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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人自荐方式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并不是新闻——1998年，湖北潜江市一名教育工作者姚立法就首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当选该市人大代表——但直到今天，它面临的现实困境仍然存在。
舒可心和他的民间选举事务办公室的经历，也许从某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竞选机制改革的前景
舒可心，男，44岁，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朝阳园业主委员会主任——他是北京市第一个自荐任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并成功当选的业主，现在，他又以设立中国第一个民间选举事务办公室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一个特殊的“助选办公室”
舒可心的目标是：通过公开竞选，成为北京市朝阳区的人大代表。为此，他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助选办公室”——“舒可心公共事务办公室”。
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目前有两名大学生志愿者，21岁的朱思昊和聂鑫，均为北京广播学院三年级学生。从办公室成立起，他们一直承担着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朱思昊，是这个办公室最早的策划者之一。
“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将意味着开创一种专业化的选举模式。”朱思昊说，在国外，参选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参选涉及很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参选人亲历亲为将付出很高的社会活动成本，通过一个可行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这种方式可以被复制，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到最大。
早在1998年，湖北省潜江教育局工作人员姚立法，首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今年5月，深圳市福田区人大换届选举中，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又一次以同样身份参选也获得了成功。正是这两起成功的先例，激发了舒可心们的参选热情。
朱思昊发现，今年正好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五年一届的选举年，于是他大胆提出了成立“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的设想。
7月20日，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包括舒可心、“打假专家”王海、朱思昊、聂鑫等8人，其中5人都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在校学生。
王海的加入并非偶然。2000年，舒可心作为朝阳园业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主持了业管委的一次会议，王海是嘉宾之一。会后，王海找到舒可心和一位律师，提出组建“三人维权小组”，三人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正常运转。2002年这个小组参与了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修改，并因此成为当年“3·15”晚会最佳维权小组的5个提名之一。
当办公室成员们第一次坐到一起时，想到的第一问题是：不能像姚立法和王亮那样，以个人骑着自行车上街贴海报，或者给选民们写信的“笨方式”来竞选。
在一家名为“选举与治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助选办公室的一整套完备的竞选推广计划。该计划不但解释了设立办公室的目的、性质，还对办公室职能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具体描述了办公室组成人员、竞选宣传方式、和选民接触的方式以及助选团募捐公告等等。
这个计划同时保证，所有活动在实施前必须先通过合法性审查。
为了确保每一项工作都是合法的，他们研究了大量的法律，“哪怕是贴海报，我们都要认真考虑，必须遵照《广告法》以及《市容管理办法》等规定做。”朱思昊说。
这个选举班底还决定以公开的方式参加选举——包括定期召开内部会议、与政府官员会面，并使用摄像机进行全程记录。
按照计划，他们将发动十位以上本届人大代表对舒可心进行提名，或者发动选区的选民为舒可心提名，争取进入正式候选人的名单；如两种途径行不通，则以自荐参选人的方式参加选举。
“助选办公室”的选招
办公室成立后，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9月26日，舒可心和朱思昊、聂鑫参加了“保护土地所有权”的研讨会，目的是学习有关土地使用权方面的知识，为随后即将开展的社区相关咨询储备知识。而在社区开展咨询，是“助选”办公室为扩大舒可心个人知名度、建立与社区选民良好互动关系的重要一环。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报道了业主为参选人大代表成立“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一事，办公室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
