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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治财
贺治财命里就是说书的人，因为他干什么都挣不了钱，只有说书还能过日子。他20多岁追随陕北说书大师张俊功学说书，出师以后并不是就一门心思搞了“艺术”，社会上的杂事他都搞过，骑摩托车拉过人，开四轮拖拉机拉过货，甚至也干过非法的勾当，每一次行不通了他就只好回头说书。他曾经爱好赌博，不仅没有获得经济效益，反而赔了十几万，搞得几乎倾家荡产，从此戒了赌，摸牌的一双手位移到了三弦上面：“弹起三弦定准个音，众位明公请坐稳，今天我不把别的论，单说说前朝古代人。”说书虽然不能说他不爱好，但是几乎也是生活所逼。从来没有听到说书能把人说富的，最多能达到温饱和小康，贺治财要靠说书是“治”不了“财”的。
陕北说书源于乞讨，是一种乞讨的艺术，或者是艺术性的乞讨，而且是盲人的专利，虽然后来升格为老百姓的艺术，但毕竟还是苦命人的求生之道。到现在，说书的被称为书匠已经是高抬，到哪里都是说罢书，拿了工钱走人，不会被奉为上宾，更不会有追星族日夜等着签名。
但是随着陕北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政府需要古老文化装点、扮美的时候，书匠们的地位似乎也就提高一些了。于是，今年的正月十五，贺治财背着三弦，带着徒弟就上了榆林城老街的鼓楼来说书，这就接近了明星们的出场表演了。扩音设备早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准备好了，匠人们定定音、调调弦就能开言。实际上贺治财在榆林的星明楼上已经火了两年了，城里人都知道，正月间星明楼上有个横山的艺人说得一本好书呢！陕北说书起源于横山，横山艺人的腔调似乎更能代表陕北，更有独特魅力。老贺说书尤其底气十足，最适合人稠广众的场合。榆林老街上的阁楼众多，每个阁楼都有一班艺人在演出，春节演出的组织机构已经觉出了贫富不均，他们不希望火暴的过于火暴，冷淡的过于冷淡，今年他们要老贺为一贯冷淡的鼓楼加加温。贺治财悉听尊便，他知道人是认人的，不是认楼的。市民还是买他这张瘦干老脸的面子，鼓楼附近的交通于是出现了拥堵，老街被听书的人塞得满满当当。两辆小车开到人群中间，实在无法前行了，司机索性停下车专心听一段。
老贺这天带了两个徒弟，一个是刘建军，一个是小女孩李慧，刘建军为老贺弹三弦，李慧为老贺弹电子琴。这一天，师徒几人居然把闹秧歌的衣服热热闹闹穿了一身，增些节日的喜庆，也增些表演的氛围。现在的艺人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再不是那烂袄子一裹，老羊皮一披的样子了。老贺一手握两片木板，学名叫作“四片瓦”，碰得啪啪响，左胳膊一落就是两声，右胳膊一起就是三声，左右手上下一磕又是一声，四片瓦经老贺把玩竟然让人听得出神，竟然能和他模拟出的老音嫩调胶合得妥帖。站在话筒跟前，老贺说得眉飞色舞，说得手舞足蹈，他一开口，好像满脸就是一张口，又瘦又干的脸几乎不存在了。
鼓楼下听书的男女老幼们或者伸长了脖子仰望，或者低头细听细品，或者站直了身子、叉了腰，或者坐一个小板凳翘起二郎腿，听累的干脆圪蹴在地上手托腮帮——有的是丈夫带着老婆听，有的是女儿带着老娘听，有的是一家老小一起听。男人们听书各就各位，都保持一定距离，女人们听书是一个揽着一个的胳膊，一个攀着一个的脖子。人们听得一会皱了眉，一会呲牙笑。等到书板一落，老贺说一声：“说到搭价算完成。”人们还等着再听，老贺却说马上要到横山去赶另外一个场子，和大家后会有期，众人才满不情愿地缓缓散了。
