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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0年，朝鲜被日本强制“合并”沦为其殖民地，朝鲜爱国志士被迫来到中国东北地区继续坚持抗日独立运动。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者大都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肩负着直接投入中国革命和积极准备、努力促进朝鲜革命的“双重使命”，与东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进行着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段历史是中国东北抗日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史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因此，对于这段历史两国史学界应该采用“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去研究。
[关键词]中国；朝鲜；联合抗日；共同历史；一史两用
[中图分类号]K264：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5208
[收稿日期]2016-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KSCH2016；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朝鲜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XSS006。
[作者简介]1金成镐，男，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朝鲜近现代史；2金成杰，男，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世界史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延吉133002）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于2014年9月及2015年8月，先后公布了第一、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及英雄群体名录。参照《人民日报》2014年9月2日报、2015年8月25日第14版。在这两批共900名的抗日英烈中，朝鲜民族本文采用超越国家界限，广义和整体上的“朝鲜民族”概念。因为1949年建国前对“朝鲜人”、中国“朝鲜族”的定义时有变化，比较混乱，所以笔者认为，只有使用宏观上的“朝鲜民族”这一概念才符合史实，且较为公平合理。当时，称朝鲜为“朝鲜、韩国、高丽”；称朝鲜人为“朝鲜人、韩国人、高丽人、朝侨、韩侨、鲜人、朝鲜族”，甚至在一篇文章中也混用“朝鲜、韩国、高丽”等概念，很难区分学界严格意义上的“朝鲜人”和中国“朝鲜族”。有20余人。其中，李红光（1910-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李东光（1904-1937年，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部长）、许亨植（1909-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兼第3路军总参谋长）、朴吉松（1917-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第12支队支队长）4名英烈的半身铜像，以“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身份树立在1975年竣工的朝鲜平壤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上述4位英烈原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均牺牲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据初步统计，截至2002年春季，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共立有131位烈士铜像（有些是夫妻合葬），其中1945年“八·一五光复”之前牺牲的有80位，占61%；之后牺牲或逝世的有51位，占39%。被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烈士共有121位，占总数的92%；其余是“朝鲜革命军”、“祖国光复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朝鲜民族组织的抗日革命烈士。[1]（765～797）据粗略推测，在上述所说的朝鲜抗日革命烈士中，牺牲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场的烈士约占60%，原中共党员至少占50%。由此可见，朝鲜所说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的朝鲜民族指战员的统称。
那么，朝鲜党和政府为何千方百计地将分散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朝鮮民族抗日烈士遗骸寻回，为何以“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官”之名，在朝鲜最为庄严而神圣的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树立他们的半身铜像，使之成为朝鲜家喻户晓的抗日英烈？毋庸置疑，这是由朝鲜民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朝鲜独立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一、朝鲜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1910年8月，日本作为东方唯一“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2]（448）国家，将朝鲜吞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独占殖民地。在日本总督府殖民当局的残暴镇压下，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运动在朝鲜国内根本无法展开和发展，抗日爱国志士们被迫转移到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等国外，继续坚持抗日独立运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民族抗日运动，因自身的特殊性在东北抗日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东北朝鲜民族的特殊性
自19世纪中叶起，朝鲜移民从朝鲜半岛不断越境迁入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跨境民族，具有历史特殊性，笔者将这一特殊性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境内的朝鲜民族大都定居在中朝边境一带，自然聚居，进而形成了一个日益融合于中国社会文化，但还继续保持其民族特点且与朝鲜母国保留着密切联系的移民社会文化生活圈。[3]（13～14）
第二，具有较为强烈的反日情绪和社会革命要求。朝鲜移民绝大多数因贫穷和遭受日本侵略所迫而来，又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地方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多重压迫剥削，生活极为悲惨困苦。“日韩合并”后，朝鲜移民作为“亡国奴”，社会地位越发不堪，从而“沦为全世界最底层的民族”，[4]（7703）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抗日斗争精神和社会革命要求。
第三，朝鲜民族最初的社会运动是在“朝鲜的延长线”参考《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报告出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后文的参考文献中简称为《东北文件汇集》），第395页，写于1930年1月30日。该资料由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合编。上产生和发展的。尽管当时朝鲜移民在东北形成了聚居区，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新生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其中一部分人也加入了中国国籍，但与母国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意识、根深蒂固的乡土观以及祖国观等等使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身份意识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10年前后开始转移到中国的朝鲜抗日爱国志士们，胸怀沉痛的亡国民族之恨和强烈的复国愿望，以朝鲜移民社会为基础，在得到中国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下，为把东北地区营造成“祖国光复的策源地”，[5]（21）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朝鲜爱国者的“亡命地”和抗日“独立运动的根据地”。[6]（1064） （二）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革命运动
