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杨克炎先生赠我其所藏游寿先生论书手札《书法新认识》复件，我捧读再三，不禁潸然。
　　此信围绕《吊比干文》的书者和书风而展开论述，由此信中，游寿先生之治学崇尚与书学思想亦初见端倪。
　　游寿先生在此信中言：
　　拓跋魏迁洛之举，是中国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民族史上一次大联合。我们读北史，当时虽统一了北方，实是非常混乱。所以孝文（拓跋宏，即元宏）决（定）移都历代文化中心的洛阳。由于移风易俗不是轻而易举的……而必须要有文教号召。正如《尚书》盘庚为了迁都的《诰誓》，所以有《吊比干文》。隋唐以前立碑多无书丹者姓名，而这篇却定为崔浩书，本来只是传说，所以康有为便定为崔浩书。孝文迁洛，既是历史上大事，而太和迁洛在496年，太和二十年，相去已是46年了。以康有为是近代有名的政论者，大概并不看史书。在近代，《广艺舟双楫》是一般人论书学的依据，而有此大错，实是憾事。
　　由于近代文物考古兴盛，北朝碑帖有所发现，如辽宁之李贤墓志，及大兴安岭嘎仙洞拓跋魏太平真君四年祭祖摩崖，可证北朝初期北魏书风，朴拙犷悍，存汉隶之意。从孝文迁洛之后，改拓跋为元，于是元魏诸贵族墓志盛行，又洛阳造像题名，多自相似矣。阮元先生之北碑南帖之论有所改正。不久前有少数人忽然攻击乾嘉学派……反对乾嘉考证。幸亏此说并不流行。如果乾嘉学派写孝文迁洛，决不会不看北史、崔浩和孝文的年代了。
　　由上述可知，游寿先生治学崇尚，先生论书，常将碑帖作品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考量，例如孝文迁洛，游寿先生以盘庚迁殷作比，对于北魏初期书风，又以《李贤墓志》与《嘎仙洞石室祝文》作比，而非仅仅论及碑帖本身，这固然与先生所学专业及师承（先生师承胡小石先生，为“金石书派”第三代传人）有关，但也可从中窥及乾嘉学派之遗风。
　　游寿先生治学严谨，反对不经考证，就信口开河的文风和学风，即使是对康有为，游寿先生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吊比干文》为崔浩所书，是错误的。由此可见游寿先生的史学素养。游寿先生认为，中国书法是依赖文字生长的，所以会书法的，必以多读书为内在力量。先生推许“退笔千枝，不如读书万卷。”
　　游寿先生此信作于1989年2月4日，在日期处，先生还钤印了自己的名章，以示郑重，也许是觉得不甚佳，又在下面空白处钤印了一次。
　　1989年至今，已近三十年，而游寿先生业已垂翼远逝二十余年了，正如东坡诗中所云“大木百围生远籁，朱弦三叹有余音”，清风流响，遗韵长存！
　　2017年2月18日于粟末樓头瑾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