52岁的老贺不仅学了张派的说腔，在创新意识上也秉承了师父的传统。传统的陕北说书不过是一个人手拿三弦或琵琶边弹边说，没有其他伴奏，也没有什么表演。到了张俊功那里，书匠有时候就和三弦分离了，而且又增加了其他乐器，增加了表演性的身形步态。那时候老贺除了给师傅弹三弦，还拉二胡、吹笛子、敲铜锣、击碰铃、打梆子，一个人摆弄五六种乐器。老贺出师以后，居然把电子琴也加入到说书乐器中来。爱赶新潮的他坦白说，到现在他都一直在学习，他害怕哪一天被时代淘汰了，那时候最后一个饭碗就要被砸掉了。老贺的认真是一般艺人比不了的，他要做到的是不管多长的书，从头到尾一个错误都不出，就像一个泥匠砌一堵高墙，一块砖都不能砌歪。他把民歌加入说书中间，常常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他把戏剧表演的动作加入说书中来，扮演不同人物的音容态度，无不惟妙惟肖。
现在陕北的说书艺人有近300人，老贺在这个圈子里是有声望的。去年的一次说书比赛，老贺的一个徒弟得了十佳艺人奖，另一个徒弟得了新人奖，老贺却什么也不是，艺人们为此闹乱了会场炒乱了营——老贺不进“十佳”竟然犯了众怒。老贺一直保持着自信，并不以获奖为念，他认为说得好不好，不在于你能不能进“十佳”，关键是要人们喜欢。
当那些历史演义、民间传说、才子佳人、绿林豪杰、神话故事的老书现在已经快要没人买单的时候，老贺只好以新书迎合大众，以前烂熟于胸的老书现在只能说全《白玉楼挂画》、《奇冤记》、《血墨记》、《劈山救母》等少数几个。人们的审美品味只在于热闹，甚至在于下流，这也是让老贺烦恼的事情。老贺虽然半生混迹社会，但毕竟不同于有的艺人，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传统的某种艺术尺度还在规范着他。
老贺到横山说书时换了一身行头，那是一身传统的立领黑色疙瘩襻布纽扣衫子，显得严谨整肃，人更显得清癯消瘦。横山的场子有当地政府官员在，老贺的书词就变成了自编的“主旋律”书词，他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书，这一点早就拿捏得恰到好处了。这种功夫都是生活逼出来的。老贺本人并不善于与人周旋，同行们觉得他有点不合群，每次说罢书，别人都是吆五喝六地喝酒打牌，他却一个人远避一边，一根一根地抽他的低档香烟，抽得瞌睡了一个人兀自睡去了。他最怕和领导一起吃饭，到了饭口他就说已经吃过了，却悄悄跑到街上喝一碗豆钱钱饭或者吃一老碗面。在戏里找角色，在生活中也找角色，这时候老贺的羞赧、自卑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与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区别。
老贺的徒弟说起来不少，现带的刘建军是个半盲人，腔口不算高妙，乐器不算精深，但是靠着苦练说一个月书也可以不打重版。他的手机是盲人专用手机，除过打电话，还可以查万年历用来批八字算命，最重要的是手机能录大量说书，既有师傅贺治财的，也有其他艺人们的。他白天黑夜在听、在学，平时说话都要带几句自编的书词，近乎走火入魔。刘建军的开场白一般是：“手弹三弦啪啦啦响，我盲人说书没有文章，说得不好大家原谅，歪歪好好就说一场。”
另一个徒弟是小女孩李慧，只有19岁，就是在说书大赛中得新人奖的。她入道不久，耳濡目染也会说几种小书，拿手的是劝世书《大小老婆》，说的是大小老婆争风吃醋抢老公的事情。说到这里，你看着她促狭的表情，保准会开心一笑。说书人中女性奇缺，最早的女艺人是韩起祥在延安开始培养的，而张俊功的女弟子则首次到山野庙会说书。女艺人能否大有作为不是师傅们说了算，恐怕最终取决于时代的风尚了。
鲁 锋
现在的陕北说书艺人当中，书词词工最硬、古书记得最多的人当推盲人鲁锋。鲁锋，横山高镇人，自从4岁时发了一次高烧，眼睛就坏了，只有微弱的光感，勉强能看到物体的大概轮廓。20岁的时候，鲁锋经名师指点学习说书，不久师从横山说书兼算命大师王学诗，开始了说书兼算命的生涯。这是陕北盲人的一个普遍出路。