几天之后，王海表示他也将参选。“原来以为只是北京户籍的居民可以参选，适合的人选中，只有舒可心是北京户口。”后来，负责相关法律研究的朱思昊偶然发现，今年北京市的选举条例做了一个修正案，不具备北京户籍，但在北京居住的人员，亦可以参选。
10月22日，秀水社区的居民第一次听到了这件“新鲜事”——有人要自荐参选区人大代表。这是朱思昊到秀水社区做调查的成果。
下午3点多，朱从社区北边往南边走，发现这里的居民以老年人居多。看到院内有人聚在一起聊天，他就上去搭话、聊天，告诉他们：“有人想参选人大代表，想了解一下居民的生活问题。”
话刚出口，其中的一位老人警惕地问：“你哪个单位的？”
在获知他不代表政府后，老人很冷淡地说：“不是政府的，不管事。”并称“选举这东西和我没关系”。
而另外一位老人情绪挺激动：“这儿的老头老太生活没保障，每楼十几个，生活困难，养老保险没有，医疗费也不能报。”
朱思昊耐心地解释说，他们参选，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如果当选，会设一个代表办公室来接待选民反映问题。他还留下了联系方式，并允诺社区里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结果是，“他们挺高兴的，也很满意。”朱思昊说。
采用这种逐个攻破的方式，他向几十个居民作了参选宣传，尤其对社区内准备拆迁的三幢楼内的居民进行了推广。“在社区里，存在着‘舆论领袖’，他们接受宣传后，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这个“助选”办公室还有自己的竞选口号：“让每一个公民都投出真实而有效的选票，让每个公民都拥有自己权益的真正代言人。”
尴尬的选举班子
10月17日下午4点，舒可心到达北京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与主任王芳见面。
争取到这个面谈的机会，对他来说并不容易——4天前，聂鑫以“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的名义，与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接触。接待她的工作人员李丽表现得很谨慎，她说:“不清楚你们机构的性质，需要查明相关的法律。”
15日，李丽来电话告知，经过上级领导协商，17日下午约见舒可心，但希望由舒可心本人直接与主任王芳联系，而非通过助选办公室进行接洽。
但舒可心最终是和其办公室的两名成员——朱思昊和聂鑫一起来的，这让会谈的气氛一开始有些紧张。
“我们只接待你一个人，不会和你们的助选办公室发生任何联系。在中国，从没听说过公民参选，还带着自己的选举班子。”王芳说。
舒可心却坚持要以助选办公室的名义谈，“助选办公室不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任何一个团体或者组织，是我们探索的一种分工模式：由助选办公室帮助那些有才有志之士，进入政治领域。”
当与舒可心同行而来的一名摄像师准备拍摄时，主任王芳也立即叫来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拿出数码相机给舒可心等人拍照，并记下他们的姓名及其工作单位，输入电脑。
舒可心说：“刚开始，王芳主任甚至以为我要挑战中国法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后，双方的谈话气氛变得缓和了一些。“我想我们至少已与这位主任达成了初步共识。”舒可心说。
初次接触顺利，并未让舒可心感到乐观，事实上，能否与政府有效沟通和达成共识是舒可心参选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此外，为竞选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们还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之一是，他们想了解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的情况——查询114时，却被告知，“人大电话是保密电话”；而有关部门的解释是，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包括工作单位、职业、职务、家庭住址以及联系电话等都是个人隐私，非经代表本人同意，不得向外公布。
舒可心对此不解，大多数选民对于人大代表“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甚至是“不识其人，不知其名”，怎么能通过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呢？
他向记者表示，如果他竞选成功后，会成立一个以舒可心命名的人大代表办公室，每天定时接待来访公民，一天12小时开放，设立常设电话和电子信箱，接受咨询和投诉。
这位以房地产维权被人熟知的专家，手机几乎24小时都开着，除了朝阳园小区、北京市甚至全国各地的业主，经常慕名给他打电话咨询求助。
舒可心公共事务(选举)办公室成立之初，有明确的分工，法律研究方面由朱思昊负责，聂鑫负责新闻稿的发布，还有专人负责广告、日常记录等。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工作的开展，部分人员陆续退出。“计划工作时，说得很好；但落实到行动上，完成很差。”朱思昊把这些归结于“个人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现在，5名学生中只剩下他与聂鑫，所有的事情，都有待他们两人完成。“我们都在超负荷工作。”
这还远远不是他们面临的全部问题。
一个人嚷嚷的选举
