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金融的出现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它的存在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起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了部分融资困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它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危及金融的稳定与安全。每次出现地下金融引发的问题，要不然对非法融资进行严惩，要不就由地方政府出手救市。这些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一时之效，却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堵或者惩罚，而在于事前的疏导。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地下金融存在了这么长时间，而且颇有星火燎原之势，显然有其合理性。
　　从供给来看，这些年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持有大量现金的富人。银行的利率太低，在通胀加剧时，甚至是负利率，他们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股市风险又太大，今年以来一直低迷，他们不敢进去。艺术品市场太高深，他们不懂，房市又受到各种限制，有钱的人，不仅是有许多钱的富人，甚至也包括没有多少钱的老百姓，都想用钱生钱。地下金融高息揽储，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从需求来看，许多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它们要靠地下金融来获得资金生存与发展。而且，地下金融的确对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既有需求又有供给，地下金融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参与地下金融的人数众多，给消灭这种非法金融活动带来巨大阻力。用强制的方法消灭地下金融必然引发社会的不安定，甚至影响经济发展。法不责众，投鼠忌器成为地下金融存在的保护伞。
　　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的“金融深化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政府各种严格的管制下，金融活动受到抑制。因此，他提出了深化金融改革，实现金融自由化的主张。金融自由化包括对外与对内放开金融市场，把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制放松，甚至取消。上个世纪80年代，“金融深化论”相当流行。但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按这种理论去实践，却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使得“金融深化论”受到指责。
　　现在来反思，这种理论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墨西哥等国不顾自己的国情走得太快了。尤其是过快地放开了对外资本市场，引起国际游资的冲击。只要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放开金融市场，还是正确的。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放开金融市场密不可分。在以后的改革与发展中，也将会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
　　解决地下金融有力的手段也正在于放开金融市场。这就是变对地下金融的“堵”为“疏”。不是对地下金融实行禁，或事后惩罚，而是创造条件引导它更好地为经济与社会服务。
　　“疏”首先是要承认地下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就是允许成立私人银行。中国目前只有国有银行与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大概只有一家，也就是民生银行。我们说的允许成立私人银行，是让地下金融的各种非法组织，如钱庄变成合法的银行。这一些非法的金融机构既然已经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就不如让它们合法化。正如孩子已经出生，就应该给它一个户口，不要让它成为“黑人”。
　　金融业也是一个生态体系，既要有国有大银行或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也要有众多的私人银行。它们各自的客户对象不同，业务范围不同，共同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清代，众多的钱庄、票号、当铺相当于民营中小银行，它们对当时的商业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缺不了这类银行。让这些原本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下金融组织有合的正当身份，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让地下金融组织合法化，也有利于政府对它们的监管。应该承认，这些地下金融组织在起到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同时，的确存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引发了不少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要减少或消息除地下金融的恶，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监管。现在他们以非法的形式存在，活动都是地下的，在官方的名单中，他们是不存在的，这就很难监管。让它们合法化，就会使监管成为可能，而且，在大量地下金融组织合法化之后，剩下的非法金融组织清除起来也就容易了。
　　“疏”的另一个内容是利率市场化，让利率自由浮动。地下金融能够生存与发展，正是利用了政府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地下金融最受诟病的就是高利率。高利率之所以能存在，还在于它反映了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政府管制下价格就有黑市，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利息就是资本市场的价格，其他价格都可以放开，利率为什么不能放开？
　　维护稳定的根本之路是深化市场改革，不敢改革，甚至倒退，最终是引发更大的不稳定。明白这个道理，才能彻底解决地下金融引发的各种不稳定事件。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