我见到鲁锋是在横山政府宾馆，一起的朋友打通了鲁锋的手机，约他来宾馆说书，我吃了一惊，一个盲人，你不去接他，他怎么能摸得到宾馆？朋友说，他不是完全失明，况且大白天光线好，路又熟，没有问题。果然，不久鲁锋就到了。他和我想象中的盲人截然不同，腰并不深弯，手并不拄拐杖，身形甚至颇有挺拔之势。鲁锋长脸长鼻子，皱纹除了在眼角活动，还占据了鼻子的上半部分。他出生于1962年，算不上老，但皱纹使他的年龄增大了不少，有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导演居然把他称为老人家。他头上戴着假发，只是假发显得凌乱了些，而且身上的人造革皮衣很有些陈旧了，也许是他看不出衣服的陈旧，也许是日子过得有些紧巴。他将身上背着的三弦放下和大家攀谈起来，说着就开始咳嗽，我将水杯递到他跟前，他在空中抓了两下都没有抓着。他笑着说，家里的炕洞上不去烟，收拾炕洞被烟呛了嗓子。我有点过意不去，他说不影响说书。虽然嗓子被烟呛了，别人递烟他照抽不误。水喝好了，烟抽好了，鲁锋拉开口袋，取出三弦，要试一试音，不料大弦不知何时已经断掉了。他大概是很长时间没有说书了。好在宾馆有其他艺人的三弦，他不需要回家去取。鲁锋调好了弦音，摸索着将书板绑在左腿膝下。这个熟练的动作在他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按照老规矩，他右手应该绑一个麻喳喳用以和音的，但他没有带，后来不少人发现麻喳喳的使用对于录音很有影响，也就不多用了。
“林冲雪夜上梁山——”弦音落定，一句出口，鲁锋的唱词那样的苍凉、高远、厚重、古朴，长音拖得那样恰到好处，回转得又那样自然天成，那是漫长的苦寒岁月练就的腔口。我马上对于鲁锋刮目相看了。这是他打的一个小段：“孙二娘十字坡开酒店，诸葛孔明败在了五丈塬……孙悟空三盗芭蕉扇，关老爷月下斩貂蝉。”这是陕北说书的意识流，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就这样随便地摘取，自由地拼凑，说不准某一句会打动你，某一句会引发你的联想。小段的精彩在于它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鲁锋对于贪色的劝世书让你不得不频频回味：“白的是露水夫妻不久长，尽都是沉溺苦海水茫茫。休将那花容月貌当奇遇，交杯酒点点吃的迷魂汤。桃花面就是牛头和马面，杏子眼瞅得骨肉两分张。樱桃口能吞高楼与大厦，糯米牙嚼了田土又嚼房。杨柳腰比作绑人桩橛木，小金莲勾魂取魄见阎王……”这个十字腔的经典小段并非鲁锋专利，但是出自他的口，就是一种悲凉的力量，能把虚妄说透。
鲁锋是一个记忆的巨人，虽也略通盲文，但是他的老书全部得自师傅口授，无论是《杨家将》、《英雄小八义》，还是《五女兴唐传》、《金镯玉环记》，无论是《罗通扫北》、《绿牡丹》、《粉妆楼》，还是《薛仁贵征东》、《破孟州》、《汗巾记》，都完全地保留在记忆深处，就像一坛坛老酒深藏在鲜为人知的地窖里。一种功能消失，别的功能就要增强，盲人的听觉和记忆力一般能够优越于常人。我问鲁锋，最长的书能说多久，他说，能说七八天之久。这让我想到了新疆木卡姆，想到了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听到这么长的书，真正的大气磅礴、真正的回肠荡气大约都在长书中吧。
在我们谈天说地、欢喜交往的几天中，我发现鲁锋的口袋里装着一支录音笔，据说能录90多小时，有时候他说书前拿出来放在了录音状态。原来这是延安大学陕北民歌说书研究中心给他留下的，他们现在正在编一本《说书大全》，大部分的艺人们都找到了，也都录了音，其中鲁锋的说书数量最多，大大小小有200多种，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鲁锋在家中没事的时候一个人自言自语，自弹自唱，把自己的“库存”一点一点取出来。这种情况除了练习以外，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实在是太寂寞了。因为科研经费有限，鲁锋说书一个小时只能挣到20元钱，但是他没有嫌钱少，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对于陕北的意义。我相信，有些书如果鲁锋不说出来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能说出来了，那个巨大的宝库终究要失去它对后世的作用。