“宣传有问题，资金有问题，人手有问题，处处都是问题。”聂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坦言相告。
其中，宣传是最敏感的环节。在与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主任王芳面谈时，她就再三强调，采用贴海报、发传单等类似的宣传手段，必须提前将相关情况向市委组织部、市管委通报，而且必须遵守《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规定。
“她希望我们不要进行很多宣传。大家没有习惯思维的事不要去做。不要挑战大家的惯性思维。”聂鑫说。
然而，没有必要的宣传，舒可心的名字将无人知晓，这个“度”如何把握着实让人为难。
助选办公室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资金。根据9月1日编制的第一次预算案，他们预计张贴三类海报共240张，每张成本6元；海报设计费用400元；制作2000个环保便民纸袋，每个成本约为3角。把雇佣工作人员的费用排除在外，仅仅在这些有形的宣传品花费上，就需要2440元。
9月12日，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助选团募捐公告》。但立刻有人提出，这种形式的募捐是否合法？因为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里，只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接受捐赠有规定，助选团并不在此范围内。
实际情况是，至今为止，助选办公室在网上公布的募捐账号中没有收到任何一笔募捐款。“如果募不到钱，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果没有钱在电视媒体上做宣传，就要挨家挨户地敲门进行宣传。”管理财务的聂鑫有点踌躇。因为资金问题，助选团已经调整了宣传计划，以降低成本。
不过，外界对于舒可心参选的关注和反应，仍然直接影响了一些人。
数天前，助选办公室出现了成立后的第一个志愿者，是一个叫丛立辉的女孩，曾在一家网站从事美工，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消息，觉得很有意义，就自荐做志愿者。丛立辉利用朋友关系，联系到沈阳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级美工，免费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海报。
与舒可心助选办公室联系密切的，湖南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之子姚遥，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大四学生，也计划参选。另据有关人士表示，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佟丽华已经对外宣称准备参选。
舒可心将自己的参选称为，“一个人嚷嚷的选举”。在他看来，坦白、诚实、知识、能力是竞选的砝码。舒可心的助理朱思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也许我们会失败，但参与的过程很重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选民了解到，他们手中的选票是有价值的，应当投给能够代表他们权益和声音的人。”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朝阳区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舒可心和他的办公室的出现不置可否。
10月25日，舒可心接到了选举委员会的电话，告知已经给他做了选民登记，获得选民资格的人，可以在11月18日之后接受候选人提名。
在这个仍处于争议中的助选办公室的大事记上，非常明显地标出了12月10日这一天——投票选举日。中国第一个助选办公室“试飞”的成败，将随着那一天的来临揭晓。
舒可心和他的民间选举事务办公室的经历，也许从某个角度揭示了中国竞选机制改革的前景
舒可心，男，44岁，中国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朝阳园业主委员会主任——他是北京市第一个自荐任物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并成功当选的业主，现在，他又以设立中国第一个民间选举事务办公室再度成为新闻人物。
一个特殊的“助选办公室”
舒可心的目标是：通过公开竞选，成为北京市朝阳区的人大代表。为此，他成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助选办公室”——“舒可心公共事务办公室”。
在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目前有两名大学生志愿者，21岁的朱思昊和聂鑫，均为北京广播学院三年级学生。从办公室成立起，他们一直承担着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朱思昊，是这个办公室最早的策划者之一。
“如果我们成功了，那将意味着开创一种专业化的选举模式。”朱思昊说，在国外，参选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参选涉及很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参选人亲历亲为将付出很高的社会活动成本，通过一个可行的方式降低成本，而且这种方式可以被复制，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到最大。
