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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海耶克(F.A.Hayek)先生于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德国南部佛来堡市与世长辞；消息传来，至深哀悼。就笔者个人言，我在一九六○年以一个来自台湾的青年，于到达芝加哥大学后，在六年研究生生涯中，除了其中一年的奖学金是由芝大研究院提供外，其余五年连续获得专属由海耶克先生推荐的两个基金会的奖学金；因此得以安心循序接受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的教育并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在一九六四年得以返台半载，一边搜集论文资料，一边服侍先严的病，并巧遇内子祖锦女士；后来在一九六五年上半年得以赴胡佛图书馆继续阅读与搜集论文资料，那年下半年到达哈佛大学开始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z)先生问学并接受他对我的论文的指导——这一切之所以可能，皆是由于海耶克先生长期支持之所赐，饮水思源，终生不忘，衷心感激。
海耶克先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笔者有幸受教于其门下，深知海氏之成功，除了受惠于他超拔的天资以外①，主要是源自他底人格素质。那样的人格素质很难用笔墨来形容；尤其是在西方文明日益物质化、日益庸俗化的今天，像他那样属于欧洲古老精神传统的人愈来愈少，在没有多少具体的参照实例的情况下，要想加以形容，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了。从表面上看，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海氏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②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数十年来毅然与西方学术界主张运用政治力量建构社会平等的主流针锋相对，甘于寂寞，坦然忍受批评与讽刺，但对批评与讽刺他的人却从无怨恨之情，一生勤奋地工作，诚谨地待人，在深化与广化他追求得到的知识(或曰真理)之外，却又虚怀若谷，永远保持知性的好奇心，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五十年代后期，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这一切与其说是来自他的道德修养，不如说是深受他底知性的洞见以及追求这些洞见的知性过程的影响所致。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社会、经济、与政治运作与演变的系统性见解，其正确性一再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虽然作为康德传统里的人，他从未觉得观念均需溯源于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知识的观点出发，他唯一能做的是(这里并不产生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的问题)：坚持这些见解并继续发掘它们的系统性涵义，尤其是当他发现他底见解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祉，他自然更觉得要坚持下去。另外，他深切明了他的见解非个人所独创——即使他底最原创的发现也间接地与他底所学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面对过去，他有所归属；面对未来，他有深切的关怀；面对当下，他有做不完必须坚持做下去的工作。至于他底研究成果，是否被了解，甚至被曲解，是否变得流行，都是不相干的事。面对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恶意批评，他也只能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
不过，凡是跟他长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炽热，具有强烈道德热情的人。然而，他却是那样地自制，那样地与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而且做的那样自然，那样毫不矫揉造作。根据笔者个人的观察，海耶克先生这样的风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养，虽然在道德上他确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
海氏这样的治学风格——足以验证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里所说“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业①”那一番话。这里“贵族”二字不是指“远离群众”、“孤芳自赏”那一类的心态与行为，而是指：不是多数人做得到的，不顾一切，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这样的素质使“知识贵族”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引文采自钱永祥的精译)。④“人格”的本质，用韦伯的话来解释，“在于人格和某些终极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内在关系的坚定不渝。”⑤
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乃是发自内心的对追求知识(或曰追求真理)的肯定与献身。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
在追求知识的领域里，唯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而这样的知性活动的“个人体验”是什么呢？韦伯说：
任何人如果不能，打个比方，带起遮眼罩，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篇草稿的这一段里作出正确的推测，那么他还是离学术远一点好些。他对学问将永远不会有所谓“个人体验”。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作此推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⑥
海耶克先生勤奋的一生具体呈现了“学术工作的召唤”所赋予的尊严与乐趣。这样的尊严与乐趣所陶冶的人格素质是他学术生命的原动力。他一生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崭新意义。他认为二十世纪实是人类史上一个被迷信所深切蛊惑的世纪。计划经济尤为先生经常论说之课题，认为，计划经济根本无法计划。近年来实行通盘计划经济的国家相继改弦易辙，验证了海氏系统性洞见与远见的深刻性。
海耶克先生的知性追寻之所以深具洞见与远见，用韦伯的话来讲，是因为他始终忠于知性的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祗的缘故。这样的实践可在其内心一致性与人格完整性的条件下，从他终极的世界观的基本立场导出。他的一生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了令人钦敬与欣慰的交代，并使知性神明光耀着人间的大地。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于麦迪逊
①参阅拙文《学术工作者的两个类型》，收入拙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一九八八)，页344—350。
②殷海光《译者自序》，海耶克著、殷海光译《到奴役之路》，《殷海光全集》第六册(台北：桂冠，一九九○)，页6。
③韦伯著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1)》增订再版(台北：远流，一九九一)，页137。此引文就钱译稍有增删。
④前揭书，页162。
⑤前揭书，页308。原文英译见Max Weber，Roscher and Knies：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Fry Guy Oakes(New York：TheFree Press，1975)，p.192.