鲁锋的才华和他的落魄境遇是不相协调的，他文辞典雅的古书只有少数老年人和文化人愿意听、能听懂，古书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产生了距离，这种矛盾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凸显了，现在的情形可谓尤甚于前。于是，鲁锋面临的是无人邀请的尴尬境地，他被这个喧嚣的时代悬置了起来。偶尔有少量的活路，他也挣不了多少钱，一个三天的庙会他说五场书能挣300元左右，但是这样的好事一年中并不多。以前横山县有一个政府组织的曲艺队，里面有一些盲人书匠，由政府指定他们到某些地方说书挣钱。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职能变了，少了指令和计划，由盲人自己找钱挣，从此以后，盲人的生计成了问题。激烈竞争的时代打破了古老的规矩，明眼人说书者更受欢迎，他们形象好，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抢了盲艺人的饭碗。我突然想到，鲁锋戴假发大概是为了在舞台上表现一种好的形象吧。听说盲人们为生计还闹过几次事，但是终究不了了之。鲁锋没有闹事，他找到一个擅长物理机械的本家兄长，央求他给自己教授了修理缝纫机的方法，从此以后养家糊口主要靠修缝纫机。一个盲人修理缝纫机有点像天方夜谭。我问鲁锋怎么修，他说主要靠摸，当然要掌握机械原理，否则修不好。我觉得他有点像古代的庖丁，庖丁解牛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闭着眼睛也能操作。但是庖丁毕竟是明眼人，所以他比庖丁还强，他等于是从一开始就闭着眼的。鲁锋在横山的乡下几乎跑遍了，甚至还跑到周围的县去修理，客户们说他比明眼人还修得好。但是修一台缝纫机也不过挣一二十元钱，抛过路费剩不了几个钱，所以他要等某个村子或一条交通线路上的缝纫机坏了几台，才去修理。我担心有些人急着要用，不会硬等他的到来，除非是出于一种同情。一个更坏的情况是，现在即便是偏远农村，缝纫机也越来越少了，鲁锋的收入当然要每况愈下，成衣的世界，发展的时代又要将鲁锋抛却了。终究是痛苦的，难道要让鲁锋学电脑、学开车去不成？聪明、好学、肯吃苦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的。鲁锋另一个算命的本事偶尔也能派上用场，他说几年前延安有一个人专门请他去算命，他去了以后管吃管住，招待甚周。说到这里他有微微的满足和得意。我请他替我打上一卦，他算得居然八九不离十，看来真的有点道行。
在横山我和鲁锋见到了另一个年轻说书艺人，他说自己出场说书一天要挣3000元，也许他真的挣了钱，居然开了一辆破旧的小车，艺人中的暴发户模样。他为了联系说书的事宜，敢于和不同部门的领导联系、交往，落实说书经费。他说的书可谓行业书：交警队要宣传交通法规，他能说；移动公司要为手机做广告，他能说；政府要反法轮功，他能说；公安局要宣传戒毒，他也能说。与其说他是一个说书艺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政策宣传员、产品广告员。我对他说，你路子广，挣钱多，多带一带鲁锋，别一个人挣钱。他笑而不答。我知道他嫌鲁锋形象不适合搞宣传，做广告。但是鲁锋根本没有接我的话茬，更别说央求，他是一个乐天派，更是一个自由派，对于这样的合作似乎并不感兴趣，没有书说他宁肯修缝纫机。