1919年，朝鲜国内的“三·一独立运动”遭到日帝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队伍便开始了武装斗争。此时，“东满”（现延边地区）朝鲜民族革命者所组成的各类抗日武装人士约有3000名，[7]（279）他们在潜入朝鲜国内进行抗日武装活动的同时，也在东北地区展开了对日武装斗争，其典型事例就是1920年朝鲜独立军进行的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役。他们在东北大地打响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在组织和斗争形态、社会影响和意义等方面，谱写了朝鲜民族主义抗日独立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在朝鲜汉城成立。翌年5月，朝鲜共产党在黑龙江省珠河县（现尚志市）组织建立了“满洲”总局及其下属机构东满、“南满”、“北满”三个区域局，在东北各地朝鲜移民社会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日革命运动。然而在建立伊始，朝共党满洲总局就在朝共党派别斗争的延长线上分裂成“ML派”、“火曜派”等派别，暴露出各种缺陷和不足之处。但他们还是各自举起“共产革命”的旗帜，教育和组织民族革命力量，坚持抗日革命斗争，这“对于推动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8]（23）尽管东北的朝共党组织仅以“朝鲜革命之延长”进行活动，“唯一斗争的对象只有日本帝国主义”，[9]（200）没有参与中国革命，但他们在朝鲜移民社会中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进行群众性抗日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30年代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积蓄了重要的骨干力量。
（三）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运动的三次转变
东北朝鲜民族革命者的抗日运动与朝鲜国内外形势相联系，先后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单纯的民族主义抗日运动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第二次转变是从单一主张朝鲜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转变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共同斗争；第三次转变则是1945年面临日帝即将败亡和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从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分离，单独形成以朝鲜民族革命者为领导核心，以朝鲜民族独立的组织力量准备迎接朝鲜解放。在这三次转变中，主导力量也经历了两次转变，即20世纪20年代初，民族主义势力主导着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运动。他们在东北各地先后组织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朝鲜独立党、朝鲜革命军等名目繁多的各类民族团体，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运动。但自20年代中叶开始逐步转向为共产主义运动，这是由俄国10月革命的胜利、朝鲜“三·一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四）东北朝鲜民族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中国境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朝鲜抗日革命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的现实状況，开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4条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写于1921年。本文参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页。除此之外，1922年7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第一个“章程”的第1章第1条也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因此，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者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如，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的建立以及200余名朝鲜民族革命者参加广州起义等等。
1923年中共东北党组织建立伊始，[10]（10）坚持和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和党的英明民族政策，以争取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解放为目标，十分同情和支持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斗争，并视之为东北反帝反封建革命可靠而有力的同盟军，进而号召朝鲜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11]（317～338）1930年春季，东北朝共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和朝共中央机构已被解体的实际情况，自动解散各派组织，绝大多数党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朝共党组织“在中国进行韩国革命运动”、[12]（58）“在满洲实行韩国独立”[13]（13～19），主张独立发展单一民族革命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发展促使他们选择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转变。[14]（283～290）
（五）朝鲜民族党员在东北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1930年3月末，中共东北党组织仅有30个党支部和206名党员（其中，包括一些朝鲜民族党员），[15]（377）而到当年10月，朝鲜民族党员已占其总数的90%以上。[16]（68）1931年3月末，东北党员共有1190名，而朝鲜民族党员在中共东满特委636名党员中，占96.5%；在南满特委200名党员中，占98.5%。[17]（16～19）共青团组织也出现类似的局面。[18]（99）从此，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即他们在直接投入中国革命的同时，还将东北地区作为根据地、以东北革命发展为动力，积极准备和努力促进朝鲜革命。当时在整个朝鲜民族的抗日革命运动中，因为东北朝鲜民族革命运动既有原有的历史基础，又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的统一领导以及与东北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斗争，突显出斗争环境条件的优越、组织力量的雄厚、革命活动的活跃、对朝鲜影响的最大且最直接等优点。所以中国东北地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最主要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斗争的主战场。
二、中朝联合抗日的历史史实
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共同的抗日目标，中朝两国互相支持，创造了中朝两国联合抗日的光辉历史。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充分认识到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双重革命使命”，始终把支援朝鲜革命作为“主要任务之一”[19]（97）和重大的“国际任务”。[20]（137）
1931年2月，中共东满特委根据满洲省委指示，通过了关于朝鲜革命的特别“决议”，成立了以东满特委书记为首的“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全权负责“布置朝鲜国内的一切工作”，[21]（259）并决定派遣部分同志到朝鲜国内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21]（261～262）1931年5月和9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的《关于满洲韩国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朝鲜国内工作的决议》等文件也都指出，支援朝鲜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的最中心的实际任务之一”，派遣朝鲜民族同志回到朝鲜国内工作是“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22]（137～141）要努力付诸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的朝鲜民族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组织游击队，英勇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各族人民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东北朝鲜民族早已饱受“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对日帝侵略抱有满腔的仇恨；第二，他们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此前朝鲜独立军和朝鲜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有较好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准备；第三，有“义兵”和独立军抗日武装斗争的经历，也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如独立军出身者和武器装备等；第四，他们早已经历过较长时期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在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争取民族解放，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与东北各族人民联合斗争才能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1932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指出，“满洲已经成为韩国的第二，满洲三千万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与一百七十万在满洲的韩国被压迫民族没有什么分别……中韩劳苦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中韩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中韩民族共同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结成密切的联合战线。[23]（71～74）满洲省委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抗日革命运动密切联系起来，要求向两国人民“解释”中朝两国抗日革命不可分离的道理，强调“满洲韩国群众参加中国革命，一方面是保护中国，一方面也是为恢复朝鲜国土而斗争”，[24]（18～19）号召中朝两国人民团结抗日，共同争取民族解放。