⑥前揭书，页138—139。
海耶克先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笔者有幸受教于其门下，深知海氏之成功，除了受惠于他超拔的天资以外①，主要是源自他底人格素质。那样的人格素质很难用笔墨来形容；尤其是在西方文明日益物质化、日益庸俗化的今天，像他那样属于欧洲古老精神传统的人愈来愈少，在没有多少具体的参照实例的情况下，要想加以形容，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了。从表面上看，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海氏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②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数十年来毅然与西方学术界主张运用政治力量建构社会平等的主流针锋相对，甘于寂寞，坦然忍受批评与讽刺，但对批评与讽刺他的人却从无怨恨之情，一生勤奋地工作，诚谨地待人，在深化与广化他追求得到的知识(或曰真理)之外，却又虚怀若谷，永远保持知性的好奇心，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五十年代后期，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这一切与其说是来自他的道德修养，不如说是深受他底知性的洞见以及追求这些洞见的知性过程的影响所致。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社会、经济、与政治运作与演变的系统性见解，其正确性一再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虽然作为康德传统里的人，他从未觉得观念均需溯源于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知识的观点出发，他唯一能做的是(这里并不产生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的问题)：坚持这些见解并继续发掘它们的系统性涵义，尤其是当他发现他底见解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祉，他自然更觉得要坚持下去。另外，他深切明了他的见解非个人所独创——即使他底最原创的发现也间接地与他底所学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面对过去，他有所归属；面对未来，他有深切的关怀；面对当下，他有做不完必须坚持做下去的工作。至于他底研究成果，是否被了解，甚至被曲解，是否变得流行，都是不相干的事。面对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恶意批评，他也只能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
不过，凡是跟他长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炽热，具有强烈道德热情的人。然而，他却是那样地自制，那样地与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而且做的那样自然，那样毫不矫揉造作。根据笔者个人的观察，海耶克先生这样的风格，主要不是源自刻意的道德修养，虽然在道德上他确是一位谦谦君子，而是强烈的知性生活的结果。
海氏这样的治学风格——足以验证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里所说“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业①”那一番话。这里“贵族”二字不是指“远离群众”、“孤芳自赏”那一类的心态与行为，而是指：不是多数人做得到的，不顾一切，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这样的素质使“知识贵族”获得“自我的清明及认识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引文采自钱永祥的精译)。④“人格”的本质，用韦伯的话来解释，“在于人格和某些终极价值及生命意义的内在关系的坚定不渝。”⑤
遵循理知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乃是发自内心的对追求知识(或曰追求真理)的肯定与献身。知识是他的终极价值，追求知识赋予他生命的意义。这样发自内心的知性追寻把作为一种志业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具有高贵与尊严的生命层次。
在追求知识的领域里，唯有那纯粹向具体工作献身的人才有“人格”。而这样的知性活动的“个人体验”是什么呢？韦伯说：
任何人如果不能，打个比方，带起遮眼罩，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篇草稿的这一段里作出正确的推测，那么他还是离学术远一点好些。他对学问将永远不会有所谓“个人体验”。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作此推测——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⑥
海耶克先生勤奋的一生具体呈现了“学术工作的召唤”所赋予的尊严与乐趣。这样的尊严与乐趣所陶冶的人格素质是他学术生命的原动力。他一生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崭新意义。他认为二十世纪实是人类史上一个被迷信所深切蛊惑的世纪。计划经济尤为先生经常论说之课题，认为，计划经济根本无法计划。近年来实行通盘计划经济的国家相继改弦易辙，验证了海氏系统性洞见与远见的深刻性。
海耶克先生的知性追寻之所以深具洞见与远见，用韦伯的话来讲，是因为他始终忠于知性的神明，而无惧于其它神祗的缘故。这样的实践可在其内心一致性与人格完整性的条件下，从他终极的世界观的基本立场导出。他的一生对自己的行为的终极意义，提供了令人钦敬与欣慰的交代，并使知性神明光耀着人间的大地。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于麦迪逊
①参阅拙文《学术工作者的两个类型》，收入拙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一九八八)，页344—350。
②殷海光《译者自序》，海耶克著、殷海光译《到奴役之路》，《殷海光全集》第六册(台北：桂冠，一九九○)，页6。
③韦伯著钱永祥编译《学术与政治：韦伯选集(1)》增订再版(台北：远流，一九九一)，页137。此引文就钱译稍有增删。
④前揭书，页162。
⑤前揭书，页308。原文英译见Max Weber，Roscher and Knies：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Fry Guy Oakes(New York：TheFree Press，1975)，p.192.
⑥前揭书，页13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