早在1998年，湖北省潜江教育局工作人员姚立法，首次以“自荐参选人”身份，成功当选为潜江市人大代表。今年5月，深圳市福田区人大换届选举中，深圳高级技工学校校长王亮，又一次以同样身份参选也获得了成功。正是这两起成功的先例，激发了舒可心们的参选热情。
朱思昊发现，今年正好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五年一届的选举年，于是他大胆提出了成立“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的设想。
7月20日，办公室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包括舒可心、“打假专家”王海、朱思昊、聂鑫等8人，其中5人都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在校学生。
王海的加入并非偶然。2000年，舒可心作为朝阳园业主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主持了业管委的一次会议，王海是嘉宾之一。会后，王海找到舒可心和一位律师，提出组建“三人维权小组”，三人一拍即合，很快便进入了正常运转。2002年这个小组参与了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修改，并因此成为当年“3·15”晚会最佳维权小组的5个提名之一。
当办公室成员们第一次坐到一起时，想到的第一问题是：不能像姚立法和王亮那样，以个人骑着自行车上街贴海报，或者给选民们写信的“笨方式”来竞选。
在一家名为“选举与治理”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个助选办公室的一整套完备的竞选推广计划。该计划不但解释了设立办公室的目的、性质，还对办公室职能范围进行了界定，并具体描述了办公室组成人员、竞选宣传方式、和选民接触的方式以及助选团募捐公告等等。
这个计划同时保证，所有活动在实施前必须先通过合法性审查。
为了确保每一项工作都是合法的，他们研究了大量的法律，“哪怕是贴海报，我们都要认真考虑，必须遵照《广告法》以及《市容管理办法》等规定做。”朱思昊说。
这个选举班底还决定以公开的方式参加选举——包括定期召开内部会议、与政府官员会面，并使用摄像机进行全程记录。
按照计划，他们将发动十位以上本届人大代表对舒可心进行提名，或者发动选区的选民为舒可心提名，争取进入正式候选人的名单；如两种途径行不通，则以自荐参选人的方式参加选举。
“助选办公室”的选招
办公室成立后，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9月26日，舒可心和朱思昊、聂鑫参加了“保护土地所有权”的研讨会，目的是学习有关土地使用权方面的知识，为随后即将开展的社区相关咨询储备知识。而在社区开展咨询，是“助选”办公室为扩大舒可心个人知名度、建立与社区选民良好互动关系的重要一环。
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报道了业主为参选人大代表成立“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一事，办公室开始受到媒体的关注。
几天之后，王海表示他也将参选。“原来以为只是北京户籍的居民可以参选，适合的人选中，只有舒可心是北京户口。”后来，负责相关法律研究的朱思昊偶然发现，今年北京市的选举条例做了一个修正案，不具备北京户籍，但在北京居住的人员，亦可以参选。
10月22日，秀水社区的居民第一次听到了这件“新鲜事”——有人要自荐参选区人大代表。这是朱思昊到秀水社区做调查的成果。
下午3点多，朱从社区北边往南边走，发现这里的居民以老年人居多。看到院内有人聚在一起聊天，他就上去搭话、聊天，告诉他们：“有人想参选人大代表，想了解一下居民的生活问题。”
话刚出口，其中的一位老人警惕地问：“你哪个单位的？”
在获知他不代表政府后，老人很冷淡地说：“不是政府的，不管事。”并称“选举这东西和我没关系”。
而另外一位老人情绪挺激动：“这儿的老头老太生活没保障，每楼十几个，生活困难，养老保险没有，医疗费也不能报。”
朱思昊耐心地解释说，他们参选，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如果当选，会设一个代表办公室来接待选民反映问题。他还留下了联系方式，并允诺社区里存在的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反映。
结果是，“他们挺高兴的，也很满意。”朱思昊说。
采用这种逐个攻破的方式，他向几十个居民作了参选宣传，尤其对社区内准备拆迁的三幢楼内的居民进行了推广。“在社区里，存在着‘舆论领袖’，他们接受宣传后，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这个“助选”办公室还有自己的竞选口号：“让每一个公民都投出真实而有效的选票，让每个公民都拥有自己权益的真正代言人。”
尴尬的选举班子
10月17日下午4点，舒可心到达北京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与主任王芳见面。
争取到这个面谈的机会，对他来说并不容易——4天前，聂鑫以“舒可心公共(选举)事务办公室”的名义，与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接触。接待她的工作人员李丽表现得很谨慎，她说:“不清楚你们机构的性质，需要查明相关的法律。”
15日，李丽来电话告知，经过上级领导协商，17日下午约见舒可心，但希望由舒可心本人直接与主任王芳联系，而非通过助选办公室进行接洽。
但舒可心最终是和其办公室的两名成员——朱思昊和聂鑫一起来的，这让会谈的气氛一开始有些紧张。
“我们只接待你一个人，不会和你们的助选办公室发生任何联系。在中国，从没听说过公民参选，还带着自己的选举班子。”王芳说。
舒可心却坚持要以助选办公室的名义谈，“助选办公室不是在民政部登记的任何一个团体或者组织，是我们探索的一种分工模式：由助选办公室帮助那些有才有志之士，进入政治领域。”