古圣先贤传经布道，说书艺人讲说传奇，谁能真正影响世人？在蛮荒的陕北，艺人的传播之功、教化之力恐怕无人可以取代。听了鲁锋的书，尤其能感知到陕北民间各种观念中的精彩之处。它可以将人带到辽远的过去，接起和传统相连的某条线索，让人体味一个民族的生存履历。这样的人的存在是陕北的福气，这个社会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边缘化呢？
贺治财命里就是说书的人，因为他干什么都挣不了钱，只有说书还能过日子。他20多岁追随陕北说书大师张俊功学说书，出师以后并不是就一门心思搞了“艺术”，社会上的杂事他都搞过，骑摩托车拉过人，开四轮拖拉机拉过货，甚至也干过非法的勾当，每一次行不通了他就只好回头说书。他曾经爱好赌博，不仅没有获得经济效益，反而赔了十几万，搞得几乎倾家荡产，从此戒了赌，摸牌的一双手位移到了三弦上面：“弹起三弦定准个音，众位明公请坐稳，今天我不把别的论，单说说前朝古代人。”说书虽然不能说他不爱好，但是几乎也是生活所逼。从来没有听到说书能把人说富的，最多能达到温饱和小康，贺治财要靠说书是“治”不了“财”的。
陕北说书源于乞讨，是一种乞讨的艺术，或者是艺术性的乞讨，而且是盲人的专利，虽然后来升格为老百姓的艺术，但毕竟还是苦命人的求生之道。到现在，说书的被称为书匠已经是高抬，到哪里都是说罢书，拿了工钱走人，不会被奉为上宾，更不会有追星族日夜等着签名。
但是随着陕北这几年的经济发展，政府需要古老文化装点、扮美的时候，书匠们的地位似乎也就提高一些了。于是，今年的正月十五，贺治财背着三弦，带着徒弟就上了榆林城老街的鼓楼来说书，这就接近了明星们的出场表演了。扩音设备早有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准备好了，匠人们定定音、调调弦就能开言。实际上贺治财在榆林的星明楼上已经火了两年了，城里人都知道，正月间星明楼上有个横山的艺人说得一本好书呢！陕北说书起源于横山，横山艺人的腔调似乎更能代表陕北，更有独特魅力。老贺说书尤其底气十足，最适合人稠广众的场合。榆林老街上的阁楼众多，每个阁楼都有一班艺人在演出，春节演出的组织机构已经觉出了贫富不均，他们不希望火暴的过于火暴，冷淡的过于冷淡，今年他们要老贺为一贯冷淡的鼓楼加加温。贺治财悉听尊便，他知道人是认人的，不是认楼的。市民还是买他这张瘦干老脸的面子，鼓楼附近的交通于是出现了拥堵，老街被听书的人塞得满满当当。两辆小车开到人群中间，实在无法前行了，司机索性停下车专心听一段。
老贺这天带了两个徒弟，一个是刘建军，一个是小女孩李慧，刘建军为老贺弹三弦，李慧为老贺弹电子琴。这一天，师徒几人居然把闹秧歌的衣服热热闹闹穿了一身，增些节日的喜庆，也增些表演的氛围。现在的艺人们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再不是那烂袄子一裹，老羊皮一披的样子了。老贺一手握两片木板，学名叫作“四片瓦”，碰得啪啪响，左胳膊一落就是两声，右胳膊一起就是三声，左右手上下一磕又是一声，四片瓦经老贺把玩竟然让人听得出神，竟然能和他模拟出的老音嫩调胶合得妥帖。站在话筒跟前，老贺说得眉飞色舞，说得手舞足蹈，他一开口，好像满脸就是一张口，又瘦又干的脸几乎不存在了。
鼓楼下听书的男女老幼们或者伸长了脖子仰望，或者低头细听细品，或者站直了身子、叉了腰，或者坐一个小板凳翘起二郎腿，听累的干脆圪蹴在地上手托腮帮——有的是丈夫带着老婆听，有的是女儿带着老娘听，有的是一家老小一起听。男人们听书各就各位，都保持一定距离，女人们听书是一个揽着一个的胳膊，一个攀着一个的脖子。人们听得一会皱了眉，一会呲牙笑。等到书板一落，老贺说一声：“说到搭价算完成。”人们还等着再听，老贺却说马上要到横山去赶另外一个场子，和大家后会有期，众人才满不情愿地缓缓散了。