正因如此，1932年东满各地在组织党的抗日武装队伍的时候，正式使用“中韩游击队”[25]（1～5）、“中韩工农游击队”[26]（7～10）等组织名称。此时，东北地区共有共产党员2100余名，其中朝鲜民族占80%以上。[27]（295～296）特别是朝鲜民族党员在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7军的创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坚持游击战争的同时，有时也进军到朝鲜国内进行武装斗争。如，1933年夏天东满游击队袭击图们江南岸的朝鲜稳城事件，[28]（112～114）1934年2月汪清游击队在朝鲜国内的武装活动等等。[29]（305）
1934年5月，东满特委党团员共计2300余人，其中朝鲜民族占96.5%。[30]（177）1935年2月，在东满活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中，朝鲜民族约占90%。[31]（215）当年12月，被称为东北第一个大游击区的东满抗日游击区95%以上的群众均为朝鲜民族。[32]（368～375）所以，东满特委及其活动一度被称为“高丽共产党”、“高丽人叛乱”，[35]（359）其游击区革命政府也被误解为“韩人蘇维埃”、“韩国苏维埃”等等。
1935年3月，东满党团特委决定，“派部分武装过境开始游击运动，真正的来帮助高丽人独立”，[34]（229）第3团政委金日成等参加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也决定越境进军到朝鲜国内开创“中韩游击区”。[35]（432）在中国东北同朝鲜一样被沦为日帝殖民地的形势下，作为中朝两国联合抗日武装队伍的第2军，要在中朝两国开辟“中韩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无疑是及时而正确的决策，极大地鼓舞了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
1936年2月，在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方针策略和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传达后，东北党组织要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中韩联合军”[36]（125～127），而且在东满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韩国内部去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明确指出了“其目的是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后，恢复韩国之独立，保护韩国祖国”。[37]（10）由此可见，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成为了朝鲜抗日革命的一个主体，更为主动地开展以“朝鲜独立为目标的活动”。
但是，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根据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抗日斗争大局和朝鲜革命现状，并不同意立即组建独立的朝鲜“民族革命军”进行单独活动。他们主张，“我们不仅是为朝鲜革命，而且是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同时，从我们的斗争环境和条件来看，也是不能立即把部队分开的。我们要继续利用东南满大森林地带的有利地形，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直到我们打下能够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的牢固基础时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该分别建制为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各自进行活动的，而应该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共同组织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中朝人民的支持和声援。我们要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共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从而积极发展朝中人民的抗日革命斗争。”[38]（105）他们希望“仍按联军体制进行活动，只是我们到了朝鲜国内和东北的朝鲜人聚居的地方时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名称，到了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就用抗日联军的名称。”[39]（220）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这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1936年5月，第2军新编第3师“金日成部队”在长白山地区正式创立了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并创办其机关刊物《三一月刊》。[39]（408～413）他们积极主动地向朝鲜国内发展，在咸镜南道甲山郡等地，秘密组织“光复会”基层组织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抗日革命组织，并在1937年6月直接进军到朝鲜国内，打响了普天堡战斗等。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和1936年夏天改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2军，主要转战在朝鲜民族聚居地东满和中朝界河鸭绿江两岸地区，长期坚持英勇顽强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说，第2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民族、各阶级阶层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而且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中朝两国抗日联合军，堪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光辉典范。
1945年7月，为了更好地迎接日帝的败亡和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中共东北党组织便成立了以朝鲜民族著名的抗日英雄金日成（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2军第6师师长、第2方面军指挥）、崔庸健（抗联第7军党委书记、第2路军总参谋长）、金策（中共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3路军政治委员）为核心的“朝鲜工作团”，[40]使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迎接朝鲜的解放。毋庸赘述，朝鲜工作团的成立及在其领导下进军朝鲜国内，是继承和发展1931年“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和1936年“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胜利结果，是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特定时代“双重革命使命”的必然历史归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朝联合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朝鲜民族革命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国家正式统计，仅延边地区各民族抗日革命烈士共计3125名，其中朝鲜民族多达3026名，占96.8%。[41]在长达14年之久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历任东北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与朝鲜民族革命队伍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特殊地位、突出作用、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东北朝鲜民族在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了朝鲜革命坚强的领导核心集体，也锻炼培养了中国朝鲜族第一代革命干部队伍。
这段历史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鲜抗日革命最主要的基本内容，也是中朝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革命友谊史的光辉篇章。
