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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老伯伯已然重病不起，医生高度怀疑他得了肺癌晚期伴骨转移，他此刻所经历的疼痛常人无法想象的。
老婆反复打来电话跟我诉苦，说现在医院止痛药管理很严格，吗啡和杜冷丁都是限量供应，特别是吗啡，县医院根本开不到，而其他止痛药每次都是等到病人痛得无法忍受了才开药，问我能不能找熟人想想办法。我马上拿出电话来找医院的熟人，不一会老婆又打来电话，说是老伯伯的痛从骨里面痛出来，蔓延到全身，就像有无数尖利无比的竹竿在刺他。他说他不想活了，他只想回家，老婆说实在看着难忍，要不送他回家吧？我很庆幸我不在他旁边，要不然我是真看不下去的。
我打电话问在医院的老同学，老同学说现在国家对吗啡等药品管理非常严格，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连他们医生都只能开单，领药必须护士去领，而县城里的医院没有肿瘤科，其他医生基本上没有开吗啡的权力。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家不让病人有尊严地选择安乐死，我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医院不能人道地对待病人，让癌症晚期患者尽量地减少痛苦。
毕竟老伯伯的这一生，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老伯伯是个个子不高的小老頭，戴着一顶在农村里最常见的毡帽，你别看他瘦弱，干活却是一把好手。老伯伯的模样在中国农村非常常见，或许因为上了年纪，他的眼神显得有些呆滞，遇到陌生人会因羞涩而不自在，他见到熟悉的人会有他特有的微笑，那微笑会让人觉得温暖。
他常年都穿着同样一件破烂的布衣，只有外出吃酒或赶场的时候才会换上干净的新衣服。因为长期做重体力活的原因，他的手掌特别大，也因为长期生活艰苦，他的腿脚很不方便。
老伯伯终身未娶，所以无儿无女，他和兄弟没分家，跟他们一家生活在一起。
他出生的地方很偏远，在云贵高原金沙江边，位于四川与云南交界的边远山区，这里曾经矿山林立，老板们开完矿都走了，剩下遍地的矿洞，还有砍伐了树的光秃秃的山。老伯伯曾说他差点在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村子里死去的那些人都是怎么死去的，真正是没有食物啊，你眼看着前些天还好好的人，一会就没有了。
前年，外公去世前眼睛已经看不到了，人老了，死之前总是一种折磨，很多的病，这里还没治好，那里又病了，折磨过去折磨过来。尽管眼睛不好，但他还是喜欢跟我讲以前的那些事，他们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死的那些人们，他所知道的城里来上山下乡的知青，那时候我总是饶有兴致地听他讲。
而现在，老伯伯似乎也时日不多，他们那一代的人最终将会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时间将会无情地埋没他们的心酸、苦痛和过往。以前每次见到老伯伯，他都会跟我说起年轻时候的趣事，他一边赶着牛羊和毛驴，一边跟我讲山药的种植方法，什么样的山药会更好吃，口感会更好。他也向我虚心请教，说城里面的人懂得多，问我能否帮他问问有些家具的制作方法。
老伯伯或许是很聪明的，他懂得饲养蜜蜂，懂得很多草药的识别，他懂得山羊黄牛毛驴等牲口的脾气，他熟悉农村人的风俗习惯，熟悉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老伯伯也是明事理的，兄弟家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村里的人观念传统，亲戚朋友们纷纷都来劝说别送女孩去念大学，老伯伯却极力支持把侄女送去念大学。
