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的时代并存着愚蠢和进步。从子弹头列车到火星探测器，人类突破极限和打破记录的胃口似乎永远无法满足。但是，尽管极度的野心可以推动进步，它也可能像我们今天在伊拉克、叙利亚、加沙和其他地区所看到的那样助长鲁莽和大规模破坏。在极端的时代，怎么可能实现和平？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国际社会已经不知该何去何从。许多国家干脆拒绝向困扰世界的诸多矛盾伸出援手，尤其是大中东地区的冲突。那些确实伸出援手的——无论像美国那样出于自身的核心战略利益，还是像法国那样出于保护社会的良知——也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有些国家甚至出于一己私利试图延长冲突。
　　显然，关注国家利益并不足以缓和宗教极端主义、减轻人类痛苦和防止社会堕落。考虑到促成动荡的因素——伊斯兰教抗拒现代化、非理性地认为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和源自于宗教差异的普遍恐惧——解决大中东诸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而非政治领袖。
　　当然，伊斯兰教绝非抗拒现代化的唯一宗教力量。事实上，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再到儒学，几乎所有的主要信仰都发源于维护既定社会政治秩序的愿望。（唯一值得一提的例外是佛教，佛教起源于婆罗门社会对不平等和暴力架构的排斥，与其说它是一种宗教还不如说是哲学更为恰当。）
　　尽管宗教领袖固执地抗拒变革，经济和社会发展，性别、代际关系和社会阶层的转型依然无法阻挡。其他团体不过是比伊斯兰教更快地接受了这种无法改变的现实状况。
　　长期没有自身领土的犹太人在别处找到了现代化，并将其带回以色列国。尽管中国的卫道人士和军队通过禁止对外接触阻止社会发展长达数百年，但反教政府的崛起最终还是为现代化开辟了道路。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后，基督教领袖终于承认有必要进行改革。
　　对伊斯兰教来讲，这一过程远比其他宗教更加艰苦。政治和军事统治者成功地团结伊斯兰神职人员反对宗教改革，不给敢于挑战他们的任何人以讲话的自由。这限制了很多穆斯林民众，尤其是女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进步。
　　更糟的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多数穆斯林国家臣服于欧洲列强。不难想象这样的羞辱助长了分裂社会的愤怒，导致某些团体认为除对西方异教徒发动圣战外别无选择。
　　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国家，世俗权力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使信徒得以和平共处。黎巴嫩的西方殖民宗主国法国居然成功地让各宗教团体签署了和平共处协议——该计划促使阿尔及利亚和国王统治下的伊朗也做出了类似的选择。
　　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而言，维持这种微妙的关系并不像维护战略利益，尤其是该地区的石油资源那般重要。如果上述国家真像其政府所说的那样旨在改善阿拉伯民众的生活，推动和平共处、世俗统治和稳定就应该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他们借民主之名发起了破坏稳定的军事干预，打破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宗教和种族团体间本已脆弱的平衡。
　　结果是逊尼派政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埃及——以丰厚的石油交易换取到西方的支持。他们因此被什叶派视为实现目标的绊脚石，什叶派的大本营是伊朗，恢复尊严和宗教身份是他们的主要诉求。拥有940万穆斯林人口的俄国同样支持什叶派，他们希望什叶派的崛起能削弱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抗拒现代化引发冲突的同时，以色列的经济、技术和社会进步导致它在从未谈判任何和平协议的情况下打赢了五场战争。对以色列而言，恐惧既是至关重要的动力也是对国家的保护，前者是因为其在阿拉伯社会的独特地位，而后者则与其秘密核国家的地位相关。
　　正像不久前加沙暴力事件所表明的那样，恐惧遏制冲突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很多情况下，恐惧甚至为暴力火上浇油。
　　同样，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纷争所表明的那样，使用武力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策划谨慎的军事行动有时可以控制冲突的代价，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理解稳定和无纷争的环境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妥协。
　　只有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宗教和解，政治妥协才有可能。虽然领导人似乎越来越注重相互交流，但真正的和平谈判却鲜有耳闻。信徒们现在应该纠缠神职人员——其他人则纠缠信徒——去提供政治家所无法提供的东西：一项尊重所有民众的谕令，无论他们秉承何种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