三、现实中的“一史两用、历史共享”问题如上所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东北朝鲜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肩负“双重使命”，与东北各兄弟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无疑是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历史，是中朝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
当下，中朝两国史学界在各自的抗日革命斗争史研究中，究竟是怎样论述两国所共有的这一段历史的呢？
（一）我国史学界的研究倾向
我国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倾向：一是，不管当时一部分朝鲜移民是否已加入中国国籍，把此时的东北朝鲜民族均认定为“朝侨、韩侨、朝鲜人、韩国人”等，笼统地将他们参与的抗日斗争视为国际联合斗争；把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全部认定为国际战友和抗日同盟军，并给予高度评价。二是，不区分中朝两国国籍，统一论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民族共同的抗日革命历史。也就是说，在宏观上包括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人，但在微观上则把牺牲在中国的烈士（安重根、申采浩等“九·一八”事变前牺牲的著名人物除外）和其后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的抗日人物认定为中国朝鲜族。此外，最近学界也出现了将东北朝鲜民族抗日历史叙述为“朝鲜革命者”和中国“朝鲜族”共同斗争的新的研究倾向。
总体上讲，我国史学界基本认同“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如，在东北抗日历史论述中，并不回避崔庸健曾任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金策曾任北满省委书记的历史事实。
（二）朝鲜史学界的研究倾向
朝鲜史学界把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作为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基本主流和核心内容，并认为朝鲜主体革命事业“起源于白头山”，[42]是现代朝鲜革命唯一的光荣传统。朝鲜至今仍然提倡“白头山革命精神”和“思想、学习和生活都以抗日游击队为榜樣”等口号，强调“要彻底完成开创于白头山的主体革命伟业”是“全体党员和人民绝对不变的信念和钢铁意志。”[43]
朝鲜史学界努力把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叙述为民族主体性活动和独立的民族革命斗争史。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忽视、省略和回避当时东北抗日斗争全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完整的组织体系以及与其他民族关系等，而主观片面地扩大和过分拔高朝鲜民族独立的主体活动及其特定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倾向。不难看出，这种倾向与朝鲜特定意义上的“主体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存在的问题
客观、公正地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光复军和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也在中国境内进行抗日革命活动，但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基本没有形成朝鲜民族社会的关内地区，是由少数抗日爱国志士所组成的民族革命团体。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间接的领导，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活动，但他们使用的一直是外国抗日革命者的身份，具有民族独立的政治名分和规模不大的组织体系，始终被中国各界和世界认定为国际战友和抗日同盟军。因此，在这一部分历史研究中并不存在“一史两用”的问题。
但论及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历史时，情况则有所不同。起初，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运动也有着民族独立的、名目繁多的政治名分和组织体系，但“九一八事变”后，其抗日斗争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段历史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东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部分和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史最主要的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因此，现实的历史研究中必然会凸显出“一史两用”的问题。所以，中朝两国史学界在研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和朝鲜抗日历史时，自然而然会选择“共同历史，一史两用”的观点，以自我为中心论述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但是，站在各自的国家史和民族史的观点和角度去研究，其体系、主线、侧重点和中心内容以及结论等方面难免会出现一些差异和分歧，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其出现的差异和分歧主要在于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说”的认同与否上。
朝鲜史学界业已确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说”，而且中国在政治、外交上也早已认同了这一历史观点。早在1972年4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曾致电朝鲜金日成主席表示祝贺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40周年。[44]这里所说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40周年”，就是指1932年金日成、李英培等党团员在中共东满特委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下，于4月25日在吉林省安图县小沙河木条屯土器店沟建立的“反日人民游击队”。[45]（31～32）但至今为止，我国史学界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持怀疑或否定观点者仍然不少。因此，对于“朝鲜人民革命军说”，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0年以来，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直接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共同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争取朝鲜的独立解放。纵观其斗争历程和内容、内在的发展方向以及斗争成果和客观影响等，他们是朝鲜民族最为坚强的抗日革命队伍，其英勇顽强的武装斗争，代表了整个朝鲜民族反日独立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他们和中国东北共产主义者共同经历了艰难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朝鲜革命的骨干力量得到锻炼成长，并且为新朝鲜的诞生准备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日联合战线上的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值得共同纪念和敬仰的抗日英雄。抗战胜利之后朝鲜建国，他们成为新朝鲜的主导力量。因此，朝鲜史学界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名分也是自然合理的。 其次，当时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尽管在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上并没有正式使用独立的民族武装队伍名称，但在以自己国家和民族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朝鲜人民革命军”这一名称，是必然的要求。若考虑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运动史上的“韩国独立军”、“朝鲜革命军”、“中韩游击队”、“中韩工农游击队”等的实际存在和中共党要建立朝鲜“民族革命军”的建议等，把朝鲜民族比例最多且长期战斗在中朝边境地区的第2军，尤其是把高举朝鲜革命的战斗旗帜最为积极、最有实效和影响力的“金日成部队”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无疑是合理而公正的。