一家人把饭弄好了，他总是最迟到家，要是到家早，他就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要是回家晚，他就随便吃碗冷饭凑合。每天黄昏，远远地能看到他瘦小的身影，赶着山羊，从山梁上走下来，身披夕阳的余晖，踏着林间的土路而来。他对山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熟悉，都充满了感情。几个月前的中秋节，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看上去还健康，我邀请他到城里玩，动员他说你年纪大了，趁现在还能走动，一处耍耍吧。他傻傻地笑着，说家里事情多不愿意去，趁他现在还能动，能多做就多做点，给大家减少些负担，如果哪天实在动不了了，那也没办法了。每次我的邀请，他都叫我等下回跟我们去。结果等真的进城的时候，已经是因为不得已而到医院了。起初他似乎病得并不厉害，医生说因为过度劳作，骨头都变形了，叫他以后别做重活了，在家休养就好。谁说不是呢，就在年初，他还一夜一夜地去开垦荒地，就为了粮食多有些收成。前些天，我打电话回去，才得知，他已经病了很久，在家卧床不起，我叫家里说服他到城里的医院来治病，他是不情愿的，说农村里的风俗，怕死在外面回不去。
老伯伯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现在已经只剩下包着他那把老骨头的一层皮了。
在家里度过了他一生最痛苦的一个月，他终于又下了决心到县医院，这次医生终于能够诊断出他是肺癌晚期，而此时为时已晚。
他毕生不辞辛劳地劳作，老了，靠国家的低保勉强维持，靠这些年国家刚刚覆盖的医疗补助看病，他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医院，也没有办法摆脱农村里的传统习惯，只能忍受着他也没有办法忍受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折磨着他的剧烈疼痛……
马上要过年了，医生说，争取让他回家过完这个年吧。
他的血管都已经很难输液，大腿上的伤口开始溃烂，一般的止痛药已经没有作用，而吗啡又被严格管制，我再次咨询我们老同学，他说要是不能转院到大医院的肿瘤科，那叫医生多开点安定吧，尽管无法止痛，但睡着了总会好些。
老婆又打来电话，说老伯伯已经不行了，她租了一辆车，打算明天一早送他回去。我说在医院里都那么痛苦，回去怎么止痛？老婆说，主治医生开了医院诊断证明，想办法开了几颗吗啡和两盒盐酸曲马多，勉强还能应付。
这些天，老伯伯开始神志不清了，他总叨念着，山上快下雪了，他想回家，害怕自己回不了家。我想，当老伯伯回家的时候，他会经过他熟悉的村庄，他放羊的时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草木，他无比想念的家，还有那些牛羊牲口们。老伯伯所眷念的这片边远之地，在神州大地毫不起眼，却也一样经历着厚厚的历史。老伯伯们在此出生，在此劳作，终将在此叶落归根，度过平凡的一生。
这一辈子，他关心着的农作物，那些烤烟、苞谷、山药还在地里生长着，那些土地蒸发了他日夜辛苦滴下的汗水，而他再也没有办法去照看和耕耘了。
责任编辑：蒋建伟
老婆反复打来电话跟我诉苦，说现在医院止痛药管理很严格，吗啡和杜冷丁都是限量供应，特别是吗啡，县医院根本开不到，而其他止痛药每次都是等到病人痛得无法忍受了才开药，问我能不能找熟人想想办法。我马上拿出电话来找医院的熟人，不一会老婆又打来电话，说是老伯伯的痛从骨里面痛出来，蔓延到全身，就像有无数尖利无比的竹竿在刺他。他说他不想活了，他只想回家，老婆说实在看着难忍，要不送他回家吧？我很庆幸我不在他旁边，要不然我是真看不下去的。
我打电话问在医院的老同学，老同学说现在国家对吗啡等药品管理非常严格，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连他们医生都只能开单，领药必须护士去领，而县城里的医院没有肿瘤科，其他医生基本上没有开吗啡的权力。
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国家不让病人有尊严地选择安乐死，我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医院不能人道地对待病人，让癌症晚期患者尽量地减少痛苦。
毕竟老伯伯的这一生，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老伯伯是个个子不高的小老頭，戴着一顶在农村里最常见的毡帽，你别看他瘦弱，干活却是一把好手。老伯伯的模样在中国农村非常常见，或许因为上了年纪，他的眼神显得有些呆滞，遇到陌生人会因羞涩而不自在，他见到熟悉的人会有他特有的微笑，那微笑会让人觉得温暖。
他常年都穿着同样一件破烂的布衣，只有外出吃酒或赶场的时候才会换上干净的新衣服。因为长期做重体力活的原因，他的手掌特别大，也因为长期生活艰苦，他的腿脚很不方便。
老伯伯终身未娶，所以无儿无女，他和兄弟没分家，跟他们一家生活在一起。
