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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女儿班上有38名学生，选择‘课后330托管班’的只有3个;全年级差不多400名学生，参加的总共不到40人。”王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她的孩子在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重点小学的五年级就读。
每天下午三点半，大小“神兽”们就会从学校“出笼”， 但家长们还没有下班，甚至还需要“996”式加班。因此，“课后三点半”使得校外培训班成为很多家庭的“刚需”。每天三点半的小学门口，都会有各个培训机构的老师举着牌子，用超市购物车装满学生们的书包，把一队一队的孩子接去辅导班上课。
为了解决孩子放学和家长下班的时间差，早在3年前，海淀区就开始推行“课后330托管服务”。以王婷女儿所在的学校为例，不仅基本免费（或收取少量教具费用）自愿参加，还会安排丰富的课程内容，比如绘画泥塑、音乐体育、STEM科学、历史地理通识……但是，主要是以兴趣培养为主，不允许再进行学科类的教学和辅导。
但是，这样的好事却一直叫好不叫座。王婷说，越到高年级，参与的学生比例越小。“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参加应试性学科类培训;即使是那些选择素质教育培训的家长，也是希望能考级、能比赛、有成果，而学校托管班就真的只是培养兴趣。”她说。
“老师也挺愁的，不停地沟通家长，甚至暗示要不就报个名，外面有课可以请假。因为海淀教委对各个学校是有考核的，希望参与课后托管的学生达到一定比例。但好像各个学校参与的学生都不多，尤其是重点校。”王婷说。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屡出重拳，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尤其是近年来非常火爆的K12（从幼儿园到12年级即高中）和在线教育领域。
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20个省区市针对教培行业进行了专项整治行动和出台新的监管政策。尤其是针对学龄前（0～6岁）和学科类的校外辅导班，以及虚假宣传、诱骗消费者、超纲超前教学、学员低龄化等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进行了力度空前的强监管。
在“宇宙补习班中心”、北京“鸡娃最前线”的海淀黄庄，过去常常出现的堵车长龙，现在确实少见了许多。记者实地走访了黄庄核心区的银网中心、海淀文化艺术大厦、高思理想大厦等，各大培训机构设在这里的一般都是“示范校区”，名师也最多，因此很多家长会跨区到这里上课。
但现在却是另一番景象。以银网中心为例，除了兴趣类培训机构还在正常运营之外，很多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室都空了出来，门外的通知显示：“正在等待检查和相关部门的复课通知”。
一位培训机构校区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1月北京大兴疫情发生之后，海淀区的线下班就几乎都停课了，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线下培训的严格监管要求，从疫情防控到消防安全，从教师资质到资金管理，先机构自查，再等待相关部门审查，批准才能复课。
“海淀区已经分6批允许了几十个教学点恢复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但黄庄区域还一个都没有获批。感觉少儿英语就别想了，K12的学科辅导也悬。”该负责人表示。
记者也采访了几位学生家长，他们表示，线下班停课之后，机构会劝转线上课，而且给优惠。但如果坚持退费，也基本上都能退掉。“现在教委监管很严的，不退费你打教委电话举报，马上就退。”一位家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婷的女儿原本在学而思上課，线下班停课之后就转为了线上，但王婷觉得效果很不好。一是伤眼睛，二是孩子经常走神。数位家长都对此表示赞同：“线上课更多是无奈之举，如果有条件，还是希望上线下课。”
“一些培训机构的老师已经开始在私下组织小班，三五个孩子一起或者1对1，但费用大大提高了。”王婷说，培训机构的大班课一般150～300元一节，而3～5人的小班则要400～600元，1对1基本都要千元左右起步。不过，王婷说，身边上1对1的孩子越来越多。“效果确实好，但价格也确实贵，肉疼。”她说。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间，在线教育培训机构从辅导老师凤毛麟角迅速膨胀到从业者十几万。去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向社会发布的新职业中，他们也有了名字：“在线学习服务师”。
如果算上各类线下校外培训机构，数量更为庞大。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课外辅导学生规模超过1.37亿，辅导机构教师规模达700万～850万。
