起包饺子。
　　“后来很多人对我说，田先生，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我带着他们一起逛香港，去海洋公园。我还买了相机给他们拍照，把照片冲洗出来送给他们。”田圻畅说话间，透露出无比的幸福。
　　
　　（摘自《广州日报》2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