52岁的老贺不仅学了张派的说腔，在创新意识上也秉承了师父的传统。传统的陕北说书不过是一个人手拿三弦或琵琶边弹边说，没有其他伴奏，也没有什么表演。到了张俊功那里，书匠有时候就和三弦分离了，而且又增加了其他乐器，增加了表演性的身形步态。那时候老贺除了给师傅弹三弦，还拉二胡、吹笛子、敲铜锣、击碰铃、打梆子，一个人摆弄五六种乐器。老贺出师以后，居然把电子琴也加入到说书乐器中来。爱赶新潮的他坦白说，到现在他都一直在学习，他害怕哪一天被时代淘汰了，那时候最后一个饭碗就要被砸掉了。老贺的认真是一般艺人比不了的，他要做到的是不管多长的书，从头到尾一个错误都不出，就像一个泥匠砌一堵高墙，一块砖都不能砌歪。他把民歌加入说书中间，常常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他把戏剧表演的动作加入说书中来，扮演不同人物的音容态度，无不惟妙惟肖。
现在陕北的说书艺人有近300人，老贺在这个圈子里是有声望的。去年的一次说书比赛，老贺的一个徒弟得了十佳艺人奖，另一个徒弟得了新人奖，老贺却什么也不是，艺人们为此闹乱了会场炒乱了营——老贺不进“十佳”竟然犯了众怒。老贺一直保持着自信，并不以获奖为念，他认为说得好不好，不在于你能不能进“十佳”，关键是要人们喜欢。
当那些历史演义、民间传说、才子佳人、绿林豪杰、神话故事的老书现在已经快要没人买单的时候，老贺只好以新书迎合大众，以前烂熟于胸的老书现在只能说全《白玉楼挂画》、《奇冤记》、《血墨记》、《劈山救母》等少数几个。人们的审美品味只在于热闹，甚至在于下流，这也是让老贺烦恼的事情。老贺虽然半生混迹社会，但毕竟不同于有的艺人，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传统的某种艺术尺度还在规范着他。
老贺到横山说书时换了一身行头，那是一身传统的立领黑色疙瘩襻布纽扣衫子，显得严谨整肃，人更显得清癯消瘦。横山的场子有当地政府官员在，老贺的书词就变成了自编的“主旋律”书词，他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书，这一点早就拿捏得恰到好处了。这种功夫都是生活逼出来的。老贺本人并不善于与人周旋，同行们觉得他有点不合群，每次说罢书，别人都是吆五喝六地喝酒打牌，他却一个人远避一边，一根一根地抽他的低档香烟，抽得瞌睡了一个人兀自睡去了。他最怕和领导一起吃饭，到了饭口他就说已经吃过了，却悄悄跑到街上喝一碗豆钱钱饭或者吃一老碗面。在戏里找角色，在生活中也找角色，这时候老贺的羞赧、自卑和身份认同的焦虑与一个普通农民没有区别。
老贺的徒弟说起来不少，现带的刘建军是个半盲人，腔口不算高妙，乐器不算精深，但是靠着苦练说一个月书也可以不打重版。他的手机是盲人专用手机，除过打电话，还可以查万年历用来批八字算命，最重要的是手机能录大量说书，既有师傅贺治财的，也有其他艺人们的。他白天黑夜在听、在学，平时说话都要带几句自编的书词，近乎走火入魔。刘建军的开场白一般是：“手弹三弦啪啦啦响，我盲人说书没有文章，说得不好大家原谅，歪歪好好就说一场。”
另一个徒弟是小女孩李慧，只有19岁，就是在说书大赛中得新人奖的。她入道不久，耳濡目染也会说几种小书，拿手的是劝世书《大小老婆》，说的是大小老婆争风吃醋抢老公的事情。说到这里，你看着她促狭的表情，保准会开心一笑。说书人中女性奇缺，最早的女艺人是韩起祥在延安开始培养的，而张俊功的女弟子则首次到山野庙会说书。女艺人能否大有作为不是师傅们说了算，恐怕最终取决于时代的风尚了。
鲁 锋
现在的陕北说书艺人当中，书词词工最硬、古书记得最多的人当推盲人鲁锋。鲁锋，横山高镇人，自从4岁时发了一次高烧，眼睛就坏了，只有微弱的光感，勉强能看到物体的大概轮廓。20岁的时候，鲁锋经名师指点学习说书，不久师从横山说书兼算命大师王学诗，开始了说书兼算命的生涯。这是陕北盲人的一个普遍出路。