他们中的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更加难以监管的“地下游击队”？海淀黄庄或许会变得静悄悄，但推动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解决好校外教育的难题，一方面应该对培训机构加强监管，令其规范运营，避免无序竞争;另一方面，可能也要推出政策“组合拳”。
7月2日，北京市教委对外透露，今年暑假期间，北京市将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的托管服务，适当收取费用，但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此前，上海、武汉等多地也曾试点过类似的爱心托管班。
“真是好事，家长微信群里反映特别强烈，都在叫好。大家都觉得政府和学校组织这种托管太给力了，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大问题。但是这样老师们假期就不能休息了，真的太辛苦了。”王婷说。
但当记者问她会不会给女儿报名，王婷说：“对于低年级真的特别好，但我们可能就不参加了，因为要小升初了，这个暑假很重要，我还是想让她补一下语数英。另外，还要参加花样游泳集训、英语夏令营、机器人挑战赛，她还特别想和同学一起去学马术，没时间了。”
家长们为何对应试性学科类培训有如此执念？两个字似乎可以回答：焦虑。但这焦虑从何而来呢？
“一共40张扑克牌，两人轮流抽，每次可以抽1到5张，抽到最后一张牌的人则输掉游戏。如果让你先抽，抽几张能保证自己一定赢？”王婷说，这是一道小学四年级的学而思数学练习题，“我们以为这种题目，四年级的孩子怎么做得出来？但就有孩子能答对。如果你是家长，你不焦虑？勤能补拙，我们孩子自己想不出来，那就参加补习班。”
比较“佛系”的梓舒爸爸三年级才开始给儿子报学科类的培训班，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他看到暑期班用的教材，直接崩溃了。
“一年级的时候，其他家长有提醒过我，说不从一年级开始上的话，会跟不上的。我当时不相信，小学那点儿东西有什么跟不上的。结果现在感觉脸被打得啪啪响。”梓舒爸爸说，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文言文，感觉至少是中学水平了;英语练习题上的单词长得让人头皮发麻;有些数学应用题，985大学毕业的梓舒爸爸也不会做，只能在网上偷偷找答案。
但是，梓舒同班的孩子有些已经考过了KET（剑桥英语入门考试，要求掌握1500个词汇，比新课标小学阶段多了一倍，相当于中考词汇量要求）。虽然梓舒也在上外教1对1的英语课，但重点放在了口语上而不是应试。至于语文和数学，梓舒爸爸向其他家长取经后得到的“秘籍”倒是很简单：“如果孩子不是天才，那就刷題。”
“学识素养的提升是个长期过程，但考分的提高肯定是有捷径的。我和梓舒妈妈也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靠考上好大学，从小地方来到北京扎下根。我们是不反对应试教育，而且像我们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也没能力让孩子真的‘随遇而安’。但就是觉得有点儿早，孩子这么小就开始拼，不忍心。”梓舒爸爸说。
这种超前、超纲教育，自然会造成家长们不必要的焦虑。而在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家长群里，又经常能见到“别人家的孩子”，焦虑就又加深了。
在教育部门针对K12校外培训和在线教育的整治中，超前超纲教学一直是一大重点，也是屡禁不止的“老大难”问题，而且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因为很多家长选择课外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超前超纲，以跑到其他学生前面。
“现在的家长都不是怕输在起跑线，而是怕自己没有抢跑，还没到起跑线就要加速，典型的‘电影院效应’。”但自认为清醒的梓舒爸爸，还是让儿子加入了“刷题大军”。
王婷也认同，现在孩子们的竞争太早太激烈，很可能适得其反。但现实也很残酷。
王婷和先生都是做影视行业的。“我们俩都没上过好大学，过去这个行业学历都不高。但现在我们公司，也包括其他公司，给明星拎包做助理的都是英国回来的海归硕士，父母花了几百万培养他们，但一个月也就拿几千块薪水。他们同学差不多也这样，所以干得还挺踏实。你说现在文凭这么贬值，如果不挤进名校，怎么和别人竞争。”王婷说。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71万所，在校生2.89亿人，其中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
另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而1978—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家长们焦虑，老师们也被裹挟其中，进退两难。
“校内教育和校外培训本来应该是正餐和零食的关系，但现在好像校外培训已经有些喧宾夺主。有家长一年会花几十万报课外班，除了语数英学科类的，还要上各种文体特长的班，孩子忙得白天在学校上课都打蔫儿。”黄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黄颖是北京市丰台区一所普通小学的语文老师，因为这所小学不是“牛小”，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买不起千万起步的海淀西城学区房，那就多花一点儿钱给孩子报辅导班，也不至于输在起跑线。
