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是“爱”，但更是“恨”。
　　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
　　1月4日，哈尔滨448名事业编环卫工正式上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报名。其中22个研究生落选，主要因对环卫工作认识不够。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落户到城市会带来就业、教育等优势，“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华商晨报》1月14日）
　　有一首歌唱到，“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才足够表白。”王洋“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表白”，确实是够淋漓尽致、够痛快的。我觉得没必要指责，这种就业观，与其说偏激，不如说是很现实。毕竟，有编制的好处，人人都能感同身受。如同王洋自己所说，没有编制就没有户口，户口的差异带来的是诸如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不同。而有了编制，就意味着有了户口，有了福利，有了社会保障。
　　编制是保障，更是“屏障”。一个小小的编制，像一道无形的屏障无法跨越，将人与人分为三六九等，制造了不公，隔离了正义。比如，前不久舍身救人被誉为“最美女教师”的张丽莉，当了五年多的老师了，却一直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没有保险，没有三金，千元月薪，寒酸之极。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像张丽莉老师这样的精英，因为编制而英雄气短呢？
　　编制是“爱”，但更是“恨”。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既然编制的墙里这么好，这么有吸引力，那必定意味着编制的墙外是另一面。得到编制的人，会爱。得不到编制的人，就会羡慕、嫉妒，最后由爱转为恨，化为社会断裂。按照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的观点，如果那些没有编制的群体收入低，没有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他们就会恨，他们身上的暴力因此就容易一触即发。“编制”就像是一道无形的沟壑，让社会阶层越来越固化，让阶层对立越来越尖锐，让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财富的占有越来越不平衡，让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因为“编制”的存在变得如此之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因为“编制”的存在而变得步履维艰。
　　一个成熟、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上升的阶梯不是一处，而是比比皆是。社会成员的竞争机会也是公平的，上升的渠道应该是多元的。“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这种让公民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就业环境，显然是不成熟不健康的。这与公民的个人就业观没多大关系，是这个现实的社会，是制度的弊病，让年轻人不得不做出“死也要死在编制里”这样决绝的选择。
　　编制，就像一堵墙，一道屏障，人为地割裂着现代社会，而且越来越与开放的社会和市场经济不合拍。这些年，公共管理部门也一直在推进编制体制改革，但无论是事业编制，还是行政编制，都陷进了越改越多的困境；而编制所蕴含的附加值也不减反增。推掉包括编制、户籍等在内的隔墙，剥离隐藏在这些墙上的附加值，公民才会有自由的选择和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