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当时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运动的方针政策来看，这一结论也是合理和公正的。根据中共领导的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双重革命使命”和“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民族革命军”、“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朝鲜工作团”等组织的建立历程以及“东北抗联实际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46]（65）的事实，这一队伍也可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可以说，“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是根据当时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所处的客观条件和时代使命、特殊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及发展方向等诸多条件所决定的特定的历史结论。[47]（324～35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尊重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祖国独立斗争的历史事实”的角度和“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理解和认同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可以超越以单一的民族史和国家史角度研究历史的局限。以更为开阔的视野，从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东方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和东亚地域史的角度，采用“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研究和论述这一段历史，其结论应该更为客观、公正和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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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豁然]
[关键词]中国；朝鲜；联合抗日；共同历史；一史两用
[中图分类号]K264：3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6）04005208
[收稿日期]2016-03-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延边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项目，项目编号：KSCH2016；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朝鲜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5XSS006。
[作者简介]1金成镐，男，朝鲜族，延边大学朝鲜半岛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朝鲜近现代史；2金成杰，男，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世界史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延吉133002）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于2014年9月及2015年8月，先后公布了第一、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及英雄群体名录。参照《人民日报》2014年9月2日报、2015年8月25日第14版。在这两批共900名的抗日英烈中，朝鲜民族本文采用超越国家界限，广义和整体上的“朝鲜民族”概念。因为1949年建国前对“朝鲜人”、中国“朝鲜族”的定义时有变化，比较混乱，所以笔者认为，只有使用宏观上的“朝鲜民族”这一概念才符合史实，且较为公平合理。当时，称朝鲜为“朝鲜、韩国、高丽”；称朝鲜人为“朝鲜人、韩国人、高丽人、朝侨、韩侨、鲜人、朝鲜族”，甚至在一篇文章中也混用“朝鲜、韩国、高丽”等概念，很难区分学界严格意义上的“朝鲜人”和中国“朝鲜族”。有20余人。其中，李红光（1910-1935年，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李东光（1904-1937年，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部长）、许亨植（1909-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兼第3路军总参谋长）、朴吉松（1917-1943年，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第12支队支队长）4名英烈的半身铜像，以“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身份树立在1975年竣工的朝鲜平壤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上述4位英烈原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优秀干部，均牺牲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据初步统计，截至2002年春季，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共立有131位烈士铜像（有些是夫妻合葬），其中1945年“八·一五光复”之前牺牲的有80位，占61%；之后牺牲或逝世的有51位，占39%。被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官”的烈士共有121位，占总数的92%；其余是“朝鲜革命军”、“祖国光复会”、“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朝鲜民族组织的抗日革命烈士。[1]（765～797）据粗略推测，在上述所说的朝鲜抗日革命烈士中，牺牲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场的烈士约占60%，原中共党员至少占50%。由此可见，朝鲜所说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的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部队的朝鲜民族指战员的统称。
那么，朝鲜党和政府为何千方百计地将分散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朝鮮民族抗日烈士遗骸寻回，为何以“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官”之名，在朝鲜最为庄严而神圣的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树立他们的半身铜像，使之成为朝鲜家喻户晓的抗日英烈？毋庸置疑，这是由朝鲜民族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朝鲜独立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一、朝鲜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1910年8月，日本作为东方唯一“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2]（448）国家，将朝鲜吞并，使其成为自己的独占殖民地。在日本总督府殖民当局的残暴镇压下，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运动在朝鲜国内根本无法展开和发展，抗日爱国志士们被迫转移到中国东北和俄国远东等国外，继续坚持抗日独立运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民族抗日运动，因自身的特殊性在东北抗日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东北朝鲜民族的特殊性
自19世纪中叶起，朝鲜移民从朝鲜半岛不断越境迁入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跨境民族，具有历史特殊性，笔者将这一特殊性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境内的朝鲜民族大都定居在中朝边境一带，自然聚居，进而形成了一个日益融合于中国社会文化，但还继续保持其民族特点且与朝鲜母国保留着密切联系的移民社会文化生活圈。[3]（13～14）
第二，具有较为强烈的反日情绪和社会革命要求。朝鲜移民绝大多数因贫穷和遭受日本侵略所迫而来，又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地方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多重压迫剥削，生活极为悲惨困苦。“日韩合并”后，朝鲜移民作为“亡国奴”，社会地位越发不堪，从而“沦为全世界最底层的民族”，[4]（7703）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抗日斗争精神和社会革命要求。
第三，朝鲜民族最初的社会运动是在“朝鲜的延长线”参考《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报告》，报告出自《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后文的参考文献中简称为《东北文件汇集》），第395页，写于1930年1月30日。该资料由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合编。上产生和发展的。尽管当时朝鲜移民在东北形成了聚居区，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中国新生的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其中一部分人也加入了中国国籍，但与母国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意识、根深蒂固的乡土观以及祖国观等等使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在身份意识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910年前后开始转移到中国的朝鲜抗日爱国志士们，胸怀沉痛的亡国民族之恨和强烈的复国愿望，以朝鲜移民社会为基础，在得到中国地方政府与民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的情况下，为把东北地区营造成“祖国光复的策源地”，[5]（21）付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之成为朝鲜爱国者的“亡命地”和抗日“独立运动的根据地”。[6]（1064） （二）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革命运动