黄颖说，经常有家长咨询她上辅导班的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深知超前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现实中，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校外培训班的作用应该更多体现在拓宽知识面、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兴趣。但现在很多培训班为了‘提分’，就是超前教学，一年级学二年级，二年级学三年级，这会对校内教学造成很大影响，尤其小学低年级。那些提前学了的学生在课堂上就比较活跃，而没学过的就会有些自卑。”黄颖说。
“家长们不会看几本书和读一些公众号文章就自己给孩子看病，但他们会非常自信地自己为孩子制订学习计划。”黄颖说，每次被家长询问意见，她都会回答：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孩子意愿。
在黄颖看来，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这一场长跑，也确实就是家庭之间的“军备竞赛”。“但没有家长愿意在最早阶段就认输。”她说。
上课外班的学生和家长走出电梯
黄颖也表示，线下辅导班监管收紧之后，很多家长开始选择1对1家教或者自己攒小班。
“对校外培训采取一刀切的‘硬着陆’方式，会产生一系列连锁问题，而且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储朝晖也发现，这段时间，当一些地方关停了校外培训机构之后，1对1家教就开始快速增加，而1对1家教的点更多、面更广，比培训机构更加无序，更加不规范，治理难度也更大。而对于家长来说，支付的费用更高，业务水平却参差不齐，这并不是治理方和家长想要的结局。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Macquarie Research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2023年，中国私人家教市场规模将从2019年的6191亿元人民币增长近一倍，达到1.1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830亿美元）。
“对校外培训的治理，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减少培训需求，从根本上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提分’的需求。当然，这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是改评价体系，从单一到多元;二是尽量实现学校之间的均衡和提高学校的效能。”储朝晖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婷、梓舒、黄颖均为化名）
每天下午三点半，大小“神兽”们就会从学校“出笼”， 但家长们还没有下班，甚至还需要“996”式加班。因此，“课后三点半”使得校外培训班成为很多家庭的“刚需”。每天三点半的小学门口，都会有各个培训机构的老师举着牌子，用超市购物车装满学生们的书包，把一队一队的孩子接去辅导班上课。
为了解决孩子放学和家长下班的时间差，早在3年前，海淀区就开始推行“课后330托管服务”。以王婷女儿所在的学校为例，不仅基本免费（或收取少量教具费用）自愿参加，还会安排丰富的课程内容，比如绘画泥塑、音乐体育、STEM科学、历史地理通识……但是，主要是以兴趣培养为主，不允许再进行学科类的教学和辅导。
但是，这样的好事却一直叫好不叫座。王婷说，越到高年级，参与的学生比例越小。“很多家长还是希望参加应试性学科类培训;即使是那些选择素质教育培训的家长，也是希望能考级、能比赛、有成果，而学校托管班就真的只是培养兴趣。”她说。
“老师也挺愁的，不停地沟通家长，甚至暗示要不就报个名，外面有课可以请假。因为海淀教委对各个学校是有考核的，希望参与课后托管的学生达到一定比例。但好像各个学校参与的学生都不多，尤其是重点校。”王婷说。
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海淀黄庄可以静悄悄了吗？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屡出重拳，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尤其是近年来非常火爆的K12（从幼儿园到12年级即高中）和在线教育领域。
据记者的不完全统计，2021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超过20个省区市针对教培行业进行了专项整治行动和出台新的监管政策。尤其是针对学龄前（0～6岁）和学科类的校外辅导班，以及虚假宣传、诱骗消费者、超纲超前教学、学员低龄化等社会反响强烈的问题，进行了力度空前的强监管。
在“宇宙补习班中心”、北京“鸡娃最前线”的海淀黄庄，过去常常出现的堵车长龙，现在确实少见了许多。记者实地走访了黄庄核心区的银网中心、海淀文化艺术大厦、高思理想大厦等，各大培训机构设在这里的一般都是“示范校区”，名师也最多，因此很多家长会跨区到这里上课。