当与舒可心同行而来的一名摄像师准备拍摄时，主任王芳也立即叫来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拿出数码相机给舒可心等人拍照，并记下他们的姓名及其工作单位，输入电脑。
舒可心说：“刚开始，王芳主任甚至以为我要挑战中国法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流后，双方的谈话气氛变得缓和了一些。“我想我们至少已与这位主任达成了初步共识。”舒可心说。
初次接触顺利，并未让舒可心感到乐观，事实上，能否与政府有效沟通和达成共识是舒可心参选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此外，为竞选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们还遇到了很多困难。其中之一是，他们想了解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的情况——查询114时，却被告知，“人大电话是保密电话”；而有关部门的解释是，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包括工作单位、职业、职务、家庭住址以及联系电话等都是个人隐私，非经代表本人同意，不得向外公布。
舒可心对此不解，大多数选民对于人大代表“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甚至是“不识其人，不知其名”，怎么能通过人大代表反映问题呢？
他向记者表示，如果他竞选成功后，会成立一个以舒可心命名的人大代表办公室，每天定时接待来访公民，一天12小时开放，设立常设电话和电子信箱，接受咨询和投诉。
这位以房地产维权被人熟知的专家，手机几乎24小时都开着，除了朝阳园小区、北京市甚至全国各地的业主，经常慕名给他打电话咨询求助。
舒可心公共事务(选举)办公室成立之初，有明确的分工，法律研究方面由朱思昊负责，聂鑫负责新闻稿的发布，还有专人负责广告、日常记录等。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随着工作的开展，部分人员陆续退出。“计划工作时，说得很好；但落实到行动上，完成很差。”朱思昊把这些归结于“个人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差异”。现在，5名学生中只剩下他与聂鑫，所有的事情，都有待他们两人完成。“我们都在超负荷工作。”
这还远远不是他们面临的全部问题。
一个人嚷嚷的选举
“宣传有问题，资金有问题，人手有问题，处处都是问题。”聂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坦言相告。
其中，宣传是最敏感的环节。在与三里屯地区人大代表竞选办公室主任王芳面谈时，她就再三强调，采用贴海报、发传单等类似的宣传手段，必须提前将相关情况向市委组织部、市管委通报，而且必须遵守《北京市城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规定。
“她希望我们不要进行很多宣传。大家没有习惯思维的事不要去做。不要挑战大家的惯性思维。”聂鑫说。
然而，没有必要的宣传，舒可心的名字将无人知晓，这个“度”如何把握着实让人为难。
助选办公室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资金。根据9月1日编制的第一次预算案，他们预计张贴三类海报共240张，每张成本6元；海报设计费用400元；制作2000个环保便民纸袋，每个成本约为3角。把雇佣工作人员的费用排除在外，仅仅在这些有形的宣传品花费上，就需要2440元。
9月12日，他们在网上发布了《助选团募捐公告》。但立刻有人提出，这种形式的募捐是否合法？因为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里，只对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接受捐赠有规定，助选团并不在此范围内。
实际情况是，至今为止，助选办公室在网上公布的募捐账号中没有收到任何一笔募捐款。“如果募不到钱，只能自己掏腰包；如果没有钱在电视媒体上做宣传，就要挨家挨户地敲门进行宣传。”管理财务的聂鑫有点踌躇。因为资金问题，助选团已经调整了宣传计划，以降低成本。
不过，外界对于舒可心参选的关注和反应，仍然直接影响了一些人。
数天前，助选办公室出现了成立后的第一个志愿者，是一个叫丛立辉的女孩，曾在一家网站从事美工，无意中在网上看到消息，觉得很有意义，就自荐做志愿者。丛立辉利用朋友关系，联系到沈阳一家广告公司的高级美工，免费为他们策划了一系列海报。
与舒可心助选办公室联系密切的，湖南首位自荐当选的人大代表姚立法之子姚遥，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大四学生，也计划参选。另据有关人士表示，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佟丽华已经对外宣称准备参选。
舒可心将自己的参选称为，“一个人嚷嚷的选举”。在他看来，坦白、诚实、知识、能力是竞选的砝码。舒可心的助理朱思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也许我们会失败，但参与的过程很重要，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选民了解到，他们手中的选票是有价值的，应当投给能够代表他们权益和声音的人。”
记者从有关渠道了解到，朝阳区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一些工作人员对舒可心和他的办公室的出现不置可否。
10月25日，舒可心接到了选举委员会的电话，告知已经给他做了选民登记，获得选民资格的人，可以在11月18日之后接受候选人提名。
在这个仍处于争议中的助选办公室的大事记上，非常明显地标出了12月10日这一天——投票选举日。中国第一个助选办公室“试飞”的成败，将随着那一天的来临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