1919年，朝鲜国内的“三·一独立运动”遭到日帝殖民当局的血腥镇压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队伍便开始了武装斗争。此时，“东满”（现延边地区）朝鲜民族革命者所组成的各类抗日武装人士约有3000名，[7]（279）他们在潜入朝鲜国内进行抗日武装活动的同时，也在东北地区展开了对日武装斗争，其典型事例就是1920年朝鲜独立军进行的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役。他们在东北大地打响了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在组织和斗争形态、社会影响和意义等方面，谱写了朝鲜民族主义抗日独立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1925年4月，朝鲜共产党在朝鲜汉城成立。翌年5月，朝鲜共产党在黑龙江省珠河县（现尚志市）组织建立了“满洲”总局及其下属机构东满、“南满”、“北满”三个区域局，在东北各地朝鲜移民社会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抗日革命运动。然而在建立伊始，朝共党满洲总局就在朝共党派别斗争的延长线上分裂成“ML派”、“火曜派”等派别，暴露出各种缺陷和不足之处。但他们还是各自举起“共产革命”的旗帜，教育和组织民族革命力量，坚持抗日革命斗争，这“对于推动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8]（23）尽管东北的朝共党组织仅以“朝鲜革命之延长”进行活动，“唯一斗争的对象只有日本帝国主义”，[9]（200）没有参与中国革命，但他们在朝鲜移民社会中传播马列主义革命思想，进行群众性抗日斗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30年代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积蓄了重要的骨干力量。
（三）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运动的三次转变
东北朝鲜民族革命者的抗日运动与朝鲜国内外形势相联系，先后经历了三次较大的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单纯的民族主义抗日运动转变为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第二次转变是从单一主张朝鲜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转变为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共同斗争；第三次转变则是1945年面临日帝即将败亡和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从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分离，单独形成以朝鲜民族革命者为领导核心，以朝鲜民族独立的组织力量准备迎接朝鲜解放。在这三次转变中，主导力量也经历了两次转变，即20世纪20年代初，民族主义势力主导着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运动。他们在东北各地先后组织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朝鲜独立党、朝鲜革命军等名目繁多的各类民族团体，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运动。但自20年代中叶开始逐步转向为共产主义运动，这是由俄国10月革命的胜利、朝鲜“三·一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等诸多因素造成的。
（四）东北朝鲜民族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在中国境内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朝鲜抗日革命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的现实状況，开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4条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写于1921年。本文参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页。除此之外，1922年7月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第一个“章程”的第1章第1条也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因此，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者也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如，1927年中共江苏省委上海法南区“韩人特别支部”的建立以及200余名朝鲜民族革命者参加广州起义等等。
1923年中共东北党组织建立伊始，[10]（10）坚持和贯彻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和党的英明民族政策，以争取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解放为目标，十分同情和支持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斗争，并视之为东北反帝反封建革命可靠而有力的同盟军，进而号召朝鲜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11]（317～338）1930年春季，东北朝共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组织原则和朝共中央机构已被解体的实际情况，自动解散各派组织，绝大多数党员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朝共党组织“在中国进行韩国革命运动”、[12]（58）“在满洲实行韩国独立”[13]（13～19），主张独立发展单一民族革命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发展促使他们选择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转变。[14]（283～290）
（五）朝鲜民族党员在东北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1930年3月末，中共东北党组织仅有30个党支部和206名党员（其中，包括一些朝鲜民族党员），[15]（377）而到当年10月，朝鲜民族党员已占其总数的90%以上。[16]（68）1931年3月末，东北党员共有1190名，而朝鲜民族党员在中共东满特委636名党员中，占96.5%；在南满特委200名党员中，占98.5%。[17]（16～19）共青团组织也出现类似的局面。[18]（99）从此，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即他们在直接投入中国革命的同时，还将东北地区作为根据地、以东北革命发展为动力，积极准备和努力促进朝鲜革命。当时在整个朝鲜民族的抗日革命运动中，因为东北朝鲜民族革命运动既有原有的历史基础，又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的统一领导以及与东北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斗争，突显出斗争环境条件的优越、组织力量的雄厚、革命活动的活跃、对朝鲜影响的最大且最直接等优点。所以中国东北地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最主要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斗争的主战场。
二、中朝联合抗日的历史史实
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共同的抗日目标，中朝两国互相支持，创造了中朝两国联合抗日的光辉历史。中共东北党组织在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充分认识到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双重革命使命”，始终把支援朝鲜革命作为“主要任务之一”[19]（97）和重大的“国际任务”。[20]（137）
1931年2月，中共东满特委根据满洲省委指示，通过了关于朝鲜革命的特别“决议”，成立了以东满特委书记为首的“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全权负责“布置朝鲜国内的一切工作”，[21]（259）并决定派遣部分同志到朝鲜国内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21]（261～262）1931年5月和9月中共满洲省委通过的《关于满洲韩国民族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朝鲜国内工作的决议》等文件也都指出，支援朝鲜革命是“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的最中心的实际任务之一”，派遣朝鲜民族同志回到朝鲜国内工作是“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22]（137～141）要努力付诸实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地的朝鲜民族党员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先组织游击队，英勇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各族人民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东北朝鲜民族早已饱受“亡国奴”的悲惨生活，对日帝侵略抱有满腔的仇恨；第二，他们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此前朝鲜独立军和朝鲜共产党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有较好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准备；第三，有“义兵”和独立军抗日武装斗争的经历，也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如独立军出身者和武器装备等；第四，他们早已经历过较长时期不同形式的抗日斗争，在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争取民族解放，唯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与东北各族人民联合斗争才能战胜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