但现在却是另一番景象。以银网中心为例，除了兴趣类培训机构还在正常运营之外，很多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教室都空了出来，门外的通知显示：“正在等待检查和相关部门的复课通知”。
一位培训机构校区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1月北京大兴疫情发生之后，海淀区的线下班就几乎都停课了，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线下培训的严格监管要求，从疫情防控到消防安全，从教师资质到资金管理，先机构自查，再等待相关部门审查，批准才能复课。
“海淀区已经分6批允许了几十个教学点恢复线下培训和集体活动，但黄庄区域还一个都没有获批。感觉少儿英语就别想了，K12的学科辅导也悬。”该负责人表示。
记者也采访了几位学生家长，他们表示，线下班停课之后，机构会劝转线上课，而且给优惠。但如果坚持退费，也基本上都能退掉。“现在教委监管很严的，不退费你打教委电话举报，马上就退。”一位家长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婷的女儿原本在学而思上課，线下班停课之后就转为了线上，但王婷觉得效果很不好。一是伤眼睛，二是孩子经常走神。数位家长都对此表示赞同：“线上课更多是无奈之举，如果有条件，还是希望上线下课。”
“一些培训机构的老师已经开始在私下组织小班，三五个孩子一起或者1对1，但费用大大提高了。”王婷说，培训机构的大班课一般150～300元一节，而3～5人的小班则要400～600元，1对1基本都要千元左右起步。不过，王婷说，身边上1对1的孩子越来越多。“效果确实好，但价格也确实贵，肉疼。”她说。
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过去4年间，在线教育培训机构从辅导老师凤毛麟角迅速膨胀到从业者十几万。去年7月，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向社会发布的新职业中，他们也有了名字：“在线学习服务师”。
如果算上各类线下校外培训机构，数量更为庞大。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中小学辅导机构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课外辅导学生规模超过1.37亿，辅导机构教师规模达700万～850万。
他们中的一部分会不会变成更加难以监管的“地下游击队”？海淀黄庄或许会变得静悄悄，但推动教育培训行业健康发展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解决好校外教育的难题，一方面应该对培训机构加强监管，令其规范运营，避免无序竞争;另一方面，可能也要推出政策“组合拳”。
7月2日，北京市教委对外透露，今年暑假期间，北京市将由各区教委组织面向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学生的托管服务，适当收取费用，但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此前，上海、武汉等多地也曾试点过类似的爱心托管班。
“真是好事，家长微信群里反映特别强烈，都在叫好。大家都觉得政府和学校组织这种托管太给力了，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大问题。但是这样老师们假期就不能休息了，真的太辛苦了。”王婷说。
但当记者问她会不会给女儿报名，王婷说：“对于低年级真的特别好，但我们可能就不参加了，因为要小升初了，这个暑假很重要，我还是想让她补一下语数英。另外，还要参加花样游泳集训、英语夏令营、机器人挑战赛，她还特别想和同学一起去学马术，没时间了。”
超前超纲教育
就能培养出学霸？
家长们为何对应试性学科类培训有如此执念？两个字似乎可以回答：焦虑。但这焦虑从何而来呢？
“一共40张扑克牌，两人轮流抽，每次可以抽1到5张，抽到最后一张牌的人则输掉游戏。如果让你先抽，抽几张能保证自己一定赢？”王婷说，这是一道小学四年级的学而思数学练习题，“我们以为这种题目，四年级的孩子怎么做得出来？但就有孩子能答对。如果你是家长，你不焦虑？勤能补拙，我们孩子自己想不出来，那就参加补习班。”
比较“佛系”的梓舒爸爸三年级才开始给儿子报学科类的培训班，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他看到暑期班用的教材，直接崩溃了。
“一年级的时候，其他家长有提醒过我，说不从一年级开始上的话，会跟不上的。我当时不相信，小学那点儿东西有什么跟不上的。结果现在感觉脸被打得啪啪响。”梓舒爸爸说，语文教材中有大量的文言文，感觉至少是中学水平了;英语练习题上的单词长得让人头皮发麻;有些数学应用题，985大学毕业的梓舒爸爸也不会做，只能在网上偷偷找答案。
但是，梓舒同班的孩子有些已经考过了KET（剑桥英语入门考试，要求掌握1500个词汇，比新课标小学阶段多了一倍，相当于中考词汇量要求）。虽然梓舒也在上外教1对1的英语课，但重点放在了口语上而不是应试。至于语文和数学，梓舒爸爸向其他家长取经后得到的“秘籍”倒是很简单：“如果孩子不是天才，那就刷題。”
“学识素养的提升是个长期过程，但考分的提高肯定是有捷径的。我和梓舒妈妈也都是‘小镇做题家’出身，靠考上好大学，从小地方来到北京扎下根。我们是不反对应试教育，而且像我们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也没能力让孩子真的‘随遇而安’。但就是觉得有点儿早，孩子这么小就开始拼，不忍心。”梓舒爸爸说。