我见到鲁锋是在横山政府宾馆，一起的朋友打通了鲁锋的手机，约他来宾馆说书，我吃了一惊，一个盲人，你不去接他，他怎么能摸得到宾馆？朋友说，他不是完全失明，况且大白天光线好，路又熟，没有问题。果然，不久鲁锋就到了。他和我想象中的盲人截然不同，腰并不深弯，手并不拄拐杖，身形甚至颇有挺拔之势。鲁锋长脸长鼻子，皱纹除了在眼角活动，还占据了鼻子的上半部分。他出生于1962年，算不上老，但皱纹使他的年龄增大了不少，有一个比他大得多的导演居然把他称为老人家。他头上戴着假发，只是假发显得凌乱了些，而且身上的人造革皮衣很有些陈旧了，也许是他看不出衣服的陈旧，也许是日子过得有些紧巴。他将身上背着的三弦放下和大家攀谈起来，说着就开始咳嗽，我将水杯递到他跟前，他在空中抓了两下都没有抓着。他笑着说，家里的炕洞上不去烟，收拾炕洞被烟呛了嗓子。我有点过意不去，他说不影响说书。虽然嗓子被烟呛了，别人递烟他照抽不误。水喝好了，烟抽好了，鲁锋拉开口袋，取出三弦，要试一试音，不料大弦不知何时已经断掉了。他大概是很长时间没有说书了。好在宾馆有其他艺人的三弦，他不需要回家去取。鲁锋调好了弦音，摸索着将书板绑在左腿膝下。这个熟练的动作在他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回了。按照老规矩，他右手应该绑一个麻喳喳用以和音的，但他没有带，后来不少人发现麻喳喳的使用对于录音很有影响，也就不多用了。
“林冲雪夜上梁山——”弦音落定，一句出口，鲁锋的唱词那样的苍凉、高远、厚重、古朴，长音拖得那样恰到好处，回转得又那样自然天成，那是漫长的苦寒岁月练就的腔口。我马上对于鲁锋刮目相看了。这是他打的一个小段：“孙二娘十字坡开酒店，诸葛孔明败在了五丈塬……孙悟空三盗芭蕉扇，关老爷月下斩貂蝉。”这是陕北说书的意识流，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就这样随便地摘取，自由地拼凑，说不准某一句会打动你，某一句会引发你的联想。小段的精彩在于它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鲁锋对于贪色的劝世书让你不得不频频回味：“白的是露水夫妻不久长，尽都是沉溺苦海水茫茫。休将那花容月貌当奇遇，交杯酒点点吃的迷魂汤。桃花面就是牛头和马面，杏子眼瞅得骨肉两分张。樱桃口能吞高楼与大厦，糯米牙嚼了田土又嚼房。杨柳腰比作绑人桩橛木，小金莲勾魂取魄见阎王……”这个十字腔的经典小段并非鲁锋专利，但是出自他的口，就是一种悲凉的力量，能把虚妄说透。
鲁锋是一个记忆的巨人，虽也略通盲文，但是他的老书全部得自师傅口授，无论是《杨家将》、《英雄小八义》，还是《五女兴唐传》、《金镯玉环记》，无论是《罗通扫北》、《绿牡丹》、《粉妆楼》，还是《薛仁贵征东》、《破孟州》、《汗巾记》，都完全地保留在记忆深处，就像一坛坛老酒深藏在鲜为人知的地窖里。一种功能消失，别的功能就要增强，盲人的听觉和记忆力一般能够优越于常人。我问鲁锋，最长的书能说多久，他说，能说七八天之久。这让我想到了新疆木卡姆，想到了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听到这么长的书，真正的大气磅礴、真正的回肠荡气大约都在长书中吧。
在我们谈天说地、欢喜交往的几天中，我发现鲁锋的口袋里装着一支录音笔，据说能录90多小时，有时候他说书前拿出来放在了录音状态。原来这是延安大学陕北民歌说书研究中心给他留下的，他们现在正在编一本《说书大全》，大部分的艺人们都找到了，也都录了音，其中鲁锋的说书数量最多，大大小小有200多种，而且这还只是一部分。鲁锋在家中没事的时候一个人自言自语，自弹自唱，把自己的“库存”一点一点取出来。这种情况除了练习以外，对于一个艺人来说实在是太寂寞了。因为科研经费有限，鲁锋说书一个小时只能挣到20元钱，但是他没有嫌钱少，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对于陕北的意义。我相信，有些书如果鲁锋不说出来恐怕永远都不会有人能说出来了，那个巨大的宝库终究要失去它对后世的作用。