1932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指出，“满洲已经成为韩国的第二，满洲三千万被压迫的中国民族与一百七十万在满洲的韩国被压迫民族没有什么分别……中韩劳苦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中韩劳苦群众的革命行动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中韩民族共同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结成密切的联合战线。[23]（71～74）满洲省委将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抗日革命运动密切联系起来，要求向两国人民“解释”中朝两国抗日革命不可分离的道理，强调“满洲韩国群众参加中国革命，一方面是保护中国，一方面也是为恢复朝鲜国土而斗争”，[24]（18～19）号召中朝两国人民团结抗日，共同争取民族解放。
正因如此，1932年东满各地在组织党的抗日武装队伍的时候，正式使用“中韩游击队”[25]（1～5）、“中韩工农游击队”[26]（7～10）等组织名称。此时，东北地区共有共产党员2100余名，其中朝鲜民族占80%以上。[27]（295～296）特别是朝鲜民族党员在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7军的创立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坚持游击战争的同时，有时也进军到朝鲜国内进行武装斗争。如，1933年夏天东满游击队袭击图们江南岸的朝鲜稳城事件，[28]（112～114）1934年2月汪清游击队在朝鲜国内的武装活动等等。[29]（305）
1934年5月，东满特委党团员共计2300余人，其中朝鲜民族占96.5%。[30]（177）1935年2月，在东满活动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中，朝鲜民族约占90%。[31]（215）当年12月，被称为东北第一个大游击区的东满抗日游击区95%以上的群众均为朝鲜民族。[32]（368～375）所以，东满特委及其活动一度被称为“高丽共产党”、“高丽人叛乱”，[35]（359）其游击区革命政府也被误解为“韩人蘇维埃”、“韩国苏维埃”等等。
1935年3月，东满党团特委决定，“派部分武装过境开始游击运动，真正的来帮助高丽人独立”，[34]（229）第3团政委金日成等参加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也决定越境进军到朝鲜国内开创“中韩游击区”。[35]（432）在中国东北同朝鲜一样被沦为日帝殖民地的形势下，作为中朝两国联合抗日武装队伍的第2军，要在中朝两国开辟“中韩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无疑是及时而正确的决策，极大地鼓舞了两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
1936年2月，在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方针策略和中共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传达后，东北党组织要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编为“中韩联合军”[36]（125～127），而且在东满成立单独的“韩国民族革命军，到韩国内部去游击，争取韩国民族独立”，明确指出了“其目的是推翻日本在韩国的统治后，恢复韩国之独立，保护韩国祖国”。[37]（10）由此可见，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成为了朝鲜抗日革命的一个主体，更为主动地开展以“朝鲜独立为目标的活动”。
但是，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根据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抗日斗争大局和朝鲜革命现状，并不同意立即组建独立的朝鲜“民族革命军”进行单独活动。他们主张，“我们不仅是为朝鲜革命，而且是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同时，从我们的斗争环境和条件来看，也是不能立即把部队分开的。我们要继续利用东南满大森林地带的有利地形，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直到我们打下能够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的牢固基础时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应该分别建制为朝鲜人部队和中国人部队，各自进行活动的，而应该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共同组织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中朝人民的支持和声援。我们要以抗日联军的名义，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共同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从而积极发展朝中人民的抗日革命斗争。”[38]（105）他们希望“仍按联军体制进行活动，只是我们到了朝鲜国内和东北的朝鲜人聚居的地方时用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名称，到了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就用抗日联军的名称。”[39]（220）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这无疑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1936年5月，第2军新编第3师“金日成部队”在长白山地区正式创立了朝鲜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并创办其机关刊物《三一月刊》。[39]（408～413）他们积极主动地向朝鲜国内发展，在咸镜南道甲山郡等地，秘密组织“光复会”基层组织和“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抗日革命组织，并在1937年6月直接进军到朝鲜国内，打响了普天堡战斗等。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和1936年夏天改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第2军，主要转战在朝鲜民族聚居地东满和中朝界河鸭绿江两岸地区，长期坚持英勇顽强的抗日游击战争。可以说，第2军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各民族、各阶级阶层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而且是东方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中朝两国抗日联合军，堪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光辉典范。
1945年7月，为了更好地迎接日帝的败亡和中朝两国人民的抗战胜利，中共东北党组织便成立了以朝鲜民族著名的抗日英雄金日成（东北抗联第1路军第2军第6师师长、第2方面军指挥）、崔庸健（抗联第7军党委书记、第2路军总参谋长）、金策（中共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3路军政治委员）为核心的“朝鲜工作团”，[40]使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以独立的政治、军事组织迎接朝鲜的解放。毋庸赘述，朝鲜工作团的成立及在其领导下进军朝鲜国内，是继承和发展1931年“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和1936年“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的胜利结果，是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在特定时代“双重革命使命”的必然历史归属。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朝联合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朝鲜民族革命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国家正式统计，仅延边地区各民族抗日革命烈士共计3125名，其中朝鲜民族多达3026名，占96.8%。[41]在长达14年之久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历任东北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这与朝鲜民族革命队伍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特殊地位、突出作用、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东北朝鲜民族在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中逐步形成了朝鲜革命坚强的领导核心集体，也锻炼培养了中国朝鲜族第一代革命干部队伍。
这段历史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朝鲜抗日革命最主要的基本内容，也是中朝两国人民“同志加兄弟”革命友谊史的光辉篇章。
三、现实中的“一史两用、历史共享”问题如上所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东北朝鲜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肩负“双重使命”，与东北各兄弟民族紧密团结在一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无疑是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用生命和鲜血凝成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历史，是中朝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