这种超前、超纲教育，自然会造成家长们不必要的焦虑。而在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家长群里，又经常能见到“别人家的孩子”，焦虑就又加深了。
在教育部门针对K12校外培训和在线教育的整治中，超前超纲教学一直是一大重点，也是屡禁不止的“老大难”问题，而且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因为很多家长选择课外培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超前超纲，以跑到其他学生前面。
“现在的家长都不是怕输在起跑线，而是怕自己没有抢跑，还没到起跑线就要加速，典型的‘电影院效应’。”但自认为清醒的梓舒爸爸，还是让儿子加入了“刷题大军”。
王婷也认同，现在孩子们的竞争太早太激烈，很可能适得其反。但现实也很残酷。
王婷和先生都是做影视行业的。“我们俩都没上过好大学，过去这个行业学历都不高。但现在我们公司，也包括其他公司，给明星拎包做助理的都是英国回来的海归硕士，父母花了几百万培养他们，但一个月也就拿几千块薪水。他们同学差不多也这样，所以干得还挺踏实。你说现在文凭这么贬值，如果不挤进名校，怎么和别人竞争。”王婷说。
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教育事业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3.71万所，在校生2.89亿人，其中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
另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而1978—2019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
买不起千万学区房，
就花几十万给孩子报辅导班
家长们焦虑，老师们也被裹挟其中，进退两难。
“校内教育和校外培训本来应该是正餐和零食的关系，但现在好像校外培训已经有些喧宾夺主。有家长一年会花几十万报课外班，除了语数英学科类的，还要上各种文体特长的班，孩子忙得白天在学校上课都打蔫儿。”黄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黄颖是北京市丰台区一所普通小学的语文老师，因为这所小学不是“牛小”，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想法：买不起千万起步的海淀西城学区房，那就多花一点儿钱给孩子报辅导班，也不至于输在起跑线。
黄颖说，经常有家长咨询她上辅导班的问题，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深知超前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现实中，这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校外培训班的作用应该更多体现在拓宽知识面、增加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兴趣。但现在很多培训班为了‘提分’，就是超前教学，一年级学二年级，二年级学三年级，这会对校内教学造成很大影响，尤其小学低年级。那些提前学了的学生在课堂上就比较活跃，而没学过的就会有些自卑。”黄颖说。
“家长们不会看几本书和读一些公众号文章就自己给孩子看病，但他们会非常自信地自己为孩子制订学习计划。”黄颖说，每次被家长询问意见，她都会回答：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孩子意愿。
在黄颖看来，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这一场长跑，也确实就是家庭之间的“军备竞赛”。“但没有家长愿意在最早阶段就认输。”她说。
黄颖也表示，线下辅导班监管收紧之后，很多家长开始选择1对1家教或者自己攒小班。
“对校外培训采取一刀切的‘硬着陆’方式，会产生一系列连锁问题，而且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储朝晖也发现，这段时间，当一些地方关停了校外培训机构之后，1对1家教就开始快速增加，而1对1家教的点更多、面更广，比培训机构更加无序，更加不规范，治理难度也更大。而对于家长来说，支付的费用更高，业务水平却参差不齐，这并不是治理方和家长想要的结局。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Macquarie Research发布的数据显示，预计2023年，中国私人家教市场规模将从2019年的6191亿元人民币增长近一倍，达到1.1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830亿美元）。
“对校外培训的治理，最根本、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减少培训需求，从根本上减少家长和学生对‘提分’的需求。当然，这需要系统性的改革。最重要的一是改评价体系，从单一到多元;二是尽量实现学校之间的均衡和提高学校的效能。”储朝晖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婷、梓舒、黄颖均为化名）