他出生的地方很偏远，在云贵高原金沙江边，位于四川与云南交界的边远山区，这里曾经矿山林立，老板们开完矿都走了，剩下遍地的矿洞，还有砍伐了树的光秃秃的山。老伯伯曾说他差点在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村子里死去的那些人都是怎么死去的，真正是没有食物啊，你眼看着前些天还好好的人，一会就没有了。
前年，外公去世前眼睛已经看不到了，人老了，死之前总是一种折磨，很多的病，这里还没治好，那里又病了，折磨过去折磨过来。尽管眼睛不好，但他还是喜欢跟我讲以前的那些事，他们所经历的三年困难时期死的那些人们，他所知道的城里来上山下乡的知青，那时候我总是饶有兴致地听他讲。
而现在，老伯伯似乎也时日不多，他们那一代的人最终将会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时间将会无情地埋没他们的心酸、苦痛和过往。以前每次见到老伯伯，他都会跟我说起年轻时候的趣事，他一边赶着牛羊和毛驴，一边跟我讲山药的种植方法，什么样的山药会更好吃，口感会更好。他也向我虚心请教，说城里面的人懂得多，问我能否帮他问问有些家具的制作方法。
老伯伯或许是很聪明的，他懂得饲养蜜蜂，懂得很多草药的识别，他懂得山羊黄牛毛驴等牲口的脾气，他熟悉农村人的风俗习惯，熟悉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老伯伯也是明事理的，兄弟家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村里的人观念传统，亲戚朋友们纷纷都来劝说别送女孩去念大学，老伯伯却极力支持把侄女送去念大学。
一家人把饭弄好了，他总是最迟到家，要是到家早，他就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要是回家晚，他就随便吃碗冷饭凑合。每天黄昏，远远地能看到他瘦小的身影，赶着山羊，从山梁上走下来，身披夕阳的余晖，踏着林间的土路而来。他对山里的一草一木都那么熟悉，都充满了感情。几个月前的中秋节，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看上去还健康，我邀请他到城里玩，动员他说你年纪大了，趁现在还能走动，一处耍耍吧。他傻傻地笑着，说家里事情多不愿意去，趁他现在还能动，能多做就多做点，给大家减少些负担，如果哪天实在动不了了，那也没办法了。每次我的邀请，他都叫我等下回跟我们去。结果等真的进城的时候，已经是因为不得已而到医院了。起初他似乎病得并不厉害，医生说因为过度劳作，骨头都变形了，叫他以后别做重活了，在家休养就好。谁说不是呢，就在年初，他还一夜一夜地去开垦荒地，就为了粮食多有些收成。前些天，我打电话回去，才得知，他已经病了很久，在家卧床不起，我叫家里说服他到城里的医院来治病，他是不情愿的，说农村里的风俗，怕死在外面回不去。
老伯伯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现在已经只剩下包着他那把老骨头的一层皮了。
在家里度过了他一生最痛苦的一个月，他终于又下了决心到县医院，这次医生终于能够诊断出他是肺癌晚期，而此时为时已晚。
他毕生不辞辛劳地劳作，老了，靠国家的低保勉强维持，靠这些年国家刚刚覆盖的医疗补助看病，他没有办法去更好的医院，也没有办法摆脱农村里的传统习惯，只能忍受着他也没有办法忍受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折磨着他的剧烈疼痛……
马上要过年了，医生说，争取让他回家过完这个年吧。
他的血管都已经很难输液，大腿上的伤口开始溃烂，一般的止痛药已经没有作用，而吗啡又被严格管制，我再次咨询我们老同学，他说要是不能转院到大医院的肿瘤科，那叫医生多开点安定吧，尽管无法止痛，但睡着了总会好些。
老婆又打来电话，说老伯伯已经不行了，她租了一辆车，打算明天一早送他回去。我说在医院里都那么痛苦，回去怎么止痛？老婆说，主治医生开了医院诊断证明，想办法开了几颗吗啡和两盒盐酸曲马多，勉强还能应付。
这些天，老伯伯开始神志不清了，他总叨念着，山上快下雪了，他想回家，害怕自己回不了家。我想，当老伯伯回家的时候，他会经过他熟悉的村庄，他放羊的时候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草木，他无比想念的家，还有那些牛羊牲口们。老伯伯所眷念的这片边远之地，在神州大地毫不起眼，却也一样经历着厚厚的历史。老伯伯们在此出生，在此劳作，终将在此叶落归根，度过平凡的一生。
这一辈子，他关心着的农作物，那些烤烟、苞谷、山药还在地里生长着，那些土地蒸发了他日夜辛苦滴下的汗水，而他再也没有办法去照看和耕耘了。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