当下，中朝两国史学界在各自的抗日革命斗争史研究中，究竟是怎样论述两国所共有的这一段历史的呢？
（一）我国史学界的研究倾向
我国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倾向：一是，不管当时一部分朝鲜移民是否已加入中国国籍，把此时的东北朝鲜民族均认定为“朝侨、韩侨、朝鲜人、韩国人”等，笼统地将他们参与的抗日斗争视为国际联合斗争；把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全部认定为国际战友和抗日同盟军，并给予高度评价。二是，不区分中朝两国国籍，统一论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民族共同的抗日革命历史。也就是说，在宏观上包括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人，但在微观上则把牺牲在中国的烈士（安重根、申采浩等“九·一八”事变前牺牲的著名人物除外）和其后正式成为中国公民的抗日人物认定为中国朝鲜族。此外，最近学界也出现了将东北朝鲜民族抗日历史叙述为“朝鲜革命者”和中国“朝鲜族”共同斗争的新的研究倾向。
总体上讲，我国史学界基本认同“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如，在东北抗日历史论述中，并不回避崔庸健曾任中共东北党委会书记、金策曾任北满省委书记的历史事实。
（二）朝鲜史学界的研究倾向
朝鲜史学界把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斗争作为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基本主流和核心内容，并认为朝鲜主体革命事业“起源于白头山”，[42]是现代朝鲜革命唯一的光荣传统。朝鲜至今仍然提倡“白头山革命精神”和“思想、学习和生活都以抗日游击队为榜樣”等口号，强调“要彻底完成开创于白头山的主体革命伟业”是“全体党员和人民绝对不变的信念和钢铁意志。”[43]
朝鲜史学界努力把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抗日武装斗争叙述为民族主体性活动和独立的民族革命斗争史。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忽视、省略和回避当时东北抗日斗争全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完整的组织体系以及与其他民族关系等，而主观片面地扩大和过分拔高朝鲜民族独立的主体活动及其特定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倾向。不难看出，这种倾向与朝鲜特定意义上的“主体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存在的问题
客观、公正地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韩国光复军和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也在中国境内进行抗日革命活动，但他们的活动范围是在基本没有形成朝鲜民族社会的关内地区，是由少数抗日爱国志士所组成的民族革命团体。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间接的领导，大力支持和协助下活动，但他们使用的一直是外国抗日革命者的身份，具有民族独立的政治名分和规模不大的组织体系，始终被中国各界和世界认定为国际战友和抗日同盟军。因此，在这一部分历史研究中并不存在“一史两用”的问题。
但论及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历史时，情况则有所不同。起初，东北朝鲜民族的抗日运动也有着民族独立的、名目繁多的政治名分和组织体系，但“九一八事变”后，其抗日斗争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段历史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东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部分和朝鲜抗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史最主要的内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因此，现实的历史研究中必然会凸显出“一史两用”的问题。所以，中朝两国史学界在研究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和朝鲜抗日历史时，自然而然会选择“共同历史，一史两用”的观点，以自我为中心论述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但是，站在各自的国家史和民族史的观点和角度去研究，其体系、主线、侧重点和中心内容以及结论等方面难免会出现一些差异和分歧，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其出现的差异和分歧主要在于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说”的认同与否上。
朝鲜史学界业已确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说”，而且中国在政治、外交上也早已认同了这一历史观点。早在1972年4月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曾致电朝鲜金日成主席表示祝贺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40周年。[44]这里所说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40周年”，就是指1932年金日成、李英培等党团员在中共东满特委组织抗日武装的指示下，于4月25日在吉林省安图县小沙河木条屯土器店沟建立的“反日人民游击队”。[45]（31～32）但至今为止，我国史学界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持怀疑或否定观点者仍然不少。因此，对于“朝鲜人民革命军说”，笔者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0年以来，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直接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并肩战斗，共同进行了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争取朝鲜的独立解放。纵观其斗争历程和内容、内在的发展方向以及斗争成果和客观影响等，他们是朝鲜民族最为坚强的抗日革命队伍，其英勇顽强的武装斗争，代表了整个朝鲜民族反日独立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他们和中国东北共产主义者共同经历了艰难卓绝的敌后游击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朝鲜革命的骨干力量得到锻炼成长，并且为新朝鲜的诞生准备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反日联合战线上的坚强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值得共同纪念和敬仰的抗日英雄。抗战胜利之后朝鲜建国，他们成为新朝鲜的主导力量。因此，朝鲜史学界给予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名分也是自然合理的。 其次，当时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尽管在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上并没有正式使用独立的民族武装队伍名称，但在以自己国家和民族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朝鲜人民革命军”这一名称，是必然的要求。若考虑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运动史上的“韩国独立军”、“朝鲜革命军”、“中韩游击队”、“中韩工农游击队”等的实际存在和中共党要建立朝鲜“民族革命军”的建议等，把朝鲜民族比例最多且长期战斗在中朝边境地区的第2军，尤其是把高举朝鲜革命的战斗旗帜最为积极、最有实效和影响力的“金日成部队”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无疑是合理而公正的。
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当时关于东北朝鲜民族抗日运动的方针政策来看，这一结论也是合理和公正的。根据中共领导的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的“双重革命使命”和“朝鲜国内工作委员会”、“民族革命军”、“在满朝鲜人祖国光复会”、“朝鲜工作团”等组织的建立历程以及“东北抗联实际上是中朝两国人民的联合军”[46]（65）的事实，这一队伍也可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可以说，“朝鲜人民革命军说”是根据当时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所处的客观条件和时代使命、特殊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及发展方向等诸多条件所决定的特定的历史结论。[47]（324～35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尊重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祖国独立斗争的历史事实”的角度和“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理解和认同朝鲜史学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说”，可以超越以单一的民族史和国家史角度研究历史的局限。以更为开阔的视野，从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东方抗日民族联合战线和东亚地域史的角度，采用“一史两用、历史共享”的观点研究和论述这一段历史，其结论应该更为客观、公正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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