鲁锋的才华和他的落魄境遇是不相协调的，他文辞典雅的古书只有少数老年人和文化人愿意听、能听懂，古书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产生了距离，这种矛盾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凸显了，现在的情形可谓尤甚于前。于是，鲁锋面临的是无人邀请的尴尬境地，他被这个喧嚣的时代悬置了起来。偶尔有少量的活路，他也挣不了多少钱，一个三天的庙会他说五场书能挣300元左右，但是这样的好事一年中并不多。以前横山县有一个政府组织的曲艺队，里面有一些盲人书匠，由政府指定他们到某些地方说书挣钱。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职能变了，少了指令和计划，由盲人自己找钱挣，从此以后，盲人的生计成了问题。激烈竞争的时代打破了古老的规矩，明眼人说书者更受欢迎，他们形象好，善表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抢了盲艺人的饭碗。我突然想到，鲁锋戴假发大概是为了在舞台上表现一种好的形象吧。听说盲人们为生计还闹过几次事，但是终究不了了之。鲁锋没有闹事，他找到一个擅长物理机械的本家兄长，央求他给自己教授了修理缝纫机的方法，从此以后养家糊口主要靠修缝纫机。一个盲人修理缝纫机有点像天方夜谭。我问鲁锋怎么修，他说主要靠摸，当然要掌握机械原理，否则修不好。我觉得他有点像古代的庖丁，庖丁解牛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闭着眼睛也能操作。但是庖丁毕竟是明眼人，所以他比庖丁还强，他等于是从一开始就闭着眼的。鲁锋在横山的乡下几乎跑遍了，甚至还跑到周围的县去修理，客户们说他比明眼人还修得好。但是修一台缝纫机也不过挣一二十元钱，抛过路费剩不了几个钱，所以他要等某个村子或一条交通线路上的缝纫机坏了几台，才去修理。我担心有些人急着要用，不会硬等他的到来，除非是出于一种同情。一个更坏的情况是，现在即便是偏远农村，缝纫机也越来越少了，鲁锋的收入当然要每况愈下，成衣的世界，发展的时代又要将鲁锋抛却了。终究是痛苦的，难道要让鲁锋学电脑、学开车去不成？聪明、好学、肯吃苦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有用的。鲁锋另一个算命的本事偶尔也能派上用场，他说几年前延安有一个人专门请他去算命，他去了以后管吃管住，招待甚周。说到这里他有微微的满足和得意。我请他替我打上一卦，他算得居然八九不离十，看来真的有点道行。
在横山我和鲁锋见到了另一个年轻说书艺人，他说自己出场说书一天要挣3000元，也许他真的挣了钱，居然开了一辆破旧的小车，艺人中的暴发户模样。他为了联系说书的事宜，敢于和不同部门的领导联系、交往，落实说书经费。他说的书可谓行业书：交警队要宣传交通法规，他能说；移动公司要为手机做广告，他能说；政府要反法轮功，他能说；公安局要宣传戒毒，他也能说。与其说他是一个说书艺人，不如说他是一个政策宣传员、产品广告员。我对他说，你路子广，挣钱多，多带一带鲁锋，别一个人挣钱。他笑而不答。我知道他嫌鲁锋形象不适合搞宣传，做广告。但是鲁锋根本没有接我的话茬，更别说央求，他是一个乐天派，更是一个自由派，对于这样的合作似乎并不感兴趣，没有书说他宁肯修缝纫机。
古圣先贤传经布道，说书艺人讲说传奇，谁能真正影响世人？在蛮荒的陕北，艺人的传播之功、教化之力恐怕无人可以取代。听了鲁锋的书，尤其能感知到陕北民间各种观念中的精彩之处。它可以将人带到辽远的过去，接起和传统相连的某条线索，让人体味一个民族的生存履历。这样的人的存在是陕北的福气，这个社会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边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